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西 方 文 化 纵 横 谈

                                                                 2012．12．14

                                   李 俊 华

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十年浩劫的惨痛经历，一些社会学者开始关注和探讨封建社会二、三百年一次的社会大循环、玉石俱焚的大动荡何以如影随形、梦魇般地紧紧缠绕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不去的深层原因。一些人开始探讨，近代社会的西方多党制何以在几百年间都能维持社会稳定，而古老的东方大国在封建专制下还会有周期性大动荡？有人甚至提出：我们的老祖先为何没有给我们开出如西方那样的科学、民主的社会形态治世良方？那时笔者年轻，也曾为这些问题苦苦思索者久之、与同事争论者久之。或有人以为，这题目太大，内容和原因都太繁杂，专家学者尚不能简言明之，何况我等。总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直到近几年接触到了哲学家王东岳的智慧才豁然开朗。也就是从王东岳先生的智慧中，我才猛醒，要搞清楚前述那一大堆问题，还是首先要弄清楚中、西方文明、社会形态产生的根源、背景、环境等问题，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王东岳先生认为，任何一种生存状态都与它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是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就是因为黄河流域有着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有论者指出，农业文明发展好的地方，一定是自然条件不好也不坏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很好，易于长成参天大树、原始森林。古代工具原始，伐倒一棵大树颇费时日；而自然条件很差地方，人类难以生存。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恰就是属于这种自然条件不很好也不很坏的地方，最多也就长成灌木丛，一把火烧之，松软深厚的黄土，一块锋利的石块绑上木柄即可成犁，即可播种、收获。另一方面，地球表面的平均土壤厚度只有0.5米，而我国中原、西北的黄土高原的厚度却达数百米。所以，黄土高原的农业文明起源早，成熟而稳定，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紧密相关。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大体是指“环地中海文明”。地中海很小，仅2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领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周围多数为小国且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人们为谋生就需越过地中海与他国经商、交流。在交流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文字问题。远古时，西方国家也是象形文字。在交往中人们发现象形文字不便交流，于是他们就采用注音标方式创立了拼音文字，为交流提供了很大方便。于是这些国家纷纷抛弃了象形字而采用拼音文字。由于拼音文字没有符号的实际意义，它必须在逻辑结构中建立起语法意义，否则他说话别人就听不懂。因此使用拼音文字必依赖严谨的逻辑思维，继而由逻辑思维产生哲学，哲学产生科学——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西方科学家如欧几里得、柏拉图，伽利略等，最早都是哲学家。他们几乎都是为了研讨哲学命题而进入科学领域的，因此在西方有“哲学是科学之母”之喻。其次，由于航海、经商过程中的风险远大于农业生产，因之强调契约，强调个人利益的保护等构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内涵。古代东方因农业文明在天时、地利的优势，为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群体配合进行耕作、灌溉等，因之强调集体、排斥个体、注重合作成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加之农业文明是循环型经济模式，也因此催生了忽略个体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

经此梳理，已经可以得出大致路径：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而使逻辑思维发达；由逻辑学产生哲学，哲学产生科学。近现代科学催生出的工业文明属于进步型经济模式，它必然要求相应的逻辑清楚、效率更高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我们的象形字因为每个字就是一幅独立的图画，一眼即可认出，根本就不需要逻辑。因而我们与西方人主要的差异之一，就是逻辑思维的差异，然就此一步之差就导致了我们基本与科学民主无缘！

