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船 山、 牟宗三与 批 儒 尊 法

                                                          2011．3

李 俊 华

文革后期的1973—1975年，原本就群魔乱舞的中国政坛相继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尊法等一幕幕闹剧。在让几亿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也让中国人或多或少对历史人物有了些了解，但这种了解是很不够的，也是和以前历次运动一样，是完全在愚民政策下的继续愚民。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终于可以比较公正、客观的看待和研究历史、历史人物时，我们才发现，所谓的批儒尊法这出闹剧，对于毛泽东来说，恰似那句古话“不打自招”。原来二十多年中，毛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都似铺垫，最终终于走向了尊崇法家这一步。我们看到，凡是毛中意的，都被贴上了“法家”标签，对法家的美化也到了令人肉麻的地步；而凡是毛反感的，大都被贬抑为没落腐朽的“儒家”。我们不禁要问，毛为何对法家情有独钟？法家又是何方神圣呢？简言之，在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把“术”作为统治者统驭臣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不可捉摸”，而这，正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领导艺术”。于是，我们看到，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一向以儒家文化标榜的统治者，奉行的都是法家那一套统治术，即“阳儒阴法”；这与1949年后，毛泽东表面尊奉马列主义，而实际还是用法家那一套愚弄老百姓如出一辙，只不过法家那一套治国理念“说不得”，也就是见不得人。所以只有到了毛的晚年，才羞答答、扭捏捏的抛出来。这既是毛本人的“回光返照”，也是法家思想统治术的“回光返照”。或许可以说，这既是毛时代即将终结的厄兆，也是法家统治术即将永远终结的预言！

那麽，法家的实质到底是什麽呢？它与我们平常提到的“以法治国”又有何区别呢？

明末思想家王船山（夫之）曾指出：“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客观的说，王船山对这三者为祸的分析主要侧重于老子庄子和佛教的危害，对法家的剖析并不多，只是指出了大致的轮廓。所以，台湾学者牟宗三在其五十年代出版的《历史哲学》中就直言不讳的说到：“船山所论，尚不能十分尽其义。盖尝论之，法家之所以为法家，不在其用法，亦不在其信赏必罚，而在其用法之根据，在其所规定用法之君之以术成。儒家之君之为神圣以德成，法家之君之为不测以术成，此实两者之肯要区别。以术成者，故君之德为诡秘阴险，无仁无智，无礼无义，只是一阴森之深潭，而无光明俊伟气象”。牟先生论述了法家的种种恶劣表现，但法家又是何以产生的呢？陕西独立学者王东岳先生在深入研究了春秋以来礼乐崩坏的社会现象后得出结论：法家的产生标志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况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老子的东西失效了，孔子才走到前台；孔子的东西失效了，荀子才走到前台，荀子的东西都失效了，法家才走到前台，从此，阳儒阴法，中国社会从赢政以后建立的两千年的帝制，表面上挂的是儒家，骨子里执行的是法家，礼仪之邦从此变样了。

说实话，古今学人为法家勾勒出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但是，历代统治者所以奉行“阳儒阴法”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流派在强化皇权，巩固专制制度，进而使皇权高效运作起了巨大作用。顺便说一句，诸子百家的这个法家，尽管有以法制代替礼制，不分亲疏，一断于法等进步内容，但是它与今日具有普世意义的以法治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范畴。现代社会理念中的法制、依法治国大都是以民主宪政的精髓公平、公开、公正为前提，倡导个人权利的保障。而法家则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高度的皇权专制，强化思想专制，故此不能混为一谈。众所周知，秦代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以来迅速崛起，国乃大富。但是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却滋生出深刻的危机。牟宗三先生指出，如此的变法“所投映之号召曰富强，曰功利，曰耕战。其所因此号召与外用而取之于民者，唯是其粗重之物力，而毫不能予以理性上之启发与夫价值之观念，故只能激民而不能兴民也，是以民仍为盲爽发狂而痴呆。激者，激其潜隐混沌，而为盲爽发狂之痴呆也。塞其理性之光，而取其粗暴之气，套之于法中而尽其物力，则生死唯君欲之矣。秦之富强以此，其大败天下之民亦以此”。牟先生剖析了法家以功利为一切目的总和，而最终最可怕的结果却是“生死唯君欲之”，一切都在君王的奴役驱使之下：富国强兵达到了，皇权之专制独裁也达到了颠峰。而且，“其所措定之‘法’，亦不本于理性，而乃本于功利与事便，故为自上而硬加诸其所愚昧之民者。在此，民之守法，不本于其理性之自觉，而乃迫于外在之利害与功利而为外烁者；而上之制法，亦不本于光明理性之客观化，而乃系于急切之功利、主观之私欲。故此种法乃上无根下无着者。上无根，故必归于权术；下无着，故必重吏，督责深刻。此中国法家虽可以偷一时之便，而终不可以成治道也。欲由之而建制成化，必为昧于政治”。因此，牟先生断言：秦之兼并六国，全赖商鞅、孝公奠其基。自此以后，步步在堕落中。在谈到法家几个主要人物时，牟先生说：“在商鞅，尚只为一数量精神，然凡此类天资刻薄之人，其心已丧。由其心丧所成之‘虚无之黑暗’尚为一自然的不自觉者，至韩非（经过申不害）则根据此‘虚无之黑暗’自觉地建立起一阴森之秘窟，以为不测之深渊。至此，大恶乃成”。“质言之，罪恶不在法本身，而在阴森之深潭也”。至此，牟先生指出了法家之术是造成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总根源。在牟先生看来，自李斯提出“焚书、以吏为师”主张，秦始皇施之以“坑儒”残暴行经，这个刚刚统一的皇权专制国家对思想的钳制、压迫就达到了登峰造极，也把自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一扫而光，从而使这个新兴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却落得个短命下场。最后，牟宗三先生的结论是：“治天下不可以商鞅、申、韩之法术，而当有以彻其本源也”。本源是什麽？不言自明，就是儒家文化。

