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题 三 则.

                                                             2016. 11. 15

                          李俊华

读书是个很痛苦的事，所以一定是少数人喜欢的……

九年前，在陕西卫视的“开坛”节目录制现场，第一次见到哲学家王东岳先生，立刻被先生睿智的语言、犀利的谈锋所折服。他直言不讳说：读书是个很痛苦的事，所以一定是少数人才喜欢的事：谁见过猴子狗熊一边读着书一边还自得其乐的样子？因为人也是动物嘛！先生固然是调侃，但是却严肃地指出了读书、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并非是个多么潇洒、风光的事，反而是一个挺艰辛的、容不下一点儿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艰苦事。

当然，读书是快乐还是辛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即林语堂先生所言：读书，只有那种没有功利目的的读书，才是真快乐、真享受的读书。

朱学勤先生说得更加透彻：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的精神阅读史，对方的所有便一目了然了——哈！精神阅读史，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深刻的标识，它不仅要求阅读，更有思考。

而且，读书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在文化专制、没书可读的时代，我们饥不择食，什么书都读，见什么书读什么书。今天不同了，知识爆炸，书籍泛滥，我们就必须有选择地读书，因为我们不可能读尽天下所有书、通晓天下所有事。有个说法很有道理：现在不是知道该读什么书，而是要知道什么书不该读、必须舍弃。与其读那些立论平庸、泛泛如白开水一般的书，不如省下时间来思考、提升和扩展思想深度。

有人说，文学注定与贫困为伍，这话不无道理。虽说读书未必以文学为主，但是痴迷文学的人一定是爱读书的人。贫困中人们渴望在精神世界中求得慰藉，以此减轻窘迫生活的痛苦。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而文学却日益式微。尽管有人打出了“文学依然神圣”的口号，但是对这个口号应者寥寥就已经说明了文学这个明日黄花的结局。三十多年前，我们很容易就在《十月》《当代》等订阅者中找到痴迷的文学青年。可是如今看看各单位收发室，诺大的工厂还有几本订阅的文学刊物？三年前，当我看完了获得诺奖的《蛙》后，很想找个人聊聊书中人物，却一直未能如愿。往昔那种闻听有获奖文学作品，大家就蜂拥寻找、趋之若鹜的现象，再也没有了。

尽管今天读书、思考、振兴国学的话题常被媒体津津乐道。但那也只是文化快餐的绚丽包装而已。我却在心有戚戚中感觉到了读书人在减少、越来越少。思想的荒漠化在扩展，整个民族的低智化在加速蔓延。能够进行思想交流、探索的更少。甚至年轻时代一些小有名气的爱读书的人，随着年龄增长，却基本不读书、更不思考了。这说明，媒体鼓噪是一回事，大环境却严格封杀说真话却是不争的事实。肉麻的捧臭脚、没头脑的洒狗血可以甚嚣尘上，却没有说真话的生存空间，稍有异质思想就立刻被禁，甚至在民众中也被视为异类而孤立。在社会大众层面，可以顺理成章接受强迫和服从，却拒绝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可以不动脑子地大段背诵昔日谎言日报的华丽口号、大而无当的空洞语录，却绝不肯思考这些玩意和亲历过的事实哪里沾边儿？当然物质生活的富足也造成了忙于享受日益奢侈的生活，却再也没精力顾及这些“不打粮食的事”，

悲戚之余想起了近四十年前，一个出差来的同乡朋友住在厂招待所。那时还没有电视。为了帮他打发枯燥的时间，我把从同事那里借来的一本当时被视为禁书的残破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悄悄借给了他，他如获至宝一样把书藏掖着回了招待所。岂料第二天早晨他就哭丧着脸来说，书被同屋住的一个人偷走了，我闻听大怒。好在朋友把那偷书人登记住宿的信息抄了下来。那段时间，我无数遍咬牙切齿地诅咒着那人信息：宝鸡机务段……想有朝一日一定找他单位，揭露他的盗窃行径。可是，时间久了，那名字也随着时过境迁的忿恨淡化、谅解而忘记了。几十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同情了那个盗书者：当年，他为了偷一本书，要悄悄早起、要卷走书而不被书主人发觉；要步行奔走近两个多小时，才能坐上火车返回宝鸡……真难为了这偷书人。

今天，哪儿还有这号偷书人啊！

思想者，一定和胆魄为伴

有人常批评中国读书人少。也难怪，纵然出版业发达，书的种类也还丰富，但是在一个总强调服从、强调保持一致的大环境里，服从的获利显然大大优于读书，沉默也肯定比思想更安全。譬如在事实面前，我们能默许谎言，因为组织是要求我们以服从为主，这是造成社会愚民化、低智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尽管文化专制肆虐，也还是有不畏强权，敢于发声的社会良知在拒绝服从、彰显独立思想的探索带给我们以希望和力量。

