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真好】三部曲之三                  

六 年 三 个 工 作 ……

                         2016.3.25

李俊华

公允地说，在工厂里，六年时间换三次工作也不稀奇，特别是在一个搬迁进城的三线工厂更是屡见不鲜。然而对我来说，这三个工作依次改换却颇有点儿起伏跌宕的意思，而且我都能在“该装傻时就装傻”中个个干得有声有色。在挥洒智商的汗水中也曾得意的自嘲：没两把刷子，曾经那个时髦词“低调”也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

1988年，我调进了剃刀磨。这是一个技术要求较高、却也相对劳动强度较低的岗位。恒温无尘的工作环境更是许多人都争相想去的主要原因。当然领导调我进这个岗位，也是看中了我“浪得虚名”吧，又可以藉此压住众多竞争者口舌。

这一干就是九年，其间我家已经在94年搬到了西安，后来的三年就是两头儿跑。到了1997年厂里为解决新厂、老厂的两地分居困难，对技术工人岗位的严控有了松动，于是，我的六年中三换工作开始了。

那时我的首选就是门卫，也就是看大门，在我不断要求、申请下终遂心愿。对这岗位，有人嫌不好听而不屑，有人觉得到了门卫是奇耻大辱，只有我一边嗤之以鼻，一边兴冲冲上岗。当然有些头头儿们对于我去了门卫很不满，认为是劳资部门失职。我却不以为然：凭什么我一定要永远给工厂做奉献？我就不能给我自己做点儿奉献！我就认定了，门卫最适合我，我这几年在看书上“欠”的债，终于可以一笔勾销。

1997年秋天，我调到西安家属区门卫，这一年我41岁。我又恢复了每年读两遍《红楼梦》的自规划的享受落实；已经订阅十余年的《文史哲》又可以再重读一遍了。看书累了，就把那个旧录音机打开，听一段交响乐，或一边听音乐，一边临字帖。

冬天过去了。家属区大门口一株濒死的葡萄树让我怦然心动，与组里人一商量，很快有了共识。于是召来其他人，一起拽出葡萄树，修枝剪枝，用铁丝搭起葡萄架上架、捆绑好枝条，浇足水，不久，绿色就铺满了葡萄架，使多年来冷清枯寂的大门口生机盎然，绿色宜人，赢来职工们一片赞扬声。

实在想不通，门卫工作何以被人所鄙视？工资不少拿，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做多少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这样工作不到一年，从上到下居然给我评价最高，领导更是以你“工作踏实，从不脱岗”为褒奖。

我心里暗乐，我脱什么岗啊！我把正业当副业，副业当正业，两不耽误，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简单的工作有着并不简单的逻辑意识：正业当副业，在于这个正业确实太简单，不必发花费太多精力即可游刃有余地“斯须便了”；副业当正业，是因为这个副业确实是我几十年锲而不舍、沉迷其中的挚爱，因其形而上的含金量高而需要我倾全力为之才能满足我精神渴求！

那时，厂公安处要求门卫人员，在上下班的时间前后15分钟时内，要立正站在门前，对进出大门的职工行注目礼。结果一个大门五个人，只有我认真按要求做，从不马虎。其他人有的深以为耻，不予理睬；有的左顾右盼，如立荆棘之中，好不难受。

我欣慰了，因为我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应对工作，百分之九十用于自己的规划中，还获得最佳好评，我知足了。工作中，每每听到看到一些人口中时刻挂着一个“忙”字便不以为然、便嗤之以鼻。在我看来，寻常百姓哪里有可忙的事，再忙也不过形而下的糊口谋衣。硬要用忙字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和重要，只能说明自己的能力太低，还不具备举重若轻的能力。我是绝不屑为之的。

想想那时工作确实惬意，一个大门五个人，每天有两个人上班，三个人休息。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两天时间里就上满了24小时，然后连着休息三天。

也就是那段时间里，看书之余我就骑着自行车在西安周围的历史古迹遗址游玩，近距离接触了那些令我怦然心动的秦砖汉瓦、阿房宫、未央宫等历史遗迹。

虽说在门卫工作，我依然不断撰文，以不同视角引经据典，弘扬主旋律。终于，宣传处长把我要到了厂报社。

我依旧是无悬念的调入。

1999年秋，我结束了两年的门卫工作，正式调入厂宣传处任厂报编辑。几个月下来我就适应了这个工作。稿件外投的成功率开始上升。

回想起来，我从工人岗位、尤其是从门卫的岗位调入宣传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终有用武之地了。而此前我给厂报投稿并不多，然我以质量取胜，还是为自己打下了基础。不同的是，进了报社，按行规撰文都需用笔名，不宜再用实名。如此给人一个错觉：怎么你进了报社反而销声匿迹了？甚至厂长都有可能有这错觉。

