常识视野中的鲁迅、胡适、民国

                                2017. 6. 4

             李俊华

【按】徜徉在泸沽湖畔时就有了写此文的冲动，因此游玩中时时会有一种恍惚和沉郁不能自拔。只好耐着性子。回来后把那书又翻了一遍才动笔。而游泸沽湖的游记，则只好暂时撇一边了。

2500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清楚地写明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起源于个人，个人才是国家的源头”。也就是说，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等复合词来代替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替，被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所借用。这一点，傅国涌先生在他的《史想录》里写得很清楚。他说，比如你到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对方立刻会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噎一边去了。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人。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使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对此，胡适说得更加直白，他一再告诫青年，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然后再有了国家。

如今，众多的抽象复合词依然铺天盖地、越俎代庖地代表着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人民、阶级、群众、党、组织等等。由于我们作为群体总是被他人所代表，而作为个人我们又什么都不是，我们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空气 。疑惑中，我们把目光转向鲁迅，转向胡适，我们才发现，其实鲁迅也无法代表我们，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不一样。于是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了民国。

上个世纪前期的民国是什么样子？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傅国涌先生回答记者问的话，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电视剧里的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常识是，一个范畴内集中了最好和最坏两个极端判断，那么其中任何一方想否定对方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可以断定，这个范畴内一定具有多元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我更清楚，探究历史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当然理解傅先生所说的深刻含义。但为了免遭左派朋友质疑，我还是先替傅先生回答“最坏”的劣迹：民国时期的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民国好在哪里呢？

说好处太笼统不行，有溢美嫌疑。所以冷静思考，那个年代传媒相对落后，而最能展示国家风貌、民意民生的，全靠报纸、电台、杂志，而且不能由官方统一操控，舆论必须是自由的。有此前提，文化人的话语权、生存等才最具代表性。也正因此，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境遇，就是那个时代的风向标，而《申报》、《大公报》等报纸驰名中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旧可以说，一个时代，文化人的言论自由程度，就是这个国家民众的自由度、幸福指数、尊严的总合。

民国特质或说风采，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温和的普世价值。即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也有张爱玲的风韵，沈从文的格调，与蒋光慈的激烈。然而经过百年沉淀，在民国年间，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世纪之交时，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则是胡适的世纪，此话有道理。然鲁迅、胡适各自代表了什么？

客观说，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精神家园；胡适给我们提供的是普世价值，两者属于不同的纬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个始终微笑，两座高山，两种不同的价值倾向。

傅国涌先生说：鲁迅在我心中是文学的鲁迅，胡适在我心中是文明的胡适，思想的胡适。有人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傅先生说，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关于鲁迅，过去的官媒颂歌已不胜枚举，不必絮言。简言之，鲁迅的最主要的成就是文学，他的语言，他的作品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在1927～ 1936的最后九年间，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绍兴男人住在租界里，过着优哉游哉的写字生涯。他生病要看日本医生，买书也是到日本朋友的内山书店。他的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两万元人民币。鲁迅从没有过激烈的抗日语言、主张，却也从没有人质疑鲁迅的亲日态度。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思想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允许反对党派存在，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胡适不太用理论说话，他喜欢用常识说话。

在我们过去的话语圈里，胡适是被妖魔化为“奴颜婢膝的美国走狗”。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一贯是笑眯眯的胡适在报纸上痛骂国民党“反动”时的金刚怒目。甚至到了台湾，胡适也敢于当面对老蒋说：总统，你错了！这种胆魄，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哪个有？唯一敢的梁漱溟也被领袖骂了个狗血淋头，从此万民噤声。所以，胡适、鲁迅能够在那“白色恐怖”里，直抒胸襟，伸张正义，就说明了那个制度的宽松，这就是常识。

严格说，胡适、鲁迅都是反对派的角色。不同的是，鲁迅在于尖刻批评；胡适在批评之余尚瞩目于渐进式制度改良。那个时代里，鲁迅被认为是深刻的，胡适被认为是浅白的。但是，在胡适浅白的中，却包含着人类最深刻、最质朴的道理。

鲁迅是狷狭的，以至于他死前不久还在说“一个都不宽恕”。而被鲁迅痛骂的公众人物，不仅从未回嘴反击，还能对鲁迅持平和宽容的态度。如梁实秋、陈西滢、叶公超都给鲁迅以极高评价。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回击鲁迅，骂的很难听，胡适写长信批评苏雪林。鲁迅死后，许广平找胡适，就出版《鲁迅全集》请其帮忙。胡适鼎力相助，使得该书得以出版。

胡适有他的缺陷和失败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当着很多人的面，胡适热泪长流。他清楚，他一生致力推行的和平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失败了，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这一点，胡适的绝望和鲁迅的恐惧是共同的。鲁迅曾对好友，也是中共高官的冯雪峰说过，你们的革命胜利时，我是第一个要逃跑的。这说明，一贯支持革命的鲁迅也深知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

