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第二次回国的时候来到了重庆。接机的师傅第一句话就问：你来过重庆吗？我突然呆住了：没有？不对！明明是在重庆的中心广场留过影的，还在一个码头上了船，畅游了三峡大坝建成之前的三峡，但那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以至于看着眼前飞速发展的重庆，我都不敢肯定是否来过。

惊艳重庆

听说上次我到过长江和嘉陵江边游览，这次接待的公司特意又安排我去了那里。记忆中上一次，也就是2000年，我在岸边看到了对岸万家灯火组成的点点灯光，如漫天的萤火虫在黑暗中给人温馨和神秘的感觉。可是这一次，当我来到两江汇合的岸边，看到的却不仅仅是灯火，而是一个放大了百倍的迪士尼灯光秀。对岸的点点灯火已经变成了一座座披着彩灯装饰的巨大楼宇。楼宇的整面墙壁变成巨型幕布，上演着仙境般的迷幻和奢华，免费赠送给每一个来到她面前的人，不论是当地居民、游客，和偶然路过的旅人。朝天码头上曾经高高的台阶夹杂在高楼林立的灯火之中，竟然看起有些寒酸。俯首脚下，路人停留的江边小憩之处，竟然随意地呈现着我曾经在新泽西洲大西洋城一间神秘的房间里才看到过的彩色喷泉，而且这里的喷泉似乎更大，更美丽。脚下的河岸上，露天的茶座里，有舒适的藤椅和逍遥的酒吧。河口处两条艘着彩灯的游轮在不停歇地穿梭着，似乎只是为了提醒我，面前看到的并不是一幅巨大的图画，而是真实的城市夜景。

看着眼前的灯光变换，我切身地感到，中国已经变了，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非凡的、世界顶级的繁华国度。而这个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快得让我只能够像现在这样，从对岸观赏变换的灯火。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来自于一个重要的开始，上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

踏出国门

我是1976年上大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是那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在政治气氛浓郁的北京，还是每天只知道与一些刚刚留校在北京卫生学校当教师的同学们开开心心地玩，以为自己的一生将在这些朋友之间，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在漫长的牛街小街上度过。

还记得，在返回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我看到街上集会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止不住地开心，扭头看看周围挤在车上的陌生人，他们也看看我，给我一个微笑。那时人们知道，“文革”真的结束了，中国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很快，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的大门一点一点地打开，我成为了最后一届没有经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我们迎来了第一届考试进校的77届大学生。我们与他们一同学习，一同生活了将近两年。尽管我们和77届好像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群，但是在校园里，大家从未感觉隔阂，甚至老师都成为了学生们的最好朋友，所有的人，共同汲取着这来之不易的知识甘露。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仅仅是学习专业，更多地是在翻阅刚刚被解禁的文革前的文学作品，我读了曹禺的《雷雨》和巴金的《家》《春》《秋》，记得我非常喜欢《雷雨》所以急切地去寻找所有曹禺的作品。北医的图书馆当时提供《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小说月报》《译林》等等文学期刊。远离社会的我从这些期刊中感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记得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个第一篇从思想上批判文革的文艺作品。后来有了《街上流行黄裙子》的电影和那一年街上的女孩人人都穿黄裙子的场景。那时的期刊和电影几乎每一期，每一部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开放和角度。我几乎是计算着日子期盼每一期新期刊的到来，急切地一口气读完所有的小说。为每一个新的趋势和观点欢呼和叫好，那时的我尽管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心里知道，将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当我1980年走出校门又回到当年送我去大学的北京市卫生学校，并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那个曾经以为会待一辈子的美丽校园已经无法留住我的脚步了。在所有人惊奇的目光中，我报名参加了第二届的研究生考试，并在半年以后进入了南京药物研究所成为翁帼英研究员的硕士生， 我当时是北京市卫生学校40年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我的研究生课程是在当时的南京药学院，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完成的。在这所知名的药科大学里，我们不但从中国最好的药学老师那里学习知识，而且经常能够与外国来访的学者和归国的留学人员交流。我还记得，在一次与归国探亲的学姐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国外的电动打字机很好用，比我当时正在使用的机械打字机好用很多。后来我出国以后一直寻找她说的电动打字机，却不知道秘书正在使用的那个很简单的有一个电线插头的打字机就是那个师姐说的神奇的打字机。因为当我在两年以后出国到美国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很少用打字机，而是开始使用王安电脑了。

