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生命的奇迹

茹月报道

在他家漂亮的客厅里，周林和他的妻子雪珊泡了一壶上好红茶，对记者谈起了第一次遇到病魔的那一天：

“那是911刚刚过去的早上，我前一天晚上与朋友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刚刚接到雪珊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知道纽约的世贸大楼被飞机撞毁了。我对朋友说，这是美国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那时，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将要遇到的灾难，会更加猛烈和险恶。我现在还记得，两天后的早上，我照常吃了火腿煎鸡蛋，却不知道为什么全都喷射状地呕吐了出来。我没有理会，那天还是继续工作。在随后的两天里，却每天都是同样地呕吐。没办法，我只好抽空到北京一家最好的医院去看病。脑部CT查出了问题，但却无法断定是什么疾病。在经过全北京最好的脑外科专家们的会诊之后，结论是脑组织局部硬化病变。尽管一名海归的年轻专家提出脑淋巴瘤的可能，却因为大多数老专家们从未听说淋巴瘤会长到脑子里，而否定了他的观点。就这样，医生仅仅给我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抑制脑部的病变，而对我脑干部位的淋巴瘤却根本没有治疗。我被告知，不用耽心，三个月激素治疗以后，慢慢撤除激素，我就会恢复正常了。我仍然想留在北京工作，但妻子却对我的病不太放心，把我接回了美国。现在，我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明智的决定，妻子第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周林说到这里，感激地望了一眼身边的妻子。而他的妻子雪珊却仍然沉浸在回忆当中：

“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病有多严重，激素压抑着病灶，他大部分时间里还像正常人一样。而他平时除了工作，对自己的身体从不在意。那天，儿子从学校回来。突然对我说：“妈妈，我看爸爸好像有问题了，他为什么总是在读报纸的第一页。”我们忙问他：“周林，一加一等于几？”他茫然地看着我们，不知道答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他脑子里的肿瘤已经浸犯了很多脑细胞。他开始失去记忆和辨认能力了。我们的好朋友知道消息以后，马上帮我们联系到了纽约城里一个非常好的神经外科医生，我们立即前往纽约看病。在医生的诊所里，我第一次知道，周林可能患了淋巴瘤，而且是晚期。

“你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天！” 雪珊述说着这些过去的故事，这是她第一次面对记者讲述那些日子的点点滴滴。她紧紧地握着茶杯说：“周林的情况很不好，医生说需要马上住院，他为我们联系了纽约最好的肿瘤医生，让周林急诊住院。当他知道周林因为长期在北京工作没有买美国的医疗保险时，问我：“这需要很多很多钱，你考虑一下，今天是留下来住院，还是先回去想一想。我愣了一下，才忽然明白这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尽管当时我们有公司，有事业，但是突然要拿出几十万也许是上百万的现金，也许就意味着我们打拚多年的事业付诸东流。而且周林患的是恶性程度很高的晚期癌症，谁都无法预料他是否还能够重回健康。我没有继续多想，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他活着。钱不是问题，我去解决。”当天周林没有回家，直接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附属长老会医院。当护士扶着周林走进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小便失禁了，护士告诉我，那说明癌肿已经压在他的脑干，他很快会进入昏迷状态，如不及时抢救会造成脑死亡。”

美国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最杰出的医生将因为误诊而濒临死亡的周林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他却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他把自己的病全部交给了妻子，而他本人从刚一醒来就重新投入了事业当中。

“那是我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雪珊的目光越过周林，看着对面墙上一幅精美的刺绣，缓缓地说道：“为了省下治疗费，每个星期，我们回到家里住三天。我没有请护士，以为自己能够照顾他。可是没有想到，大小便失禁的病人是多么地难以照顾。尽管用了一次性尿布，可一到晚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刚刚换了新垫被，就被他弄湿了。有好几次，家里所有的床单和床垫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睡在哪里。那时候，看着眼前无知的他，我的全部感受就是孤独和无助。不知道，他那个样子会要多长时间。好几次，我在夜里放声大哭。不是因为干活累，而是心里的苦再也无法承受。”

也许是周林面对疾病不畏惧的勇气，也许是雪珊不辞劳苦的精心照顾，一年半以后周林的癌竟然从身体里全部消失了。当医生告诉雪珊，周林再也不需要来医院化疗的时候，她高兴得拥抱了医生。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四年。癌症病人五年的存活期，像一个魔咒如期而至。

“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雪珊回忆着。“我们刚刚度假回家，周林突然说肝区痛。我们赶快到附近的小医院看急诊，走进急诊大门的时候，周林已经痛得无法行走。”这一次，是肝和直肠同时发作淋巴癌转移。周林又住进了医院开始化疗。而这一次的癌症比第一次更加痛苦。所使用的化疗药物也比第一次有更大的破坏性。周林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每几个小时就要打止痛药。在疼痛的时候，他发明的频谱仪帮助了他。频谱仪的照射，使他的病痛减轻了许多。

