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真好】三部曲之二                

       平 凡 四 十 五 年

                                                                                           2016. 3. 25

                                        李俊华

从第一天进厂报到，到今年退休，整整45年时光。从初进厂时的未成年人，到今天的皤然老翁，而我却没觉得什么，只有恍惚惚白驹过隙的感觉。如今老眼昏花，体力精力均有不同下降。唯一不变并津津自得的，是求知欲与45年前基本无异，勤于思考的兴趣没变，只是增加了一些理性和冷静。

最初走进工厂大门时，对工厂充满幻想、憧憬。等到真的融入工厂生活，很快就没有了兴趣，一切都是“无动力惯性”所为。那时年轻什么都不懂，只是从直觉中渐渐意识到，工厂的工作简单枯燥，恐怕无法安抚我强烈的求知欲。建厂初期空余时间多，然而那又是一个没书可读的时代，图书室仅有的几本文革书籍糟糕得令人反胃。所幸黑暗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随着1976年阴霾散去，中国人民的生活翻开了崭新一页。文化生活的日渐富足显然比经济领域的改革见效更快。而因为有书可看让我感到了业余时间居然也很充足。而同时兼顾好工作仿佛成了无心插柳的歪打正着。然而优哉游哉的工作、读书却已经隐含危机，比如在1978年前后的第一次涨工资、稍后的技术大比武中，我的理论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成绩毫无悬念地双双名列前茅，但是却败在权力的专横与暴虐的黑暗中。

从工厂试生产开始，我就是车间最繁忙的磨齿组的组长，那时我19岁。白天忙于车间干活儿，晚上忙于寻书、读书。对干活儿、看书以外的所有事几乎都是“充耳不闻”。于是，第一次涨工资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的1978年初，准确说，工作上我完胜！涨工资的结果却是我完败！这个结局必然让我产生虽败犹荣的感觉。我所恃的资本就是有口皆碑的技术、理论知识及其影响，我的掷地有声的十足底气和嚣张气焰也使领导颇为狼狈。因为他们实在拿不出任何一条理由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堵住我的嘴或否认我摆出的的事实，就只有靠权力的暗箱运作和阴谋作祟了。我就在道义上一次次把他们围追堵截、用事实把他们逼得无言以对。但是权力只会败在更大的权力威慑下。对付小百姓，权力却所向披靡，永不言败。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的坎坷磨砺，让22岁的我开始有了对制度弊端的最初的质疑、思索。没过多久，涨工资以后的第一次技术比武开始了。老天似乎一定要我扬眉吐气，让书记主任难堪：当前一位考试者在操作时精度成绩为0.04毫米时，就在这同一台机床上，带着玩世不恭的不屑、牢骚、漫不经心的我上去就干出了精度0.007毫米的活儿。全车间轰然叫妙。而我却连一点儿炫耀、复述这事的兴趣都没有，悄悄躲进库房里看自己的书去了。事后才知道，一些与我遭遇相近的人，早就把我这微乎小事添油加醋扩散出去了。无奈我才回味着，觉得这事儿挺可笑的，不知领导情何以堪？

总而言之，我用我的所有，让掌权者在开口闭口的“组织”旗号下尽显猥琐与鬼祟而颜面扫地。事后仔细回想，我依然确信，考试时确实没当回事，觉得和自己平时干活儿一样，既没有紧张，也没有时间多想什么！如此我更有理由坚信，就是苍天为我抱不平，故意让领导出丑，让我收获大家的同情和对权力鬼祟的不满！

自然，事后我也在反思中意识到，因为自恃工作无可挑剔，因之太强势、太咄咄逼人！在手握大权的领导面前全无一点儿卑下和委曲求全，结果找领导申述自己的理由，反而像是给领导下最后通牒——这样的下属、百姓，还想涨工资？简直就是找死么！