笔者并非妄自菲薄，也非厚今薄古。我们也有四大发明，但是我以为：正是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够发达，使得我们的四大发明没有产生应有的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发展缓慢的生产力，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制度变革的诉求。这是因为：以象形文字衍生出的东方文明，是典型的艺术、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就是经验在前，理论在后；而拼音文字衍生出的逻辑、哲学，是典型的科学体系，其特点是逻辑在前，事后检验。前者由于重视经验的作用，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时，它的创新能力就几乎为零；而后者重视逻辑，只要逻辑清晰，即可视为科学依据，因此古代同为封建社会的西方，就能快速走上民主制度，而我们却有两千年的“超稳定”，没有变革。虽然我们也有与柏拉图几乎同时的哲学家公孙龙、惠施（公元前4世纪左右），他们的思考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阿基里斯追龟悖论”几乎一摸一样。不同的是，芝诺的理论经过无休止的逻辑思索、追问，形成了一整套思辨哲学系统。而公孙龙等的提问，却由于缺乏逻辑思维的缜密思索，不过是几个大号儿童说了几句怪话、笑话，大家哈哈一笑，完了！比如四大发明可谓是历史悠久，对人类贡献极大。但是却没有推动科学、技术大发展，其原因，就是它不是逻辑延展型的思索、追问，无法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进而带动其他学科突破。其中的火药发明，也仅仅是用作烟花爆竹、钻天猴儿给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而已，。指南针也没有催生航海业的发达，探险拓疆，仅有的那次郑和壮举，也是完全没有经济利益的招摇过市、吸引眼球罢了，最多也只是在政治上挥霍理想，经济上挥霍财富的一次大游行而已。

所以，我以为东西方文化、政治制度的差异早在文字形成初期就已经注定了。在西方，由拼音文字发展出的逻辑思维、哲学奠定了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东方文化里的象形文字就是注定出艺术、技术的道路。它使人的形象思维发达。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句子根本用不着逻辑、语法，识字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差距却由此开始。也就是说，西方多党政治、民主宪政产生的源头和前提就是清晰的逻辑思维，中国文化中的形象思维不可能产生科学、民主的社会形态。即使如中国文化里最灿烂的唐诗，也还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由此延伸出如“可意会不可言传”；生活中“少许”、“差不多”等，常常使得习惯于丁是丁，卯是卯的严谨逻辑思维的西方人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以上谈了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形成和差异。究竟什么是中国封建社会每隔二三百年来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呢？这确实是一个大题目，无论以怎样的视角谈，都有挂一漏万的缺憾。在此，我只能参阅王东岳先生的结论笼统归纳：阳儒阴法——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帝王们表面都尊奉儒家，实际上迷恋崇信的都是法家，礼仪之邦从此衰落。

王东岳先生得出了“阳儒阴法”是礼仪之邦衰落、封建社会大动荡大循环的主要祸根之一。儒家文化暂且不论，但是法家到底有多坏呢？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台湾哲学家牟宗三还认为船山所论“尚不能十分尽其义”。于是牟宗三论道：“法家之所以为法家，不在其用法，亦不在其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而单在其用法之根据，在其所规定用法之君之以术成。儒家之君之为神圣以德成，此实两者之肯要区别。以术成者，故君之德为诡秘阴险，无仁无智，无礼无义，只是一阴森深潭，而无光明俊伟气象。君之本身为一阴森之深潭，是其本身已陷于残刻枯燥，而自藏于黑暗之地狱，不能面对光明之真理，则自不能有光明以传达于社会而普照于人类”。

这还仅仅是为法家之术的笼统归纳。而韩非子主张的驭臣术用今之白话文说就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你只能相信三个东西：法、术、势”。简单说，就是那套厚黑学的东西，其中尤以术、势见长：韩非子要求君主：要善于利用人性的阴暗面，让那些被统治的人都互相猜忌，用甲来打乙，用乙来打丙，用丙来打丁，又用丁来打甲；“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其意思是说君主故意装作是非颠倒、语无伦次，即做与实际相反的事情，说与实际相反的话语。以试探、窥视臣下和对方的忠诚与阴谋与否；君主在群臣面前不能表露出自己的喜好、观点，要使臣下捉摸不透君主的心思，臣子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好驾驭；要把自己的主张隐藏起来；对某件事分明早已了如指掌，也必须装作毫不知情，以此来观察群臣的态度，这就是驭臣术；而“势”则是对内进行恐怖威慑，对民众进行残酷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不给百姓以喘息之机。牟宗三继续说到：“然彼之深潭之权术，又不能无所借以下达，以收统治之效。其所借以下达者，唯是极端外在之赏罚之法。是以其所下达者，亦只是黑暗冷酷，将全人类投置于非人性之工具机械之地狱中……故其智之外用（所谓堕落物化）所投映之号召曰富强，曰功利，曰耕战。其所因此号召与外用而取之于民者，唯是其粗重之物力，而毫不能予以理性上之启发与夫价值之观念，故只能激民而不能兴民也，是以民仍为盲爽发狂而痴呆也。激者，激其潜隐混沌，而为盲爽发狂之痴呆也。塞其理性之光，而取其粗暴之气，套之于法中而尽其物力，则生死唯君欲之矣。秦之富强以此，其大败天下之民亦以此”。韩非子所热衷的法、术、势的最终目的，就是对内进行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以达到称霸诸侯，统一天下。