陕西一位著名文化学者，主持一份省级大报纸副刊多年，并经常在电视节目中做些热点事件评论，其清晰严谨的逻辑令我佩服。于是我就经常浏览他的博客，发现他还是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仗剑侠士，与我的观点颇多吻合，一时间，我很有一种“相识恨晚”的知音感觉，于是就经常对他的博文跟帖支持、讨论。最近，我在北京的一位好心同学发来一信息说：北京的党员开会了，传达上级指示：任何人不准在公开场合批评诋毁某某同志，违者必给与纪律处分。我莞尔一笑，把它原样复制发给这位老学者，并在最后加了一句话“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同学：无忧！我不是党员；如果某天咱小百姓也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议论其是非功过，我自己就把喉管割了”。老学者很快回复：把你电话、地址发来，给你寄一本我刚出版的书。数日后收到书，我按照快递上的电话打了过去表示感谢。老学者爽朗说：我因为身份的关系，有些话我不能说，但我绝不说假话！一起聊了近十分钟，畅快怡然。

我对老学者的勇气胆魄敬佩之至。

我觉得我与老学者心有灵犀处，就在于读书重在明史，所谓的“后顾前瞻”，要对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有个清晰的是非判断；更需要对国家的大致走向心里有数。虽然也知道于事无补，但依旧不掩饰自己的态度。这才是对国家、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否则我们真的对不起读过的书、消耗掉的脑细胞。

数年前的一天，我在高新厂区餐厅吃饭，电视屏幕上正播出金正日死亡的消息。桌对面一个中年人夸夸其谈，但是一谈及执政者的误国，这不年轻的年轻人撂出一句，某某的错误，咱们这代人没资格说，得让后人去评价。我不禁冷笑：当代的事情？自己都糊里糊涂不清楚，后人如何清楚？再者，当代的是非评判都留给后人，司马迁写《史记》岂不是吃饱撑的！他眨眨空洞无物的大眼睛，坚定地说，政治无对错！我毫不迟疑反驳说，不对！政治有对错，朝鲜的政治和美国的政治，谁错谁对？政治没有对错？我们何不继续搞阶级斗争？何苦要改革开放，还不是已经意识到了错误而改弦易辙！

想想《红楼梦》里贾政训斥宝玉的话：终是不读书之过；或如钱钟书所言：过去搞愚民政策，不让百姓受教育，现在教育普及，只让百姓受某一种教育……

前几年我在某网站发帖，版主提醒我，文学，还是远离政治。我嗤之以鼻，心想，两千多年前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过“安有丈夫学文不达于政事哉”就鲜明点出了为文者与政事的关系。

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风波中，我的一位好友情陷其中，在厂里贴出了激烈的声援学生、抨击暴行的大字报。后来得知，那时他已经准备好了洗漱用具和简单行囊，随时准备“进去”所幸jiang还算清醒，不愿充当别人偷牛他拔桩的替罪羊角色，及时采取外紧内松对策，朋友因此躲过一劫。我问朋友，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做人就是要敢于表达自己爱憎，如果连这一点都要畏首畏尾，那我们读书、敬仰的古今贤者、义士风范何用？岂不是读到了狗肚子里了！连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都不敢表白，不敢坚持，太委屈自己了吧！

我由衷敬佩！读书为何？不过就是要培养自己那一腔“浩然之气”，使自己活得更像自己，更有人的尊严，而不是脑内空空、只会跪拜在伪人神龛前祷告颂圣！

我以为，读书后的思考，要以逻辑、常识为坐标，而不是用权力、组织等灌输给我们的调子重复，那样只会养成服从的奴性，让本来就没有思想的脑子蜕变成鹦鹉学舌的嘴巴。那些至今说话还左顾右盼、言不由衷的人，也并非都是胆子小，而主要是对历史的混沌模糊，对国家乃至世界缺乏大方向的判断。中国已经回归国际社会，昔日那种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的暴政早已被国际社会所不齿。而且这些年法制建设还是有些微的进步，虽很小也应予肯定。再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再也不可能大步倒退，倒回到闭关锁国、隔绝国际社会地步，那是不可想象的。再愚钝的执政者也要顾及国际正义力量的威慑、压力，谁也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当无法无天的孤家寡人。

毕竟，我们和朝鲜不一样了！

政治，并非谁都扛得起的话题

首先我得申明：如果我们的制度是清明的政治制度，就根本用不着我一小民唠叨了。因为我对政治无兴趣，特别是这种糟烂的专制制度无兴趣，硬说这是兴趣，我就只好说，这只是对其不满的发声，而绝不是什么兴趣。因为对制度弊端衍生出的善恶、香臭较量我不能视而不见。在我看来这不是热衷政治，只是本能，是一种面对邪恶的本能反应，也是检验一个人的逻辑、良知的本能。