再看看自己床头那幅“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座右铭，确实，我一心低头干活儿、挤时间看书，实在无暇顾及走关系，拉帮派，面对阴险的权力暴虐只有冷眼蔑视。结果在权欲肆虐的涨工资中败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次坎坷却使思维提速，让思想探索突出来、沉下去，在功名利禄前绕路而行，向着早已神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一步步前行，这个挫折就值了！

法国大革命时的罗兰夫人说过一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给它改为：“‘组织’，多少龌龊假汝之名以行。”——在“组织”面前，你不能讲道理，也不能讲事实，因为黑暗容不下事实，权力容不得抗争。否则，权力在阴暗处编织出的一个个帽子都会扑向你：“不服从组织”、“斤斤计较”等足可以让你灰头土脸。不是吗！涨工资结束后，车间北墙上新增了十几块用铁皮制作的大字标语“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每个字都近两平米见方。掌权者最善于从伪人那里继承下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衣钵，意在在警告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就是抗拒“组织”；不服从权力就是不老实，说真话的就一定不是老实人！

而我却从这12块标语牌上，看出了什么叫拉大旗作虎皮，什么叫组织旗号下的无耻。

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我正在工会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每周两晚服务。一次，不经意间发现了原本应该寄发到组织科给干部们做内参的、却被错寄到工会图书馆的苏共高官阿夫托尔哈诺夫在二战中叛逃到西方后撰写的《权力学》一套两本。简单翻阅了作者简历和出版说明后，我就断定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好书。于是向负责图书馆的水莉大姐说：这书我先拿走看啦。水莉大姐忙不迭地挥挥手：拿走拿走，这书没人看，也就是你看……。

这本书对于迷茫于制度与现实冲突中的我启发极大，也是影响并令我津津乐道许多年的好书。所以说冲突，就是改革开放使国家面貌一新令我充满希望，然旧体制弊端依旧、龌龊操作手段依旧，使我在告别黑暗以后的欣喜中，依旧难觅光明。而这本书以数字和事实使我看到，信奉这个主义的“组织”，宗旨、口号都极为光鲜动人，但从苏共最高执政者斯大林，到基层的小科长，一边说着道貌岸然的假话，一边玩弄着龌龊猥琐的阴谋手段，个个都是无师自通的高手。由此，我释然了，并由衷感激这本书，它使我在以后许多年的思想探索的跋

涉中，在不断的豁然开朗中扩展着眼界，并由小及大逐渐意识到，只要体制不变、只要有独立话语权的反对派监督缺位，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国家机体的侵蚀、对民众利益的蚕食、祸害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有所减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感觉到心态渐趋平静，自得其乐地继续自己的书海徜徉，乐此不疲。

二十多岁读的这本《权力学》和三十多岁读到的《通向奴役之路》是对我启蒙影响很大的两本书。

许多年后，我渐渐明白，以前懵懂、仅凭直觉对“组织”“阶级”“人民”等大而无当的词汇的排斥、厌恶是有道理的。这些词汇的滥用，是汉文化的退化、萎缩。因为以常识论，只有个人才有意识。阶级、组织、人民等乃一堆集体空名，不能衣食，不能思考，何来意识？ 而且任何似是而非、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填充到这些没有具象的集体空名中，成为藏污纳垢的遮羞布。痴迷这些文字游戏的，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就是没文化的愚民百姓。

提到《权力学》就想起一段趣事：那年我看过此书后曾向多位好友介绍，引起一些人兴趣，欲借来一睹为快。于是纷纷向相关部门追问查询，然而这书居然像蒸发了一样杳无踪迹。一位好友甚至发动了他那位在政工部门任职的夫人在党、政、宣、工、团所属的所有小书库帮忙查找，却也踪迹全无，只好作罢。大约十多年后才隐约得知：该书出版后曾引得中央主要负责人震怒，下令悉数收回，不准发行。时过境迁，今天在查阅《辞源》时还能看到夹在书里、当年我抄下来的笔记残页数张，感慨唏嘘者久之。