在报纸业内，一般人都清楚，编辑著文、撰稿的难度由小到大依次为，消息、通讯、言论。消息说事，通讯说人，言论说理。而这个“言论”不是泛论中的言论，它是一种体裁，是被业内称为“报纸的眼睛”或报纸的“风向标”，它具有舆论导向作用，因而首要要求就是作者必须逻辑清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就当下某件大家都关注、或众议汹涌、或某些热点事件阐明观点、理清逻辑，因而把一件事的道理讲清、讲透的精悍的短文。自然，头版有言论，副刊也有言论，但不约而同，它们都是在报纸醒目的位置，用楷体刊出。再加上轻松的花边装饰，愈显出举重若轻的姿态。

在宣传处领导的指点、同志的帮助下，我开始了言论的写作练习。通过浏览、仔细研读大报纸的言论、以及基本知识、形式逻辑的学习，我的习作水平不断提高，独立撰写的言论日渐增多-----许多年后重温这些自己撰写的言论，虽然仍有些许遗憾、不满意，但总的来说，逻辑通畅，没有明显的硬伤，我为此而欣慰。

写了许多消息、通讯，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记。而所写的数篇言论，令我有不断稳步提升能力的感觉。终于，在调进报社近一年时，我的一篇言论《文明有多难》刊登在2000年9月2日西安晚报第一版的“古城论语”栏目中。这天上午，西安晚报的一位彭编辑还特意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拙文刊用的时间、版面。彭编辑特别提到“文明”这个话题论者很多，但你的言论“写出了新意”等等，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使我倍感兴奋。

有了这个良好开端，我又开始了尝试。看到某大报有一篇关于麦当劳利用现有设备增加卖月票服务的特写报道，我觉得这种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对中国国企改革极有启发。于是我就利用这个原料，把它改写成完全不同的言论，由原来一个员工买月票为楔子引入的特写描述，扩大成广角的宏观议论，阐述了经营模式改变对当下市场、潜在市场的深远影响，写来自己也颇为满意。不久的2001年2月，陕西工人报第三版刊登了拙作。

重读多年前旧文，依然能够读下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因为我没学历，基础差。但是时隔多年重读旧文，能够没有时代的硬伤，我有理由欣慰：逻辑，这一门学问我是完全的门外汉，或者是我天赋中的读书、思考习惯和读书范围的扩展，加速补上了逻辑思维、分析这一缺项，在撰写言论、副刊的轶事、随笔中溶进了我厚积薄发的读书所得，使得我的视角总能旁征博引，把事情的道理、逻辑基本说到位，使其读之流畅，思之合理，因而广受读者欢迎。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感觉到我看《红楼梦》的时间被挤掉了，被严重缩水了。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只能忍痛割爱地放弃自己的偏爱，不断下车间挖素材，寻找新的弘扬“超常规大发展”、“跨越式大发展”的主旋律的事迹。客观说，自从工厂超常规大发展以来，好素材、感人事迹比比皆是。许多事迹折射出的，都是公司大刀阔斧改革、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措施产生的冲天干劲。

一步一个台阶向成功攀登，既在自信的意料之中，也构成今后的压力。只能毫不懈怠地继续努力。很快，直觉的敏锐还是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雨。于是沉寂下来，原本已经构思大半的三四个“半成品”暂且束之高阁——与其做无用功，不如回到久违的《红楼梦》中去给自己“补课”。

俗话说本性难移，不假。换了工作性质，然我依旧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旧态不变。完成自己事情后，还是陶醉于自己的爱好中，全不理会官场动态，人际关系。

2000年，工厂扭亏为盈。2001年产量大增，前方车间人员紧张。厂里决定科室人员下车间支援。这时候，完全不设防的我被身后谗言击中：厂长钦点要我下车间。宣传处长，报社主编一起与厂长交涉，竭力用我的实际能力游说厂长，而厂长坚持己见，毫不退让。无奈处长与我交了底。我说好啊，虽然我喜爱并胜任我的工作，但我绝不仰人鼻息，乞求怜悯。我快速整理东西，然后到组织处用十分钟办好手续，到车间报到了。因为我原来班组已经超员，车间把我分到滚齿组，然而干了三天，我就提出能否换个工作，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份精力学习新机床。车间主任说只有清洗工还有岗位，那是几个年轻小伙子给累怕了、累跑了留下的空缺，主任担心我体力吃不消。我乐呵呵道：没关系，有什么比体力劳动更简单的呢，只要有志气，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于是，我在到车间后第四天来到了清洗组。               

清洗组主要是清洗产品，车间所有加工过的、无论热前热后都需经过清洗这道工序，因此工作量大得惊人。开始我粗略算了算，大约人均每天搬运的工件在十吨以上，其实不然，至少是十五吨以上。