1984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并且被分配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我从小就梦想的药学研究工作。记得我去北京人事局报道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个从北京出去，又回到北京的研究生。在全国最高水平的研究所里工作，我们有条件阅读大量的国外文献，很多研究工作并不比国外差很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国外的制药工业是怎样的情况，也不清楚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就像每一次一样，国家高瞻远瞩为了科技现代化的需要，制定了与美国进行的人才和学者交流计划。1986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科委选派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成为当年中国第一个被派到美国制药企业学习的进修生。据说一位当时参与交换计划的美国教授认识G.D. Searle公司的老总，所以通过私人关系，把中国的青年学者派到了私人的制药企业学习，在我之前和之后，中国的学者都只能到大学里学习。我到了G.D. Searle以后，美国同事们都盛传我是高干背景，否则怎么会被选中出国呢？其实，我被选中是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卫生部的中国医科院系统，所以出国的名额最先给到了中央直属单位，而我又是研究院里很少的几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还凑巧考过了英语的口试，尽管当时我的英文口语几乎是空白，但是那个考我的美国老师，竟然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英文词汇，最后她问我，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英文水平，到了美国能生活吗？我说：如果把我放在英语的环境里，我会很快适应的，应当没有问题。也许是我的回答让她满意了，我竟然把一个英文系的毕业生比了下去，成为研究所唯一获得这次机会的人选。

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当时的佐治亚理工大学有一个中国学者交流中心，我在那里先熟悉了一下美国的生活。记得那位已经叫不上名字的老教授，给我演示用微波炉烧开纸杯里的水。我惊奇于水开了可纸杯竟然没有一点变化。在接待我的中国老师家里我学会了吹头发、打电话，还有穿合体的上班裙服。两个星期之后，我只身前往芝加哥，那里双喜礼品店的华侨店主接待了我，她也以为我是有来头的吧，后来才发现我什么背景都没有，是个北京城里再平常不过的学者罢了。在G.D. Searle一年的进修，使我对美国的制药工业有了最近距离的观察。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制药厂规模非常大，一个药厂的科研仪器和实验室的规模就比我们中国国家级的研究所的实验室大得多，也有更多的资源。再到高等学校参观以后，才发现，美国的很多产品研发和科研都是在公司中完成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和资源反而比较紧张。

回家时，我买了四大件和四小件家用电器，在Ohio Airport明亮的候机厅里登上飞往中国北京的飞机，那时的航程是19个小时。飞机飞到首都上空即将降落时，我非常激动，毕竟有整整一年没有回到家乡，没有见到亲人了。先生来机场接我，一起通过前门大街，那时候突然发觉前门大街很窄，两边的房屋很矮小。我疑惑着，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前门大街呀。第二天再去时，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当时空快速变换的时候，人就会不自觉地产生对比，感受到差距。第一次出国，美国的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包括公共汽车的刷卡机、机场的完备设施、家家户户的自动车库大门、舒适豪华的酒店，都是当时的中国所没有的。

定居国外

两年以后，我和先生又飞往了美国，这一次，我们决定永久定居美国。没有了国家的支持，我们在美国从最艰难的打工开始。居住在费城比较差的地区，房子的窗户稍不小心就会被小偷光顾。很多人挤在一所房子里分租，每个人都试图省下生活费，为国内的家人带些东西回去。记得有一对原本在国内做到了科级干部的夫妻，来到美国后开了家洗衣店，每次回国前他们都会到旧货店买很多衣服，准备回去时送给国内的亲友。我们第一次回国的时候，也带了很多二手的衣服回国。那时美国的二手货，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很快，国内的亲友们告诉我，国外的二手货穿不出去了，再也不需要了。于是，我们把当时买好的二手衣服全都丢掉，重新去买美国商店打折时的新衣服。再到后来，美国打折的衣服也不用买了，因为样式不够好。