为了彻底消灭癌细胞，医生使用了最大剂量的药物。周林体内的癌细胞很快就被彻底消除了。但同时，周林的免疫系统也开始崩溃。 他的身体虚弱得跟艾滋病人一样。开始莫名其妙地感染。先是臀部肌肉深部长了一个大毒痈，痛得他无法入睡。美国医生也束手无策。又是妻子雪珊，找来了偏方，用中医中药拔出脓肿。后来发现腹腔内多发性脓肿，一般的外科医生无法医治。妻子雪珊不放弃地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名胆大的医生，将周林的腰部拦腰切开，清除了脓液。手术后的周林，还没有来得及庆幸，却在一次看病时，突然因为肺水肿住进了危重病房戴上了呼吸机。

“那一天，我原本是带周林去看一次普通的门诊，可我等了一会儿，却看见周林被推进危重病房，身上缠满了各种管子和线路。已经看不到他的脸了。只是看到一个机器在那里咕咚咕咚地发出声响，我一下子垮在了那里，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危重病房厚厚的玻璃窗像看不见的门把周林隔在了另一个世界。他因为肺部感染造成的肺水肿充满了全部肺叶。医生给他使用了最好的联合抗菌素，还是不知道是否能控制住感染。

“那时我每天到医院去都像等待判决，医生说，如果积水在48小时内不能消退，周林就没救了。”雪珊说道这里竟然有些哽咽。而埋头读书的周林这时突然加了进来：“在ICU里昏迷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个房子里关着，看见我的母亲和家人从房前走过，我很着急，拼命地喊她们来给我开门，她们却连看都不看我地走了过去，后来，我的主治医师走了进来，说：“来我带你出去”我就醒了过来，一醒来就看到了雪珊的脸”。

顽强的周林，在妻子的注视下又一次渡过了鬼门关。他逐渐地好了起来，癌症被彻底根治了。然而，病魔却没有离开。他原本就不太好的肝脏在多次治疗中慢慢地失去了功能。在后来的四五年里，他每天都浮肿。医生说已经到了肝硬化，需要考虑肝移植的时候了。但打不垮的周林，还是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硬是为了公司的事情要回中国去。原本一次二十天左右的行程，却使周林差一点永远留在那里。

回到中国的周林，每天要靠利尿剂消除水肿。朋友听到这个情况就建议他去看看中医，并介绍了北京最著名的中医专家，说是专门治疗肝水肿的病人。专家开给周林的中药，他只吃了一副，就开始腹泻，并开始便血。几天之内，他的血色素降到了只剩下3.5克。进入了肝昏迷和肝衰竭，需要立即换肝。雪珊重新投入了战斗，她在素不相识的北京城里，跑遍了治疗肝病的医院，最后在武警总医院找到了肝源，那里最好的医生立即给周林施行了手术。

周林又一次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可是换肝后，他却仍然没有好。他回到美国又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长老会医院。后来周林才知道，这一次手术的失败是因为换上的肝脏在手术前受到了损害。没有办法，他需要再换一个新的肝脏。自此，周林开始了漫长的八个月的等待，等待新的肝源，也等待他的身体条件达到手术的要求。用医生的话说，他需要等待那个能够施行手术的“窗口”。在等待的时候，他只能靠换血维持生命。那个受损的肝脏，慢慢地失去功能。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每过两三天就要换一次血。终于到最后，那个周林最信任的医生把雪珊叫了出去，告诉他，他们讨论后认为，周林的身体很难适应换肝这样的大手术了。而且，在他们这里在近期等到肝源的可能性很小，建议他们转院。

“我一下子懵了。”雪珊回想当时的情景。“看着病床上，像非洲饥饿的难民一样黑黢黢，骨瘦如柴的丈夫，我理解医生不原意再治疗的苦衷，但是离开这里，我们还能到那儿去？”勇敢果断的雪珊又一次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回中国，再到那家曾经为周林换肝的医院去，让他们给周林第二次换肝。

而这一次手术成功了。在八个月以后，周林终于完全康复了。他现在可以挽着妻子的手，回到健康人之中。

回首过去的十二年，他感慨地说：“我感觉现在的我身体比生病之前还要好，完全可以去工作了。”工作、发明、和频谱仪，这些是周林全部的生活。记者问他：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险境之中，有没有感觉过绝望？他想了一下说：在第二次肝移植之前，当哥大长老会医院告诉我无法在那里医治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连医生都放弃了，我知道希望已经很小了。但是，我想自己的一生都在帮助别人，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老天爷会看到这些，来帮助我的。”

雪珊这时加了进来：“周林从来不想自己的身体，他的脑子里永远只有频谱仪和事业。即使在身体非常差的时候，他所想的也不是自己的病，而是他的频谱仪。”也许就是这种心无旁贷的执著，使他从未被疾病压垮。

当记者问他：“与生病之前相比，在你的思想里什么是最大的改变？”他想了一下回答说：“现在的我家庭观念更强，更知道爱。我能够康复归功于三个原因：第一美国和中国的医生好；是他们救了我；第二，我的妻子好。她在每一个关键时候都作出了正确的决定；第三，我有频谱仪，它对促进伤口愈合非常有效，在第二次肝移植的时候，我的身体那么差，腹腔里却非常干净，没有感染和粘连。医生说难以想象，那是因为我每天都照射频谱仪。”

周林康复了，在他的脑子里，频谱仪又占据了全部。一个以全部的身心投入追求的人，造就了自己生命的奇迹。（茹月写于新州201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