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真好】三部曲之一               

离 校 进 厂

2016. 3. 18

       李俊华

四十五年前的1971年12月22日上午，当我走进朝阳门外双井的北京齿轮厂大门、办好了报到、正式参加工作的手续时，心里确实有一丝按捺不住的喜悦和得意：那时的同学们还都在学校上课，并且为今后极大的可能下乡插队而隐忧重重时，我已经是陕西汽车齿轮厂的一名工人了。

离开学校就进工厂，在那个时代时间很令人羡慕的事情。然而我的进厂工作，却是用离开北京的代价换来的。同学们虽说去农村插队了两年左右，却基本没有离开北京的，这是我与同学命运的巨大差别所在。

第二年春，全家人离开北京赴陕，开始了在岁月陪伴下、一步步融入陕西生活的人生旅程。

工厂在西安以西约130公里的秦岭脚下，距离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病逝的五丈原不远。在初期的规划中，北京齿轮厂负责包建陕西汽车齿轮厂，并调出近400人支援陕齿。16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就来到大西北的陕西，感受到自然风光、气候、经济等风土人情与北京迥异，而首先感到不同的，就是生活的巨大差异。那个时代，即使在北京尚且能感到短缺经济的窘迫，何况千里之外的大西北、黄土高原，何况是基建时期山沟里的三线工厂，更何况是在文革岁月中，在“先生产、后生活”的极左氛围中，所有个人生活要求、欲望统统被压制在生存的最低标准之下。别的不说，仅仅吃不到炸酱面，就让我苦不堪言。因为当时当地的黄酱特别糟糕，吃过一次，就吓得你以后再馋都不敢碰它。怎么办？只好求助于关系不错的朋友、同事，回京时带点儿北京的干酱解馋。当时陕西城镇供应的粗粮比北京高出近一倍，大米的比例是10%，即使这一点儿大米，在粮店买到的也永远都是一股发霉的味道，让人难以下咽。

所幸艰苦日子不太长，熬到了1976年，毛泽东的死去使国家开始有所改变，中国人民最基本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言论自由等也都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以后才开始恢复的。以致我常常闹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汉文字怎么在我们这一代，变成了与事实无关的单一符号？人人热衷于大段背诵抹黑前政府、肉麻颂扬暴虐的谎言符号，却从不想这昂扬亢奋的颂歌、斑斓的符号，与窘迫的生活事实哪一点儿搭界！

所幸改革开放打碎了层层枷锁，经济松绑、平反冤假错案使民心大振，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存情况逐渐好了起来。而最先改善的，是流通领域放宽，偏僻的三线工厂也能买到六必居的豆瓣酱了，农民也能自由来厂里出售新大米了。当然改革开放基本上把短缺经济的弊端一扫而光。

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开始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时，纠正三线失误也

拉开了序幕。1985年我厂开始在西安投资建新厂；1990年西安新厂投产；1994年我家搬到西安；1997年我调进西安新厂，结束了25年山沟老厂生活。

今日回首看三线，它依旧是毛式大跃进胡闹的延续，然而，知青运动不是胡闹吗！不是对知青插队的恐惧，我何苦逃避到三线工厂！整个国家被毛撒呓挣式的打仗意识所愚弄蛊惑，让国家无数资财打了水漂，经济建设的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吓唬老百姓的备战氛围里。四川、山西、云贵等许多三线厂迁入城市后，原厂址像史前遗迹一样被遗弃了。那是百姓的血汗钱在国家行为的胡闹下堆积起来的新废墟啊！

也许是被文革所迫而中断了学习的遗憾和潜意识里的忿忿不甘以及总是惴惴于读书太少的自卑中，离开学校走进工厂以后，我依旧处在像小猫觅食一样的寻书读书的饥渴中。是天性使然？还是那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古训隐隐作祟？记得学童时代的十二、三岁时，就常被邻家徐大妈所笑骂：你这小子，茅房里有片带字的纸，你也得蹲地上看一阵子。如果徐大妈今天健在，我就一定会申辩几句：大妈，实在是没书可看啊！