世界上总是有些很吊诡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制度最诡谲的国度，总有人说“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云云。中国人民有政治生活吗？我以为，官媒口中的“政治生活”其实是两部分，在上层为权术，在下层的民间只有服从——一个只能歌颂、不准批评的国家，它的政治的同义词就是服从！假话盛行，真话封杀，民众一切以服从、以保持一致为特点的，是算政治？还是算生活？

可是在大洋彼岸，在那个政治制度最先进最具典范意义的国家，政治从来不和生活搀和，政治没有首选，没有必须。人们有权选择不爱国，厌弃政治。自由的人民总是在漫不经心中揶揄政治、抨击“黑暗”，直到把在职总统和实习女生的那点儿绯闻都拉到法庭质证并现场直播。面对对这样的国家制度，我们的反腐，真的再羞于说出口。

经验、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政治清明的国家，百姓才有权和政治保持距离，因为在百姓利益面前，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同样不敢伸手；而专制制度下，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在权力所及的范畴里攫取、蚕食百姓利益，百姓怨气怒气所折射出的，都是政治糟烂的恶果，你想避开也避不开、躲不掉。我们更须明白，反腐力度再大也算不得政绩！良好的制度是根绝腐败产生的土壤，那才是值得讴歌的政绩。

从克林顿绯闻到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的事件得出的结论：没有多党监督，执政者必作恶！

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发了条议论，立刻招致一位朋友不满：你不想活啦，当心抓你------我才恍然：原来，政治这个话题，不是谁都能扛得起的。这朋友还没分清，四十年乾坤斗转，早已不是以言定罪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再不好，也比四十年前割喉管的时代进步了许多倍！而那些言不由衷、只能靠滥刷朋友圈表示爱国爱党的，其实根本就扛不起政治话题。可我对泛滥的朋友圈连打开看的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些所谓的抨击腐败、教人温顺的“心灵鸡汤”，其实是当局的最爱，所谓“小骂大帮忙”。所以，我半认真半嬉戏地对那朋友说，你们人云亦云重复骂的、怒发冲冠谴责的，其实都是上边的最爱，谁会吃饱撑的抓你呀！你们连上黑名单的资格都没有啊！

面对邪恶，我们应该爱憎分明。且我们也没必要为了显示自己“胸怀”、“大度”而违心地给暴虐抛媚眼儿。因为后者是为了给他人看，前者是为了自己的良知。

我在网络、微信里却从不转发那些众议汹汹的腐败案件，也从不对那些案件大惊小怪、人云亦云地愤怒发声。因为我清楚，自从伟人开创了这个登峰造极的一党政专制，特权下的腐败就是附骨之疽而不可救药。鼓噪、抨击它们，就好比唠叨 “蚊子会叮人”一样，是同义重复而枉费口舌。

联想到进厂初期那几位曾经叱诧风云、仿佛以天下为己任、动辄给厂里贴大字报批评走后门、腐败的的风云人物，如今都用“不关心政治”来搪塞，来标示自己的清高、卓尔不群。实则是后期知识营养跟不上引发的思想贫血和麻木，他们的脑细胞已无力消化、吸收如今繁杂的世界的一切。于是只能在是非、香臭面前推卸、回避责任。

我也曾被网上热衷于跪拜神龛的人讥讽为“少数派”，这反而令我怡然自得：我肯定是少数派啊！从王东岳老师那一席话即可知，那个“少数人”必然是后来的少数派，这也是国情之必然！从幼时酷爱读书我就是周围一群孩子中的少数派；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溜进老师办公室偷看老师订阅的《参考消息》我依旧是独往独来的少数派；十八岁到二十岁，那可是太祖还在世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抨击他的倒行逆施无法无天，我更是少数派！敢问多数派：这种经历，你们有过一个、一种吗？若有一个半个，谅也不会糊涂至此吧？看看广场上跪拜的黑压压人群，那是当然的多数派，是最擅长洒狗血的多数派。

……

所以，读了些许书籍，自认为懂了一点儿道理。在这个虽问题多多但法制还是在艰难进步的社会里，把握好言论自由的尺度，虽然不敢说自己所言都是真话，但假话、捧臭脚的话则是肯定不说，这也是一种底线，一种聊以自慰的道德、人格底线。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综合国力也相当可观，我们应该为它讴歌，而不是吹毛求疵地指责它。真正需要认真思考、发声的恰恰是许多人不愿做、不敢做的政治、制度等启蒙和常识的普及。而且更应该看到，经济领域所折射出的不足与问题，总根源都在那个算不得政治的政治领域，这是影响大国崛起、形象的主要症结所在。唯一的出路、社会成本最小的政治改革，就是执政党的自觉转型。

我们至今也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5230字）

                                                                 8. 31—9. 25—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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