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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文革 以言定罪的登峰造极
2016. 5. 16
李俊华
前数日写的《反思文革五十年》,写的匆忙,自己也不满意,今日偶闲,遂重捋思路,重新改写、补续成《以言定罪在十年浩劫中的登峰造极》;旧文删去,新著献丑。
今年五月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的日子。岁月倏忽,半个世纪过去了。抚今追昔,感慨很多。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文革暴虐有目共睹,没齿难忘。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赞美文革、为罪孽歌功颂德、美化者也大有人在,甚至也敢堂而皇之地颠倒黑白,肉麻地颂扬血腥,粉饰邪恶,令人不齿。经历过那场浩劫后,我们耻于再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然而回首走过的路,我们有责任提醒后来者:哪里是坦途,哪里是邪路;哪里是鲜花,哪里有狗屎。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这些行将老去的人,对并未远去的历史的一个陈述,一个表白:我们老了,但我们不糊涂!更不想让那段事实清楚的历史混沌不清。而这些也不复杂,只要有记忆,有思想,加之最简单的逻辑分析就足够了。
在《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中,我们看到古代的齐威王都能做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可是2300年前的一个区区小国国君,都能以非凡的气度,虚怀若谷,真诚地听取臣民不同意见,并且快速达到了富国强兵效果。史书所载“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就是说过了一年,虽然有人还想提意见,却已经无话可说了,为何?言路大开,所有弊端已革除,所有国计民生问题,都已经得到落实了、百姓没有意见可提了。我们当然有理由说,史书也难免有夸大成分,治理国家仅仅靠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不一定就能事半功倍、一蹴而就。但是,广开言路却是对百姓坦诚相见的一种国家态度,对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利。百姓的爱憎有了宣泄渠道,必然会使正气上升,邪气委靡,它就一定于国于民都有利。
齐威王所做的,实质也就是兼听则明的一次实践。虽然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就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对党内不同意见的态度,但那只是没有得到权力时在野派的一张空头支票,实际能否兑现呢?不幸的是,我们自从那场“天翻地覆”的革命、皇权到手以后,还允许有反对声音吗?更加不幸的是,仅仅十年之后,胡风一案就见证了言而无信、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深文周纳的文化专制的暴虐,而且这还是一场场暴虐刚刚拉开的序幕。
从胡风以书信形式提出对文艺的不同见解,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到57年反右,数十万右派一直扩展到高中学生。除了被发配、流放到劳改营的知识分子,连那些“思想右倾”的高中生,都被剥夺了大学录取资格。大饥荒初始阶段,彭德怀意识到了大跃进的激进狂热和弄虚作假带来的危害以及可预见到的大饥荒的严重性,这位心系平民百姓安危的耿介之士义无反顾为民请命,上书毛泽东,却被急于好大喜功、诿过他人的大救星打成了反党集团。令人发指的文字狱行径,恰恰证明了毛所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多么无耻的自食其言的骗人鬼话。那个仅仅十年前还发誓绝不做李自成的的大救星,却做了比殷纣王还曝虐的封堵忠臣、文人嘴巴的行径,而造成的万马齐喑,万民噤声的恶果,甚至比纣王更暴虐,后果更严重!
自从堵住言路,拒绝不同声音,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更加肆无忌惮,国家灾难不绝,国势日颓,大跃进伴随大饥荒,饿殍遍野,惨绝人寰。
有人津津乐道于“文革有四大自由”,有的说“文革可以集会、游行”,真不知这些人逻辑怎么会如此混乱!怎么就不去想想,这些所谓的自由,哪一个不是万民同喊一个“万岁”口号、亿万人同跪一个偶像而行使“造反”权、“自由”权的?敢对文革有一丝一毫的批评吗?敢对毛发动文革提些不同看法吗?结果不说也知道,因为文革十年中处决的13万5千“现行反革命”犯,已经告诉了我们,反对文革是什么下场,妄自议论、批评文革是甚么下场。今天想来,那13万“现行反革命”分子,才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探索者,竟被浩劫残酷斩杀了。也就是说,文革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百口噤声、宣誓效忠的前提下给予的。还有人说,文革是针对官员的,百姓没有受冲击。此言差矣,所谓百姓没有受冲击,也同样是在“顺者昌逆者亡”的大前提下给予的。说的是批斗走资派、炮打黑司令部,你小百姓敢有个不同意见试试,脑袋早搬家了。有人说,文革被整的,充其量也不超过百分之五。呜呼!搞运动也按比例、按数字来?我却要问:那百分之九十五的没有被整肃的人,是什么生存状态?能畅所欲言吗?能坦言自己真实想法并安然无恙吗?如果能,怎会有那13万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能,文革不就是一场顺者昌逆者亡的最终效忠的闹剧吗!当我们人人都必须“斗私批修”时,有谁敢想:怎么他老人家不斗私不批修?江青斗私吗?李敏李讷批修吗?这是文革时代的平等吗?