 然而就这样一个阴暗龌龊的学派，靠手腕、靠术来玩人、整人的小集团，却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梦寐以求、醉心于其中的就是学好学会法家那一套，以便不露声色的，惟我独尊的掌控手下臣民，将亿万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有一天在游泳池，毛对江青面授真经时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力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麽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好一个“政治斗争艺术化”！难怪毛可以当面对刘少奇说出：“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拇指就可以把你打倒”如此这般的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话；毛也可以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局会议上风清月朗、悠哉游哉般的挥洒道：“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平静间言简意赅的话却字字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把一大批文化、艺术精英逼向绝路，逼向死亡，而更大规模的屠戮，思想专制也从此拉开了帷幕。如此的艺术化在哪？我们却只看到了血腥！看到了伟人制造冤案如同儿戏，视人命如草芥。如此可以看出，在毛的眼里，让臣下摸不着领袖的意图是最高境界，这是和历朝历代的皇帝别无二致的，于是，有了“摸不透”的最高目标，毛的马列主义者面具下就有了另外一个真实：翻手云、覆手雨，言而无信，文过饰非，纵横捭阂，指鹿为马，顺者昌，逆者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毛绝对算是法家帝王之术最完美的实践者。

说心里话，打上面这些字的时候，我一遍遍自问：这是我们那个被唱了许多年的大救星的真实所为吗？在那个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世所罕见的巨大谎言面前，这些字眼显得多麽刺眼、残酷！但是良知良心告诉我，那些字眼，每一个词组的背后，都是无数血淋淋的事实，都是无数永远也统计不清的冤死的生命，他们为了毛坐稳那把皇帝的交椅而默默的被铺垫在了毛的坐椅下……

在一些场合，毛似乎也并不回避历代皇帝都热衷的话题。毛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可见毛对法家的认可和心领神会。过去，我们只知道毛爱读二十四史；1975年的批儒尊法使我们知道了毛欣赏法家；只是近来由于毛上述两段谈话的解密与公布，我们才知道了毛偏爱的是法家的帝王统治术；我们还因此知道了原来法家的帝王统治术的实质就是给帝王“教坏”之术。那几个法家主要人物都强调，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必须使臣下“捉摸不透”才能有效驾驭群臣，而且对帝王身边的近臣、甚至妻子、儿女都不能轻信，因为帝王身边的人将是对帝王、皇权的最大威胁。这就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也是十几年前学界曾热议的话题：为何中国历史始终无法摆脱每隔二、三百年就要来一次大动荡，改朝换代，玉石俱焚的规律呢？那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我忽然有了答案，那就是两千年来历代帝王都奉行的“阳儒阴法”。而欲讨论此问题，就会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1 稳定的农业文明模式 

由于农业文明是循环往复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使得其中的进步因子难以生成生存，同时自给自足的特点又使它的生命力、耐力弥坚。自然灾害，国家动荡都难以从根本上摧毁它，当内忧外患过去，它又能极快的恢复生机，开始下一个周期的循环，继续为国家，百姓创造、积累财富。

2 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

儒家文化是沁润于每个华夏子民骨髓血脉的文化，它的以德治国，以礼乐文化为基本立足点的优势自不必多言。但它也同样是稳定性、保守性远大于进步性、开拓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侵润太久，不客气的说，只会造成两种臣民性格，即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同时这也旁证了鲁迅所说：翻开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做得稳的时代和想做奴隶都做不得的时代。想做奴隶做得稳的，天下治世；想做奴隶都做不得的，天下造反。这当然是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不断衰落的主要原因。

