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无知 傅国涌 金庸

2017. 5. 12

                                       李俊华

说来有趣：我这个从没有看过一本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得知傅国涌先生要来西安的“知无知”文化空间讲金庸，居然乐不可支，马上决定，一定要去。

当然，想一睹傅国涌先生学识、风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自从在《随笔》上经常读到傅国涌谈民国史、近现代史文章后，就常痴呆呆地遐想，写出如此深刻老道的文章，作者一定是位久经风雨、饱读诗书的老先生。后来不经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介绍才得知，他才是1967年生人、比我小11岁的“小年轻”顿时吃一惊，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虽然也充满好奇和期待，但又觉得，傅先生乃杭州才子，哪有机会北行呢。却不想“知无知”给我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知无知”文化空间是由北大法学博士、由高校辞职的前终身副教授谌洪果老师创办的一个文化企业。它的名称取自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智慧拷问。我为其定位为，一个“让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飞翔”（威尔第的歌剧《纳布克》主题曲）的辛勤耕耘者。成立不到两年却已经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作家、艺术家在此讲座，在古城的影响日益扩大。

5月11日傍晚，我匆匆赶到了雁塔西路的“知无知”。虽然提前到了，但是比我提前到的人更多，傅先生签售版的书籍已经所剩不多，幸好还有我事先选中的《史想录》，于是先抓过一本再掏钱……然后赶紧找个座位坐下，边浏览这书，边期待着傅先生的到来。

忽然，周围的寒暄声略有提高，我一抬眼就看到了刚走进来的傅国涌先生，高高的个子，憨厚的微笑。他随和地与大家打着招呼，于是大家纷纷与他合影、签名。

讲座准时开始。他的讲座主题是“江山与江湖 金庸的世界”。傅先生的讲述很灵活，并不刻板地照搬“年表式”的叙述。对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两岸四地的格局都是随着他的感性描述，有感而发，信手拈来。这种讲述反而生动、有趣。傅先生首先道出，在金庸的思想、情感世界里，写武侠小说只是他的副业，是他“玩”的事业。金庸自己也多次告诫大家“别当真”，他全力以赴的还是他的“报业帝国”，那是他的生命所在、精神支柱。金庸在最初创办《民报》、在他最擅长的社评中就以“香港无宝，自由是宝”为标题，言简意赅地陈述了言论自由对开化民智、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谁都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民报》，却在1962年的大陆饥民逃港风潮中一举登上香港闻名的大报行列。

1962年，大陆饥荒严重，饿殍遍野。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不忍百姓坐等饿死，他给深圳边防哨卡下令，开放边界，允许饥民进入香港逃生。但是港英当局却因地狭、难以接纳不断涌入的饥民为由，把逃港饥民围困在深圳与香港交界处的梧桐山一带的山上，准备遣返。金庸在反复纠结、思考后，终于给他的《民报》记者们下达任务，全力采访、报道饥民疾苦，呼吁社会支援。并协助慈善组织、有爱心市民，为饥民送吃喝用品，衣被等。这期间，《民报》大量刊发饥民、以及各界声援饥民、抗议遣返政策等消息，为迫使当局改变遣返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民心。虽然开放边界只进行了20天就被取消，却拯救了30万濒死的大陆饥民。这期间，《民报》发行量大幅攀升，成为香港有影响的大报。

我因为历来对武侠小说不屑一顾，因此对金庸如何撰写小说不很在意。但是傅先生的叙述还是有声有色，妙趣横生。他说金庸先生自1955年开始以记者身份写武侠，写好了发给其他报纸连载。1959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民报》，小说连载有了保证。他把白天用于写小说，晚上闭门写社评。到1972年武侠小说封笔，共成书15部。

