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里的余华

　　　　　　　　　　　　　　　　·茹　月·

去年１１月，余华来美国为他的英文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作宣传。我与他的出版中间人王久 安很熟，很早就约定了请他到新州来作一次讲演。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作家的一 个时代。我们跟他同龄的很多人，都想知道，他是怎样写出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我在心里不自觉地 想象着，他的外形也许是非常深沉，非常独特的。

讲演是在１１月８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尽管曾经在电话上与他聊天，在见到他第一眼时，还是对他 的形象有些失望。记得那天他穿了一件运动夹克衫，并不明快的深棕色使那衣服看起来毫无特点。长 期旅途的余华，看起来有些疲劳。南方人特有的圆脸膛，使他看起来很年轻，给人未经世事的感觉。 他站立在讲台上，有人给他拿来了一张椅子，椅子放在台上，位置太高，坐在上面的余华被迫弯下身 体凑合麦克风的角度。我有些不安，准备调整一下，可他却说：“不用了，这样很好。”就这样，他 弯曲着身体给我们作了两个小说的演讲。“这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心里想。

余华的演讲开始了。大厅里２００多个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很快就被余华风趣幽默的谈吐吸引了。他 侃侃而谈对文学的看法，时而犀利，时而调侃。在貌似轻松的谈话里，常常闪现着智慧和敏锐。我开 始找到感觉了，相信眼前这个风尘赴赴的年轻人，就是那个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杰出 作家。

我喜欢余华的小说，因为他的作品极具张力。读过余华作品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被他文字的魅力所吸 引，在他的早期作品里，那种被称之为“零度叙述手法”的运用被发挥到了极致。他以一个局外人的 位置，用不动生色，几乎是冰冷的语言讲述一个又一个人们不敢相信的故事。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受 不了余华小说里那种残忍，他们怀疑余华故事的真实性。在他的故事里，“人物早已蒙上宿命的阴 影，他们面临危险，切近死亡却浑然不知，他们坚决而麻木地走向灾难”。尽管，余华的故事常常怪 诞地不合常理，但是他故事里面的人物却真实到让读者心惊。合上书页的时候，他书里的人物已经刻 到了读者的心里，挥之不去。我读他的小说《现实一种》时就有这种感觉。那同住一个屋檐下，两个 亲兄弟互相残杀的故事，我决不能相信，但是在他的作品里却只能那样发生。

余华否认作家的历史使命感，他在新州的那次讲演中说：“作家写小说的时候已经很忙了，他像一个 村长一样要安排书中所有的人物，他们的悲伤、欢乐、吃饭、和爱情。他已经没有精力了，不要再要 求他去考虑历史的责任感这么重大的问题了。”他不承认自己写书的时候，是为了完成某一个使命， 他甚至常常在各种讲演的时候说，他是为了不再作牙医，为了挣钱养家而写这些故事的。我不知道他 这样说是不是一种逃避，是不是为了更多地保留一点自己独立写作的自由而发出的请求。但是我知 道，宣称不刻意追求社会使命的余华，却写出了震动人心的，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社会现实小说。 余华的作品让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令人震动的故事，他给我的是启迪，是灵魂上对人、对生命 的重新认识。也许这并不是余华写作的初衷，但这确实是余华作品最令我欣赏的部分。

我喜欢余华。喜欢他的直率。他甚至从不隐瞒自己写作的商业目的。他对我说，这次到美国来就是为 了推销自己的英文书。他辛辛苦苦地奔波，目的很简单，增加书的销售数量。在一次对外公开的访谈 中，他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小说总是很短：“现在我是属于比较关心市场的作家。出版社告诉我编１０万 字左右一本，每一本薄一点，给读者一个挑选的余地”。

是什么使余华，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写出真实的中国社会，人群的生态，写出了具有深远现实意 义的作品呢？　我想这是因为，余华，这个从小镇上走出来的作家，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自己笔下 的普通人历受磨难的生活。这种切身的体会，帮助他理解和捕捉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写出他们的挣扎 和矛盾。他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一本书：“《黄昏里的男孩》这样的结尾。这个小说我就想写这样一 个过程，就是一个老人摧残一个小偷男孩的故事。当我把这个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还不够，是否人 们会对这个老人产生一种谴责？他也很不容易，守着一个水果摊，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觉得，当某个 有很长一段生活经历的人要处理一件事情时，他的做法一定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你要了解他的经历 后，才可能会对他的举动有所了解。可能我就运用了这种结尾方式。”

杰出的作家，普通的人，这就是我印象里的余华。

　　余华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１９６０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 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１９８４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 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着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 《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 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８０万 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 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 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 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 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 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原文写于2005年，原载于《华夏文摘》

　　余华自传

　　１９６０年４月３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 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 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 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 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 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 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 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 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 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 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 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 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 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 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 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 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 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 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 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 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 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 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 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 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 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 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 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 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 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 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 下，在医院食堂卖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 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 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 诊。”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 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 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 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 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 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 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 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 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 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 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 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 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 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 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 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 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 应该是１９７３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 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 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 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７０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 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 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 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 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 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 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 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 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 有职称的医生，当医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 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 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 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 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 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 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 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 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 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 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 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 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 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 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 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