在不断的思考、探索中，命运依旧没有忘记眷顾我。1999年，我调进宣传处做厂报编辑。2001年工厂发展加快，各车间人手告急。厂里决定科室人员支援第一线。虽然宣传处长一再强调我进宣传处时间最短，而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厂长误听了谗言，执意要我下车间。处长在万般无奈下告诉了我。我听后只消十分钟就办好了手续到车间报到了。当时组织处长老黄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因为这时已经发生了几起后方科室人员为下车间之事而吵架打架甚至凶险的事情了。我此举让老黄颇为感动，他动情地说：小李啊，真没有想到你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有什么，我又不是没当过工人，我还怕当工人吗！

就这样，我离开了厂报编辑部，于2001年4月回到了车间。在我原班组已经人满为患情况下，我自己选择了劳动强度最大的清洗组。以当年产量算，我们清洗组每个人每天搬运的工件，都在15吨以上。或说为何选如此累的活儿？我说，我不想再学新工作，而这活儿不费脑子，我宁愿把学习新工作的精力，留给自己。那段时间，我一边干着全厂最累的活儿，一边给厂报写着最多的文史类小文章。或有朋友私下问：你此举是否有与厂长叫板的意味？我诚惶诚恐急忙摆手：非也！我不过就是臭显摆和热衷于掉书袋而已！然我确实感觉到，每天搬运铁块十余吨，晚上写小楷两小时，闲了就撰文卖弄，自我感觉惬意非常，气定神闲。

提到书法，常有人用“眼高手低”来自谦。其实不然，因为真正的“眼高”其实很难达到，而眼低了，手更难高！开始，我临钟绍京的《灵飞经》，但仅仅几个月就厌烦了，因为几个月下来，我临钟帖就已经惟妙惟肖，没有了难度，每每都是硬着头皮临的感觉。好友提醒我，赶紧换帖。于是改为临王羲之的《黄庭经》，一上手感觉就不一样。就这样，《黄庭经》一临就是十年，还依旧锲而不舍。因为临王帖有享受感，而再无钟帖那种勉强。通过临王帖提高了眼界，由衷体会到了“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鉴赏原则。这是我在这段最累的工作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

那段时间，白天出大力流大汗，休息的间隙构思撰文，晚上挥毫，然后上床酣然入睡，睡眠极好。

那段时间虽然是我最累的时候，也是我精神收获最大的时候。每当我写完一篇感觉还满意的小文，或者临帖有进步时，就感觉一天的汗水淋漓、举手投足就是几百公斤、几吨、十几吨的工作，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因为我有形而上的精神支撑！汗如雨下的工作间隙，或默诵《滕王阁序》、《唐雎不辱使命》等古文，或循着交响乐旋律，一边搬着铁块一边伴着贝多芬、莫扎特的旋律，手舞足蹈打着拍子；或哼几嗓子京剧，一身疲惫都烟消云散。

我自1997年秋调进西安厂区后就在门卫工作了两年；两年后调入厂报社；在厂报社工作了一年半后来到车间清洗组。在清洗组工作一年半后，我收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征文获奖通知和邀请函，并应邀赴京参加了央视的颁奖仪式。我也成为建厂三十余年来第一个捧回中央电视台征文奖的。这一次轰然叫妙的自然不再是车间，而是全厂数千职工。

面对宣传处老领导的无言唏嘘，我爽朗一笑：没什么，只要对得起你和老马当初为了挽留我所做的努力、没有让你们为我“坐蜡”，足矣！

我觉得我的水平太一般了，没什么突出的。我还是以为，我的率真、执着打动了上苍，它要为我抱不平，就这么简单。

在中央电视台的颁奖仪式上，看到节目的策划、制片人、一个个仰慕已久的交响乐界的名流、乐评人时，忽然心生感慨，我那篇小文，一定是在他们的一双双手中传递着、一双双慧眼审视、颔首称是中脱颖而出的……我被自己的想法打动了。