说到秦之变法富国，就需要提到变法的奖励耕战等措施。然对这种把功利作为唯一治国、富国标准，牟宗三一概斥为：无本之驰鹜（奔走意）化，进而论道：“其所措定之‘法’亦不本于理性，而乃本于功利与事便，故为自上而硬加诸其所愚昧之民者。在此，民之守法，不本于理性之自觉，而乃迫于外在之利害与功利而为外铄者；而上之制法，亦不本于光明理性之客观化，而乃系于急切之功利、主观之私欲。故此种法乃上无根下无着者。上无根，故必归于权术；下无着，故必重吏，督责刻深。此中国法家虽可以偷一时之便，而终不可以成治道也。欲由之而建制成化，必为昧于政治”。

在评价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商鞅时，牟宗三引用了司马迁对商鞅的结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虽然，从逻辑讲，天资刻薄者未必不能治国，但商鞅制定的法律却令人恐怖。在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政策中，最荒谬的就是“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试想，斩敌首是战场上的生命厮杀，结果不外两个：被敌杀死马革裹尸；另一个就是杀死敌人立功，衣锦荣归。这样一个风险系数极大的结局，居然通过告密邻里、举报他人也能获得，社会道德将何在？如此，当社会上人人自危，以邻为壑的道德大背景下，许多人为了自保或谋取荣华富贵，窥探周围人隐私并举报之，社会将是一番何种景象？不错，在这样严苛的连坐法控制下，也许能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效果，然而却是在多数人绝无自由可言、每个人都在被周围人盯梢、窥探的大环境下达到的恐怖阴森，凋零肃杀的结局。故其政治昏昧、黑暗就是必然的了“欲由之而建制成化，必为昧于政治”。牟氏所言不虚。

当代学者林鹏先生对法家也颇有研究，他指出:“法家的理论本是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而由于兼并战争的日趋激烈，法家的理论也日趋极端，随之逐渐变质，变成追逐眼前实际的富国强兵的效果，成了一种立竿见影的把戏。于是最终法家的理论便和儒家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从儒家的仁义道德的王道便成了诸侯的急功近利的霸道。王霸之间形同水火，以致孔门五尺童子羞言桓文之事，以其贱仁义而诡诈术。‘不告奸者腰斩’，这是运用行政手段迫使和平友善的人际关系变为你死我活的兽际关系。这样的社会生活，不仅是恶劣的，而且是脆弱的。这样的国家，没有道德，没有文化，没有正人君子。无论它外貌多么强大，它的脆弱是无可救药的。它就象一个巨大的玻璃制品，稍一打击，整体破碎。它注定要垮台，一垮台则十分彻底”。这里，林鹏先生为我们描述了法家在奖励耕战、严刑峻法等貌似迅速富国的光彩一面，而另一面却隐含道德崩塌的巨大社会危机。秦朝的速亡，宣告了法家理论的彻底破产。