按照金庸的人生履历，傅先生着重讲述了金庸的报刊业的成长奋斗史。特别是金庸对言论自由的重视、倾心。以及他追随祖国统一大业中一些难以回避的迷茫和痛苦。金庸的一腔爱国心天地可鉴，可是因为主持公论，不偏不倚，却还被香港一些左派报纸骂为汉奸。但他还是我行我素，主持公道和正义。

金庸虽身在香港，他却是一个“大中华”主义者，力主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在许多大事上与祖国保持一致。但如何统一，他却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中国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但一定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香港的四小龙地位的确立，更充分证明，香港的自由主义是其发展、崛起的重要保障。有了自由主义，国计民生才有保障。1963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形势紧张，陈毅元帅提出“宁可当掉裤子也要造核武器”。还有的说“中国人宁可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等一些很“霸气”的话。一时间，大陆弥漫着一股气吞山河的壮烈气氛。

但是以今天的理性、冷静视角看，大约无权无势的人可以说那些很霸气的话，因为他无权，所有的霸气都需要他个人的骨气和力量买单。而手握大权的人却只能用无辜臣民的生命、财产、幸福来兑现自己的霸气。往小了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大了说，这是不恤民生的豪赌。若是我们善意地反问：是你宁愿不要裤子、宁愿饿死，还是你宁愿让百姓饿死、不要裤子？于是金庸以民生为重，发出“宁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第一次对只顾造核子不恤民生的做法说了“不”，并引发了《民报》与数家报纸论战。然而金庸的文章只能为香港人所知，大陆人完全不知道这些。文革浩劫开始，金庸密切关注大陆动向，经常预测大陆政治走向。虽然这种预测并无多少科学性，然而金庸的预测却常常准确。比如对如日中天的林彪、江青的崛起，金庸的预测则截然相反，却连连猜中，一时传为美谈。金庸却谦逊地把这些归于他熟读《资治通鉴》读出的规律。可是我们也看到，有的人自诩读了多少遍《资治通鉴》，可是却连最基本的常识“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也没读懂，岂不贻笑大方。当林彪红得发紫时，军报上出现了“海军战士给林副主席表忠心”时，金庸警告，林彪太跋扈了，当心死无葬身之地！因为“皇帝都是不喜欢太子的”。眼看文革暴虐要摧毁数千年文明、道德，他写了“只要毛主，不要民主”，表达了他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的苦闷。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这支笔，为民呼号，抨击浩劫。

改革开放让金庸兴奋异常，他全力支持邓小平改革，为两岸四地地经济发展奔走出力。他多次访问大陆，每次都得到最高礼仪规格的接待。

但是，傅国涌先生讲到当金庸先生亲耳聆听到邓小平谈到国家体制走向的决绝话语时，我还是听出了在傅先生惜字如金的缓慢叙述中，金庸的迷茫、苦恼。我相信，这种情绪肯定感染了傅先生，也感染了我……。

讲座结束了。人们纷纷走上前，有祝贺，有签名，有合影。我也鼓鼓勇气上前与傅先生合了影。我对傅先生说：傅老师，我和年轻读者不同，我没有看过一本金庸小说，但是《随笔》上你的文章，我都读过了……

望着傅先生憨厚的笑容，我又想起了2010年12月我发在加拿大“五柳村”网站的文章《历史观与常识》。我在文中谈到了世纪之交前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改滞后，“很多当年热切欢呼中国第二次解放的人，开始患上了集体失忆症，越来越自做多情地怀念起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来…..但我知道，有的过来人却拒绝失忆，比如徐有渔、朱学勤、王小波、傅国涌。他们都有着丰富深刻的学理，但我却宁愿相信，他们能写出那麽感人肺腑的好文章，凭的不单单是学理，凭的是良心良知常识。这是他们不迷信、不迷失方向的主要动因”！

承蒙“五柳村”版主陶老先生的厚爱 ，我的文章被保存在显著位置达七个月之久，令我欣慰。

今天，我这观点依然没有改变。

                 ------完-----

 2017. 5. 12～5.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