父母们先后来美国。当我们终于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国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熟悉的北京变得很不同了。但还是能依稀找到过去的影子，西单商场的高层里，我们还能吃到卤煮火烧和炒肝，还可以在新开张的连锁店，吃一顿普通的涮羊肉。记得我们赶在三峡大坝建成前去游了三峡，在山城重庆的水磨石中心广场上玩得很开心。广场周围高楼林立，已经有些像美国大城市的感觉。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街头的小理发店，只花15元人民币就足足享受了45分钟的洗剪服务。而在美国，一次15分钟的剪发，却要至少20美元。那时我们回国，还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行李箱中给亲友们的是美国买的衣物、首饰、香水和鞋袜。女儿涂着指甲油的小手还会被朋友们认真地打量、夸赞一番。

后来，我们每隔一两年都会回国。我被带到不同的高档会所去体验。回到美国后，我会绘声绘色地在朋友聚会中描绘这些消费场所的高档奢华，动员大家回国的时候也去体验这种在美国没有的消费方式。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海外人士曾经的优越感已经没有了。国内的同学们开始问我，国内怎么样？和美国差不多了吧？你干脆回来吧？但当时，在我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种偶尔为之的高消费，真的代表着国内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接受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号。记得我回美国后写了系列随笔发表在新泽西洲的中文报纸上，描述着中国这些浮华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说，北京的农家餐厅，门口的红地毯上排列鞠躬迎宾的两大排美女，可是给客人上菜的碗竟然没有一个不带破口，豪华中掩盖不住低档次的本质。餐馆一个有残次的杯子，使酒水洒了客人一身，服务员竟然会要求客人赔偿损坏的杯子。那时我回中国，排队加塞，拥挤没有秩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还记得甚至在中国民航的飞机上，降落以后，所有的中国乘客会一拥而上挤到前面，完全不顾原本座位的次序。那时的我会摇摇头，感叹国人的素质水平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中国巨变

十年又过去了，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在美国过着如同十几年前一样的生活，不论房屋，还是工作，都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中国那边，却开始了越来越高速的变化。城市突然间变得比美国任何城市更豪华和先进，灯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耀眼。国内的同学们开始告诉我今年去了欧洲和东南亚的哪些地方，那个仅作为医院化验室退休员工的发小，告诉我她如今的退休生活，就是每年冬天离开寒冷的北京，到海南三亚或是泰国清迈去住两个月，享受异域风情。国内的同学们退休以后，参加各种旅游团，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尽情游玩，令我羡慕不已。

因为业务的关系，我每年都会出差回国两次。每次回国，住的酒店越来越高级，敞亮的房间、宽大舒适的床、豪华的洗手间、丰盛的早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住在这些高档酒店中，我不禁感叹，今日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享受高档消费最容易的国家。这样的奢华是世界水平的，而这只能用中国的富强来解释。

我在机场里和飞机上看到，国人的修养和素质也在提高，飞机着陆后，已经没有人再往前拥挤，自动排队也已经成为了风气。人们更加从容和宽容地对待他人，文明在慢慢地成为国人的行为标准。我看到的是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国家，一个会正逐渐赢得别国尊重的国家。

最近的回国，我常常是因为业务的原因，要去很多国内的制药公司。今天的中国制药业尽管在技术上与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赶上来的速度是惊人的，特别是近两年来，国家注重制药企业的改革，对质量的关注，使得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改造。目前的美国制药业因为竞争的加剧导致很多企业裁员和兼并，而中国成为最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没有哪一个公司愿意放弃中国市场，更多的专利都会覆盖中国市场。中国公司出口到美国成为了趋势。

如今改革开放还在路上，中国的高速发展一点也没有减慢的迹象。我在想，如果我五年以后再来重庆，对岸的灯火会是什么样？我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呢？那一定会是更加艳丽，更加让人惊叹的对岸灯火，中国也将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本文为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四十年”丛书征稿而作，并收录于《四十年来家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