没书可看？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偏偏那个时段广播里、大喇叭里都疯狂鼓噪着“文化大革命”的喧嚣。打砸抢是文化，几百万红卫兵聚在天安门广场泪花飞舞、像纳粹宣誓效忠一样也是文化，却在书店里买不到书，而能买到的又都是表示七亿人服从一个人的书！这是文化的悖论？还是黑色幽默？或者本身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愚民儿戏！

对我来说，没书看的滋味确实难熬。1975年初夏，经过了七年基建，工厂初具规模，开始试生产。我就在这时调换了工作，由磨工改成了齿轮工。为了学好齿轮知识，在去宝鸡的秦川机床厂学习的一个多月里，我没有到市区玩过，五个周日都是窝在招待所里，死啃那本《齿轮原理与制造》，困了打个盹，醒来继续看。那时也没有想到，这最初的有点儿头悬梁锥刺股味道的苦读、打基础，给我后来的自学铺平了道路，使我在不断地学习积累中、在同龄工人中理论知识一直遥遥领先。

1975年秋，工厂被极左路线逼着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我赶忙报名入学了。这个“大学”，只设一个班，30个人，还是半工半读学制，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回车间干活儿。团支书是老三届人。一次几个同学闲聊，说起来文革前夕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我也顺嘴插了几句话，扼要说了说那个运动的争议处。猛然间，团支书似乎想起了什么，对我摆摆手：打住打住，那时候你多大？我一怔，眼睛转了转：“我那时，八岁、九岁吧”，团支书惊愕：“你这家伙，神童啊！我就说嘛，那时我们也才十几岁，你居然能记住……”一时间，“神童”绰号在我们这个30个同学小圈子里流传起来，窘得我连连说：岂敢岂敢，不过就是没书看的结果，抓住什么书都看。

虽然工人大学很快就夭折了，但我还是觉得收获不小。回到车间后工作更感到学习的积累有益。当然，我们凡夫俗子在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奉献中，却没有察觉到悄悄增长的自负和嚣张，这都为其后的坎坷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我也得觉，无论在工作中怎样的口碑、赞扬，自觉或不自觉的，我始终没把工作的辛劳与光环当回事，因为它太简单啦，太形而下了。而我更偏爱文学、历史、后来又拓展到书法、哲学。起先是直觉，后来才有了理论的归纳和提升：工作，仅仅是饭碗，吃饭时端着，吃完饭就得放下，然后就应该有形而上的思索和追求——怎能够终日端着饭碗四处炫耀。换句话说，吃饭是活着的主要内容，却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因为生活里任何一件形而上范畴里的东西，都比饭碗的意义重大。

简单的工作因为实在不具备形而上的意义而让我觉得乏善可陈。而工作之余的读书写字却让我受益无穷。1988年我32岁时调进了剃刀磨。这是个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难度的“瓶颈”工序，数十年来业内对其研究、探索始终没有停止，工作难度和压力都较大。然而自信的我觉得，以我的精力和智商，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用于斯足够了，其他时间依旧属于我个人爱好范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自己的预判是对的。

剃刀磨的工作复杂多变，永远伴随着未知数。对我来说，也只是看书环境更好，看书写字都更方便的开始。所以我就力争未雨绸缪地把所有工作难点都做到前头，让领导完全放心因而绝少来这里检查、巡视，做到皆大欢喜。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只有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好，做到极致，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原以为，以后的二十多年就在这剃刀磨干下去直到退休了。不料随着工厂命运起伏跌宕，我个人的工作生活也跟着命途多舛起来。所幸我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对所有逆境都能不以为意、泰然处之。不管身处何境，始终在以读书、求知、思考为目的、构建和完善自身的精神世界的路上砥砺前行，乐此不疲。

                        (288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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