我也在惶恐中也闹不清我应该感谢谁了，是感谢给领导进谗的人？还是感谢我自己的坚韧不拔和精神追求？

也许这就是命，是冥冥中的命运安排。上天让我先受磨难，经受屈辱，然后再让我苦尽甘来，占尽风光。

几次事情似乎在冥冥中验证着一个道理：凡是我与他人有了不同见解、争端，正确总是在我这一边，哈哈！我也奇怪，为何结局总是暗中助我，让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正确来证明领导的尴尬。我也试图让领导们相信，我那些都是闹着玩的，别当回事！事实没那么无情、残酷！可也没办法！谁让我总是正确呢。当然，我们那位厂长还是很好的人，我的篇篇小文也一直以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他的改革大政方针竭力讴歌宣传。我曾认真地对宣传处领导说过，咱厂长是好人，但愈是好人才愈是容易被佞人所惑，就连孔圣人不是也曾被惑吗！但我却是要感谢那位进谗言者，不是谗言，我也许得不了奖。

我又诚惶诚恐地想到了三国里的田丰……

从中央电视台颁奖仪式回来不久，组织处长老黄见到我就问：给你换工作了吗？我茫然道：不知道啊；老黄安慰道：别急，快了快了。

大约半月后，车间主任通知我回原来的剃刀磨组报到。

23个月的清洗工作结束了。

有人告诉我，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给厂里争得了荣誉。我依旧是没心没肺地玩笑着说：那当然，我一人一笔，让“陕西法士特公司”这几个字出现在央视屏幕上，给咱厂节省了多少广告费呀，央视广告那可是一字千金呐!

离开了高强度体力劳动，思维又开始加速扩展，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工作与兴趣关系的交叉点。其实饭碗和业余爱好的关系，有着最理

性的关系：即使对本职工作、对饭碗，不屑到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地步，尽管是举重若轻、尽管是游刃有余，也还是要认真捧好这个饭碗，只有这样，属于自己的时间才越多。

事实也是如此，我只消用我精力的五分之一就已经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我的工作论文刊登在业内公认的最有影响的《汽车齿轮》杂志上。自然，不少同事问我…，何不考技师？我也如实相告：不喜欢！一如我早就自信符合了共产党员标准，只因为不喜欢它就敬而远之，因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事情上。

工厂也和其他行业一样，以当官、即使是芝麻大的管理人员也是注明“求上进、求进步”的标签，我却不屑一顾。因为我自知之明，我嫉恶如仇、口无遮拦的性情根本就无法在“官场”（如果那芝麻大小的也算官儿的话）生存，所以，年轻时的我常常在“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的默诵中自解自嘲，几十年了依旧恶习难改。

在我三十四、五岁的一天，新来不久的主任先对我一番宣讲、铺垫后说：……要干，还得干管理，干机床有啥意思！显然，主任抛出了善意的橄榄枝。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也加入人头攒动的竞争车间职能管理人员的行列，以便彰显他为政的人气并便于他的挑选。可以说，这些话对任何一个工人，恐怕都会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缘，不会错过。然当时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却是：这和我有关系吗？然后就木然地看着这个话题从面前滑过，然后逃之夭夭。戏剧性的是，第二天，就有一位热心人来关切询问：李师傅，听说头儿要用您？正在埋头通读《辞源》的我，确确实实对头天的事的记忆已杳如黄鹤：“用、……？用、我？没有啊！”于是那些一门心思想往上爬的“禄蠹”，对我的态度表示了怀疑，认为我是“不说实话”。这话传到了我耳朵里，我只有苦笑：我哪里是“不说实话”啊，我是对那类狗屁话题根本就没话！或者说，刚进大脑皮层，就被赶出了，我确实没时间、有时间也舍不得在这屁事上耗。一腔的自负、自嘲涌来，恰好手边有半截粉笔，我顺手在工具柜上写了句“洗耳于颍水之滨”。