这年我45岁。

清洗工在工作时，铲车把装满齿轮的中转车一车车铲到清洗机旁，我们把清洗筐放在清洗机的滚杠上，再从中转车上把齿轮卸下来，装在清洗筐里，装满、摆整齐，推进清洗机里，清洗机里面是高温高压的水和蒸汽，以此来洗掉齿轮上的铁屑、油渍。洗完了再重新装车，然后转到下道工序。一辆中转车装的齿轮约有80—100件，每件重几公斤到十几公斤不等，一车重量就接近一吨了，每天等待清洗的满载的中转车都如长龙一般一直逶迤排到车间大门口。

刚到组里正是最忙的时候，忙到最紧张处，真的是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没几天，我就因为平日喝水习惯被打断而发起了高烧。打了两天针，退了烧，我反而更快的适应了工作节奏。

后来主任对我说，厂长看到我干了清洗工很不高兴。我却顾不得许多。我觉得既然我不能用我的脑力给厂里贡献才智，就只好全力以赴用体力劳动拿回我问心无愧的工资，仅此而已。学无止境的精神还是留给我自己消费吧，我没有能力永远学习我没兴趣的事情。

到清洗组的第二年，厂里举行以企业文化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一个平日关系不错的年轻女孩登门拜访，愿与我合作，我撰稿，她登台，誓拿一等奖。老实说，对这类宣传稿子我有探囊取物般的获胜把握，因为整个工厂的发展历史历历在目，了然于胸。然而对这类宣传又全无兴趣，因为它没有难度，没有含金量，只需激情澎湃的煽情文字堆积而已。我想绕开它而行，而此时却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待稿子写好，我已有了稳操胜券的预感。结果公布，果如所愿，一等奖顺利得到。然而原先登在厂报上白纸黑字写的征文公告：一等奖共两名，西安、宝鸡厂区各一名。等到颁奖时，一等奖成了六名，两厂区各三名，我茫然无语了。

适应期过后，我恢复了往常的看书、临帖、撰文写稿。每晚写小楷到半夜，写完了，一身疲劳也消解大半，酣然入梦。

2002年秋天，一天下夜班后，上街买了张中国电视报，看到有个“我与交响音乐”的征文启事。恰好我有一旧文，于是略加修改了一下，投了出去。到年底时，我收到了中国电视报社寄来的稿费100元，又过了两天，邀请函也到了，我获得了征文三等奖并邀请我赴京参加颁奖仪式。

从北京获奖归来不久，我第三次调工作，回到了我原来剃刀磨组。

在清洗组的23个月的纯粹的重体力劳动里，我依然得到车间主任表扬，说我是全组“干得最好”的。我还是淡淡一笑：没什么，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如果偷懒耍滑头，就等于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出丑，我宁可不干这工作，也绝不丢那份儿人！就这么简单。

还记得在中央台录制大厅，当我们征文获奖者列队登台时，短短的几十米距离中，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古怪念头：给领导进谗者，你可不能再进谗言了，你不能总是逼迫我，让我用行动、用荣誉证明我的正确，领导……！你不凉不酸几句屁话，结局却是尴尬的：我风光了，却让领导挨骂！我不忍心啊！

严格说，我的文章没那么好，因为交响乐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地位，征文投稿的少，我就收获了“山中无老虎……”的结果。然我自恃内心强大，加之对形而上的文化、艺术的痴迷合力而为的自信、自负肯定远大于进谗者的自卑、猥琐心理。

回首四十五年，特别是六年中三换工作，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厂里，似乎每次都有点儿波澜诡谲。旁人可能不以为意，当事者却颇为难堪、不忍。然每次我都能默默尽职，宠辱不惊地为工厂奉献我的力量。而在高新厂区的工作，我是从50岁奔波到56岁的近七年时间里，在鬓发染霜中为2010年产值创百亿殚精竭虑，做了我应做的一切。

总而言之，在这45年中，我给工厂、给国家的贡献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也是什么样的荣誉也当之无愧的。惭愧，工厂给我的荣誉却极少，对此，虽然偶有惆怅却也无奈：谁让我自年轻时就胸无大志呢！这种意识、行为就已经注定了此生与功名利禄无缘，只好与介子推为伍了。当然，我凭自己努力得到的荣誉，与工厂所能给我的最高荣誉的含金量又确实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当我得知，我的小文常被喜欢我著文风格的职工剪贴、整理、收藏时，心里就会有一种心安理得、心如止水般的宁静、欣慰。因为作为一名工人，一个只有勉强的初中学历的我来说，至少我是名至实归的。

2004年，宣传处搞了一次征文，我得了第一名。去报社领奖品时，老处长对我说，你在中央台得了奖，可是给咱厂报投稿可少多了。我无奈地做了个手势：你还不了解我嘛，我的脑子一次只能装一件事，在报社时，我能一门心思给报社服务，既然回了车间，我就只能一门心思给自己服务了。虽然我清楚，全厂、满车间值得写、值得讴歌的感人事例俯首皆是，有太多的题材被淹没、被忽视，我只有遗憾却实在无暇顾及，因为在我的心里，我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的，都比它们重要得多！见谅吧。

                                                    （5320字）

                                                                                              2016.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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