鲁迅的许多文章被选进教科书而世人皆知。但其中打错了板子的却不被人所知，例如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把“左联五烈士”的死斥为国民党对文学青年的残杀。其实五烈士的死与文学无关，他们是死于党内的政治谋杀，死的也不仅是五个，而是二十四个。据今人考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被“选”为最高领导人，因为选举程序混乱，遭到党内许多人拒绝。党内重要活动家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不合党章的全会精神。当他们在租界举行秘密会议时全部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并在半月后被杀。现在有充足证据证明，是王明的中央给租界巡捕房告密，借刀杀人杀害了自己同志。

而这些鲁迅全然不知……。

前面说到杨杏佛、史量才、李、闻被暗杀暴露了国民党的独裁残暴。事情确实有些吊诡。靠武力、暗杀并没有起到震慑效果，从那以后，报纸舆论的监督力度一如既往，即使到了1947年的内战正酣之时，舆论的自由发声依旧。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报纸发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历数老蒋大舅哥的种种无能、劣迹。傅斯年对报社说，我的稿子一个字都不能改！果然只字未动。然后，傅斯年又连发两文，继续抨击宋子文。半月后的3月1日，宋子文辞职下台。而我们伟人棋高一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让千百万文化人闭口禁言，从此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做顺民，这远比暗杀的子弹震慑而持久。李劼所谓“相比于毛泽东的挥毫泼墨、诗词文章、尤其令胡适都赞不绝口、极具煽惑力的白话文来说，老蒋可以算得是没文化了，然正是因为老蒋的没文化，才是民国人士的福气所在”（大意）。愚笨的老蒋，到死都没有学会他的对手那高超的给文化人戴枷锁、把五亿农民牢牢捆缚在土地上、即使饿死几千万、也丝毫没有揭竿而起的任何可能的出神入化天才手腕。毛、蒋孰优孰劣一望而知。

那时有战乱，有恐怖，可是无论胡适还是鲁迅，身边都聚拢了大批仰慕他们的青年学生。那时的学生是热情的、激进的，他们敢于以胡适、鲁迅这样没有官职、却时时批评政府的文人为师，就是环境宽松的体现。也与二人关心、提携年轻人、诲人不倦有关。胡适把每周日设为接待日，在家中接待不同阶层的人，共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许多刚刚踏进文学之门的青年求教于鲁迅，请鲁迅帮助改稿子、投稿。这点于今天大不同：今天的年轻人，与思想者稍一接触，立刻退避三舍，或大叫“你格局太大，我等跟不上”；或默不作声、悄然离去。他们太顾忌自己前途、仕途了，他们的敏感和利益的权衡使得精神层面一片空白。六、七十前的年轻人的激情、为国家担当的思想探索，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个人利益的小九九就是学历、聪明、智慧的全部。

我们都曾为鲁迅周围的“白色恐怖”忧心。鲁迅自己也说过，国民党不喜欢他，但是国民党从没有动过他。鲁迅好友曹聚仁也说“鲁迅在1927年后的安全始终没有问题”。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几天后的葬礼有近万人参加，许多被他骂过的人送来挽联。与他素无交往的孔祥熙也送来挽联，高度赞扬鲁迅。

鲁迅有幸生活在一个最适合他生存的时代。他的成就、影响在同时代文人中无人能比。他的生荣死哀也是以后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给予的。而鲁迅与毛泽东也恰如一对知己君臣，都能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对方。鲁迅说过革命胜利时，会第一个逃跑。毛泽东也在1957年在上海会见赵丹、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时，回答了好友、翻译家罗稷南的提问：鲁迅活着会怎样？毛平静答道：他或者识趣不说话，或者关在牢里还要写……。

也许，李慎之对鲁迅、胡适的认知最有代表性：这位1923年生于无锡，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的青年，是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的最年轻的老革命之一。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长期供职于新华社国际部，是1957年毛泽东点名的极右分子。说到年轻时对鲁迅的崇拜和对胡适的轻蔑，他说，鲁迅好在哪里？你看‘窗外，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样天才的语言谁能写得出来！胡适绝对不会这样写，徐志摩也不会，这就是鲁迅，是他独一无二的语言。

走过了几十年坎坷路，晚年的李慎之对制度性思考有了突破性探索、深思。他终于发现，年轻时的选择是走入了歧途。他说，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终于发出“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重提自由主义。正是李慎之发出“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清醒、理性之声。

就是这样，晚年的李慎之还是“每年数次”被邓小平请进中南海，倾听他的治国理念。对李慎之的执政党和平转型的意见，邓虽不能接受，然终能耐心听之，已属可贵了。

                                                  201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