最后，牟宗三作结论道“秦之兼并六国，全赖商鞅、孝公奠基。自此以后，步步在堕落中”。

也许是秦帝国暴起暴衰的教训太惨痛，更由于法家的那一套东西的阴暗、刻薄寡恩，以及重权术、轻道德的功利色彩，都令后来的统治者恐怖，因此尽管在背后趋之若鹜，但是法家恶劣的声名使得历代统治者都不敢明目尊奉它，即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也还是要用黄老之学包装一番。也就是说，帝王们只有在儒家的幌子下，才能心安理得地用法家的“术”作手段，随心所欲地玩弄群臣于股掌之上、把法家的诡诈、独裁术发挥到极致。且须知，韩非子商鞅的法家与今日的依法治国的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但至今依然有人以为，“法不阿贵”，法家是讲人人平等的，而事实恰恰相反：法家的总原则就是“上尊而不侵”，就是要让君主得到尊贵和尊重，不受权臣和民众侵犯。换句话说，法家是为君主一人服务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君主的鹰犬和奴隶，在君主面前、脚下，这些鹰犬与奴隶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法家的“人人平等”。我以为，法家就是给帝王“教坏”的学问——韩非子在《制分》中阐明了君主应该做的是“君上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意思是说，遇到危难就让百姓为君主去死，安定时要竭尽其力，把臣民百姓骨髓都榨干；韩非子一再给嬴政强调：仁慈不是权力资源，残暴才是最大的权力资源。韩非子认为，君主靠仁慈是不能治国的，因为慈母之下是不能出孝子的（这里韩非子不惜颠倒逻辑，也要强调他那一套治国理念）再看韩非子那篇最打动秦始皇的《说难》，就把帝王臣子那种如何揣摩皇帝心理、游说其“术”的阴暗、诡诈的方式方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是最能令帝王醉心，迷恋、能够充分享受独裁权力滋味的法宝。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开始到秦始皇，申不害、韩非子、商鞅、李斯等法家学说泛滥，那些阴暗隔膜，翻云覆雨、驭臣、驭民的毒辣，刻薄寡恩即为历代皇帝暴君所宗；其户籍制度把人的自由限制到最苛刻状态；连坐法、鼓励告奸等使得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只能在戕害旁人利益时，才能达到自己的安全。其见利忘义，杀鸡取蛋、害人以自保，更诱发道德大崩溃。这种功利色彩极重的治国方式使得它在短时间内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以等量速度激增、积累，却毫无自身修正纠偏机制。故秦始皇统一后只二十多年即土崩瓦解。后代皇权在阳儒阴法模式下运行，也就数十年至百年，社会即开始走下坡路，无可挽回的陷入危机四伏的颓势，其内外矛盾积聚到了摇摇欲坠之时，这时一个小火星就能引发燎原之火。秦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开国皇帝都算得上有为的明智君主，但在百年左右，均开始颓势如潮，无可挽回。王船山、牟宗三、林鹏等人对秦朝暴起暴落的经验教训总结可谓深刻，引人深思。

纵观几十年对此问题的探讨，许多提法都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论断，但是都不能如王东岳先生的说法这样最接近事情的本真状态。（我不知道有没有关于这问题的绝对真理结论，更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

读史书目的在于鉴古知今，若读史书却回避当下话题，古人历千辛万苦著书立说，岂不成了全无用处的摆设！腐刑之痛也就成了今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调料，司马迁岂不活活冤死！