衡量一个时代的好坏纵然有许多方式方法标准,数字的、文字的、图片照片做辅助的,但唯有以言定罪的后果最可怕。
信手拈出遇罗克因为《出身论》一书而被枪杀的案子,就充分证明了文革的屠戮多么荒谬绝伦。道理简单易见:遇罗克所批驳的血统论,其实是完全符合老一代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尽管出身于富农、地主家庭,却能背叛自己的出身、阶级而投身夺权、领导大众求翻身的规律、逻辑的,怎么写这样一本书居然被杀头?反过来说,文革初期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荒谬口号被中央文革和最高领导人首肯,却是自打嘴巴的丑剧。因为只要用它对照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就是个很尴尬的事情。比如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如果说张作霖是英雄,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英雄却绞杀了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如果说张作霖是反动军阀,他的儿子张学良能称为英雄、功臣吗?而用于对照领袖身上,那就更难堪啦:别的不说,就套用毛泽东语录中的阶级观点,不必多言,几个回合的逻辑推理,就能把毛泽东也划归到混蛋圈子里!不是吗?信不信?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地主、富农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诅咒式妖魔化分析、揭示——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自己出身富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士绅”,实则就是地主;康生则是山东有名的大地主。用毛泽东所说的各阶级“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地主富农的子孙毛、刘、周、邓、康生等,无论按照毛泽东对地主富农的定性,还是按中央文革支持的“血统论”他们都肯定是继承了其父、祖反动衣钵的黑五类狗崽子,注定是混蛋!
也就是说,遇罗克的书,正是以批驳“血统论”为逻辑起点,用完全正统的视角说明,老一辈革命家们、开国元勋、无数知识分子等革命队伍中数不清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能以天下为己任,背叛自己的阶级而走上革命道路。说明不能以出身划分革命阵营,那样的话,正如毛泽东所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混淆了革命队伍阵营的敌我界限,结果就是把自己同志、朋友划为敌人。或者说,严格按“血统论”的官方口径,以阶级斗争观点为尺度,革命领袖毛、刘、周、邓等瞬间就都能成为阶级敌人!
岂不贻笑大方!
说到这里,按照逻辑分析,还不得不追问到这个逻辑原点:为什么别人地主富农出身,就是黑五类、狗崽子,而最高统治者就可以不是?如果说最高统治者的地主富农老子就是好地主、好富农,那也要用事实证明,而不是用特权把特权者划到圈外。
在这个最简单的逻辑考问面前,在这个分明“血统论”逻辑漏洞极大、明显的悖论面前,一切质疑都必须噤声。他们用个人崇拜这个打人棍子、杀人屠刀,更有掌控的媒体话语权,胆敢怀疑或质疑的,一起暴力斩杀之。胆敢不服从?打着红叉叉的判决布告上就会再添一些人而已。
在这些自相矛盾的邪恶理论驱使下,文革发动者依旧一意孤行。就是为了煽动“窝里斗”、为了让更多无辜的人流血,来遮掩文革罪恶的血雨腥风。
然而文革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岁月,是完全被阴谋诡计设计、制造驱使得发疯的魔怪肆虐,是任何一个与官方媒体稍有出入都可以用罗织罪名、用无限上纲置于死地的反动运动。因此这一本为党的政策“纠偏”、分清敌我的正确的书,却被颠倒黑白地冠以“反动”而杀害了作者。
从遇罗克因一本书被杀,到陆洪恩慷慨陈词、王佩英要求毛泽东下罪己诏血洒刑场,一个个思想先驱仅仅用语言表达了对暴政的不满而惨死。“文化大革命”用最残酷的武化手段见证了以言定罪的登峰造极。
文革的血雨腥风,也上演了个人崇拜一浪高过一浪、无数无辜生命惨死、亿万人遭殃,唯独一个人、一个“伟人”名利双收,这运动能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以致于我常常自问:我们到底是甚么时候“站起来了”?
在今天反思文革五十年教训时,我们才敢于严谨客观地说,我们真正敢于直起腰来说话、说话时不必再左顾右盼,是自从1976年9月开始的!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六亿人民头顶上都有一个紧箍咒:用阶级斗争观点打造的一个个政治帽子,这些帽子是统一的号码,就是“顺者昌,逆者亡”。
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才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这实在是让被压抑了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无比畅快的一件事了,中国人终于直起了腰,可以随心所欲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憎之情了。为什么说文革是浩劫,也就有答案了。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依旧有许多社会阴暗面,但是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中焕发的冲天干劲、创造力使得我们在三十多年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奇迹,再不是赶英超美的梦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化作了百姓实际生活的天地巨变。改革之初,我们百姓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在波澜不惊中一件件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常态。
我们今天要做、应该做的,就是要坚定信念,认清大方向:停顿和倒退必是死路!我们必须义无反顾支持改革,认清只有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才能促进和推动政治改革,在清除腐败中认清促进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性!并为之呐喊助威,作出不懈努力。
(3880字)
2016. 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