数年后返回老厂，故地重游，在组里老式工具柜上，居然还能看到那残留的粉笔字迹，不禁哑然一笑……

我确实有些悲哀，但我确实不是假清高。我就是觉得，工厂的管理工作，就是形而下层面的事，即简单又辛苦。当然这不是我轻视管理工作，而是这事儿逻辑太清晰了：一个大学生能干、初中生也同样能干的事，有难度、复杂可言吗？有技术含量可言吗？而我对太简单的事儿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甚至恐惧。对众人艳羡的那个标签、权力嗤之以鼻。我很悲哀，在众人趋之若鹜而我兴味索然的氛围里，谈论“用谁不用谁”的话题，是个不堪忍受、俗不可耐的事，我真是想去“颍川洗耳”了！

回到原班组两年半，高新厂区建成了。离家有15公里左右。这时谁去新厂工作又成了不大不小的问题。事后才知道，由于新建厂生产任务少，奖金大打折扣，估计一年减少收入万元左右，众人都躲避时，我又成了领导最信任的人被推到了前边。我二话不说就到了高新厂。

每天清晨当西郊厂的人们还在梦乡里时，我已经起床了。简单吃饭，乘车。午饭在高新厂区食堂就餐，幸好我的工作环境不错，午休尚可将就。晚上，家所在的西郊厂区已是华灯璀璨，而我们的班车还在车流的拥堵中挣扎。这样的状态，无论严寒酷暑周而复始，一晃又是六年半。

奔波、劳碌中不免想，所谓凡事有得有失不假。虽然我年均减少收入万元左右，却也以此换得了自由，使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徜徉在《红楼梦》等书海里，陶醉于音乐、书法的鉴赏、临帖的快乐中，也是另类的“河东不收河西收”，钞票的减少换得精神收益，物有所值。

2012年5月，公司为纪念建厂45周年，组织编写厂志，把我借调到宣传处。这大约是我最后一次給厂里做宣传工作。

虽说是借调宣传处，却似乎又让我有了“在其位，谋其政”的感觉。原来给我分配的，只是负责编撰厂志的大约五章内容，约七、八万字。但是刚开始整理材料，负责编写文化手册的运营部长就登门求助，要我帮他撰写文化手册的序言部分；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诚惶诚恐中勉强应承下来，宝鸡三线建设办公室又来函，要求为《宝鸡大三线》一书撰写法士特的发展史部分，主编也把这事推给了我，加上其他任务，我一人就摊上了四个版块写作任务。而似乎还意犹未尽，仍忙里偷闲给厂报副刊撰文，在这借调近一年半时间里，我给副刊的投稿达到了往年平均数量的两三倍。而且随着读书视野的扩展，才切身体会到厚积薄发的乐趣和享受。更欣慰的是，昔日我这个厂报社所有编辑中学历最低者，至今却还是最受职工欢迎的业余作者。

工厂毕竟是工厂，总体的文化品位很低，臧否人物大都离不开生产、干活儿。比如我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评价，不过就是聊以胜任、无愧于工资足矣。然却被捧到了自己都愕然的地步。当朋友告诉我，某某说你，干活儿技术好着呢，就是人有点儿牛……我情不自禁地皱皱眉，脱口而出道：这不是骂我嘛！我众多的兴趣里，信手拈来一个都是牛的资本，偏不拿这破机床、干活儿当回事儿。

在我看来，一个工人干活技术好就炫耀，就牛气哄哄，这与当官的炫耀官职、傻婆娘对人辄夸儿慧一样，是俗不可耐的事儿。前述举出的比武考试等，不过是说，领导的徇私舞弊惹得天怨人怒，老天也要下凡声援我了！

一年半后借调任务完成。返回车间之际，听到领导赞扬我“心态好”时，我又情不自禁流露出了浅薄的嚣张气焰：哈哈，我哪里是心态好呀，我这是内心强大！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内心不强大，怎能以德报怨！能宠辱不惊吗！更遑论尘凡琐事的是是非非。我虽然自负于内心世界的强大，但是对于兴趣以外的形而下的东西，我实在没有丝毫的精力应付。想到此，心血来潮，立刻把我的QQ个性签名换成了陈寅恪的两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懒于继续奔波于高新厂，遂借机返回西郊厂原班组剃刀磨，这里离家近。最后三年工作的“倒计时”开始了。

                                        （7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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