3 法家的刻薄寡恩

如前所述，法家的帝王之术就是给帝王“教坏”之术。在这个与儒家同时诞生于先秦时代的法家面前，圆熟稳定的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模式的融合俨然如一对敦厚长者，是可以任意驾御、驱使的，而法家却象一只上窜下跳，惟利是图，惟利取便的猴子，躲在角落里操纵一切。历代帝王在这种阴暗封闭，刻薄寡恩的法家之术操纵下掌控臣民，根本不可能产生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国家形态，民族心态，而只能是安定时上层忙于勾心斗角，上下不通；灾难来临，树倒猢狲散，玉石俱焚。生灵涂炭。

总之，所谓“阳儒”是对付老百姓的，就是用儒家文化教化百姓的；而“阴法”是用于驾驭百官、臣僚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不可捉摸的“术”必然使君臣离心离德，危机四伏。上述三个因素积累形成的矛盾合力同时或相继在上下两个层面爆发，社会大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国历史一次次重复着不断循环往复的周期性怪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若说中国历史两千年停滞不前也完全对，因为大约没有哪个社会能经得住如此折腾打击。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本文开始引述的王船山的观点，原来王船山的话也有偏颇的，他说三者“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然而他却不知大约三百多年后的毛泽东，却能够把老庄、佛教都打烂批臭，然后塞进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货色，结果，祸国殃民的程度更惨烈，更暴虐。因为自以为深谙法家帝王之术的毛还是失算了：他根本没有看到，两千年来的帝王们所以敢奉行“阳儒阴法”是因为无论帝王们怎样勾心斗角，播弄权柄，他们都不会去触动社会的基础，也就是民间社会的私有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得到了充分保证，也确保了整个社会根基的稳定，因此无论上层统治圈子里怎样厮杀得乌眼鸡似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活力却不受影响。每一次社会动荡过后，改朝换代之余，社会秩序稳定后，一切又按部就班的照常运行，生产力迅速得到恢复。而且，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教化与圆熟的农业文明相得益彰，使得尽管法家竭尽阴谋的折腾，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也大都能杠上二、三百年，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没有倒回到刀耕火种的蒙昧时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毛却敢于在两个层面同时开刀、同时玩火：高层官员被任意羞辱、玩弄于毛的股掌上，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到毛死前，昔日的开国元勋们已基本被屠戮殆尽；社会、经济领域全凭政治运动一窝蜂，四处冒烟，成了贻笑大方的“大跃退”，到毛死去的时候，冤狱遍地，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毛欣赏秦始皇，秦始皇亲政27年，所梦想的是“一世、二世乃至万万世”，结果却只传了三世就灰飞烟灭。毛所说“如果什麽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请问：毛赢了吗？毛为了不让人“摸透”，一生搞了多少阴谋诡计，整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却也同样只维持了27年的统治，毛死后尸骨未寒，自己的老婆侄子就被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同盟一锅端了个干净。毛亲手制造的数不清的冤案也无一例外的全部平反昭雪。事实就是这样无情的证明，毛殚精竭虑异想天开的所有乌托邦社会实验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法家这一套人心丧尽行不通；毛的治国理念比法家更甚、对思想的钳制，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更彻底、更毒辣，更加登峰造极，因而也失败得更快。在今日中国社会，毛苦心孤诣经营的一切也只化作今日当局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标签，仅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新时期以来，当局把毛那一套治国理念弃之如弊履，一切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重，人民大众才得到了千百年来少有的富裕富足自由，如今的中国现实就是对毛欣赏的法家那一套的辛辣的嘲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民对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日益关注，而法家等传统中的糟粕却与中国现实渐行渐远，但愿它化作化石长眠。

                                                                                                2011．3．9草

                                                                                                     3．31定稿

[后记]  在本文草拟接近完成时，意外的读到了唐德刚先生的《新中国三十年》，震撼感慨之余发现，拙文结尾处的观点，竟然与唐先生十余年前的观点不谋而合：我认为，毛的话“你若一切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毛在暗示他依旧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我却以为毛根本没有赢！而且败得很惨，也印证了毛自己的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唐先生也认为，毛一生都在整人玩人，为了让老婆接班，毛处心积虑拔钉子掺沙子挖墙脚，结果毛处处提防的周先他而去见老马了，而毛最信任的“老实人”却在他尸骨未寒就把他的老婆侄子一锅端了，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读至此，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201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