举世皆知毛泽东欣赏秦始皇，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秦始皇，但是深谙帝王之术的毛，却只让老百姓知道“六王毕，四海一、车同轨，同文字”等世所共知的功绩，却从不允许老百姓知道和了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秦始皇之流阴暗毒辣、刻薄寡恩、君臣隔膜、卑劣的驭臣术。郭沫若写于四十年代的《十批判书》也指出，法家有法西斯意味，其法术许多都是肮脏龌龊的卑鄙东西。1973～1975年间，晚年昏聩的毛又发动了“批儒尊法”运动，一时间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历史上臭不可闻的另类都被捧为法家人物，肉麻的歌颂之。仔细审视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的整肃，对周恩来的一再羞辱，都完全符合韩非子给君主提醒、防范的“八奸”的警告。秦始皇用焚书达到了思想国有化目的，但奖励耕战也确实使国家富强了；而毛泽东统治的28年，确实名副其实的践行了法家的“君上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并达到登峰造极。以致到毛死时的1976年，在七、八亿人中，“衣食无忧”始终是一个奢望，“毛主席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谎言之一。历史是如此的天缘凑巧？还是有意和伟大导师开恶谑的玩笑？：秦始皇从亲政到死亡28年，然死后尚且维持了二世、子婴约四年，然毛泽东从登基到死亡也恰好28年，不同的是，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就被自己最宠信的臣子华国锋、汪东兴一锅端了；几近崩溃的整个国家也因为毛的死亡而从此柳暗花明，走上了大体正确的道路！这实在是天大的讽刺，也是法家有史以来最大的败笔！

粗疏地盘点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从形成之初，就面临着一个不断加速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似乎这个文化自形成初始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自然是中华文明史上思想界最活跃、最民主的时期，但不幸，这个百家中滋生的法家又衍化成急功近利，快速富国强兵的秦帝国，它用暴戾的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继而竟然搞出了“焚书坑儒”，把文化专制伴随血腥屠戮推向极端。这些做法满足了秦始皇好大喜功，统一舆论的需要，却埋下了加速灭亡的火种。短暂的秦国灭亡了，汉家天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也不差，但是，法家在专制独裁，快速富国上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实在太诱惑国君了，因此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开始悄悄把阳儒阴法作为信条奉行之，如此，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礼崩乐坏的趋势丝毫也没有改变，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两三百年一次玉石俱焚、周而复始的大动荡，大循环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缠绕着中华文明的孱弱肌体，无法摆脱，总根子就在于法家阴魂不散……。

最后，王东岳先生特别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有一个强大的哲学基础，这不是两张皮，而是一张皮，它紧密相连。你若想搞现代科学而不学哲学，对不起，这事有点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出国后学习特好，就是拿不到诺贝尔奖。说到这里，王东岳先生双手一摊，做了一个很优雅、漂亮的手势：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哲学！不懂哲学你就闹不清科学是怎么回事。

多年探索，感想颇多。掩卷长思，唯有感叹：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滋生出科学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适合民主宪政。而民主宪政早已证明，它就是普世价值，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胡适说：民主制度就是“幼稚园”制度，一学就会，一学就会见效——看近二、三十年台湾、韩国的民主渐进过程就可得出结论。二、三十年前，台湾、韩国都刚刚解除了戒严或军人独裁，但是一旦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其政权的民主监督机制就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完善成长起来。有人认为，一旦实行民主，中国必乱！如此请问：难道今日不乱吗？五十年代把数十万文化精英打入另类，进而摧残成思想阳痿，是不是乱？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不是乱？文革里7亿人荒唐疯狂地为着一个人而发疯打杀不是乱？为镇压不同政见把坦克开到街上对学生开枪射杀是不是乱？看今日中国之贪官把国家、民众糟害、欺辱到了何种地步！这不是乱？还是我们见过比这更血腥的乱，因而见怪不怪？确实，日本、韩国、台湾都是受中国文化文明模式影响很深的国家、地区，它们都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我们为何不能？如果说我国与上述国家地区的差异，就是他们没有经历毛氏暴虐的摧残，因而走上民主道路还算顺畅；我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不正常的政治运动摧残浩劫后，传统中优秀因子丧失殆尽，所以，如果向民主宪政前进、过度，也将会遇到更多一些的困难、波折，但执政者若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远见卓识，勇于跳出一党私利的狭隘圈子，勇敢向民主挺进，吸纳多党制及民主党派的监督机制，就绝对能得到百姓真心拥护、喝彩！就一定能极大地挽回丧失殆尽的民心，民主制度就一定会成功，这也是拯救中华民族和国家、甚至也是拯救共产党的唯一出路，舍此无他。

                                       2013.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