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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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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3日,朱莉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下午一点,她开车去商场,一路上想着昨夜与提姆的争吵。快到商场了,她似乎听到了些什么,抬头向后视镜望去。果真一辆警车跟在后面。紧接着车上的警灯闪了起来,要她马上停车。她心里说:“糟糕,我又违章了吗?”没想到,这一次不是简单的违章。
当她在路边停下以后,三辆警车已经将她团团地围住。从第一辆车里发出了喊话的声音,命令她坐在车里不许动。前后两辆车里各有一个警察用枪口指着她。然后,另一个警察走下警车,搜查她的车子。朱莉惊奇地看到,警察从她的后备箱里搜出了一把长刀。她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把刀,更不知道是谁把刀放在她的后备箱里。是为了什么?
警察把刀放进一个塑料袋里,然后走到她面前问:“你懂英文吗?有人控告你持刀威胁杀人。”在警察枪口下的她,这时早已惊慌得失去了思维。她只是不断地说:“NO。NO。NO。”她想说,那刀不是她的。她想说,她不懂英文。她想说,她决不敢持刀威胁任何人。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说出口。警察根本没有理会她请求的目光,他拿出手栲,扣住她的双手,说:“上警车吧。”冰冷的手栲,几乎冻僵了她的心脏。她突然想到了死,想到了也许会被递解出境。在她踏上警车的一刹那,她想到了提姆-她男朋友的大儿子。他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
时过三年以后,谈起那段日子。朱莉还是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她说:“我不知道那一年怎么会那么倒霉。先是失去了工作,靠着少量的救济金和打零工生活。然后儿子和我的男朋友闹翻,男朋友要我在他和儿子之间做一个选择。儿子搬出了,可是男朋友的儿子却诬陷我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最害怕的是,如果我被判有罪,就会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危险。而我的儿子还在上高中,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我回中国,那么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就全都失去了意义。”
在警察局里,她找来了一个懂英文的朋友,协助她弄明白了整个案子的由来。提姆,她男朋友劳瑞的大儿子,报警说她持刀威胁要杀死他。警察在她车的后备箱里翻出的那把刀就是物证。可是她知道一定是提姆栽赃陷害。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她曾经打电话给报警,因为提姆把她房间的门锁撬开了。警察来的时候,提姆不在家,他命令提姆的父亲,劳瑞,把门锁修好,今后不许再毁坏任何东西。
“也许劳瑞觉得叫警察到家里来是一个耻辱,所以他竟然不顾我们一起三年的情谊,与他儿子一起做出了这栽赃的案子。”朱莉现在回忆这件事情的起因。“我知道他不想让我离开,但是他一定是恨过我的。我也一样,对他又恨又爱。感情很复杂。”
在警察局,朱莉交了$500元保释金被释放了。她找了一个律师为她辩护。这件案子分别在两个法庭上诉。在民事庭,提姆提出,只要朱莉搬出家门,他就不再起诉。这是朱莉很不情愿的结局。
“现在我才知道,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跟劳瑞同居。如果我跟他不是同居关系,而是婚姻关系,那么这次争吵的结果就不是我被赶出家门,而是他的儿子离开本来就属于我的家。在警察局,我说我是劳瑞的女朋友,可那又算什么呢?租这房子用的是劳瑞的名字,法律认为,他随时都可以让我离开。我这辈子,真心爱过的,只有劳瑞一个人。为了我们俩,我找到朋友,请求她帮忙租到了这所很便宜的房子。我买下了全部的家具,还承担了一部分房租。这本来就是我和劳瑞的房子。可是他却跟他的儿子一起,把我赶出了家门。在警察局里,我像一个罪犯一样被按了指模,还照了像。我清白了一辈子,却有了这样一个污点。每次想到,我被围在警察枪口下的滋味,想到警察对我像一个罪犯一样粗暴,我就不能够原谅劳瑞。“
“我从劳瑞那里搬出来的时候,身边没有带任何东西。就像我为了劳瑞与丈夫离婚时一样。那时,我把用我的钱买下的房子,留给了丈夫,他才同意跟我离婚。原来以为,我这一辈子可以与劳瑞生活在一起,可没想到仅仅一年以后,他却把我送进了警察局。”
朱莉说到这些的时候,激动得哽咽了起来。她不情愿离开那个她和劳瑞共同的家。她本来想告提姆栽赃,然后迫使他搬出去。这样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继续与劳瑞的同居生活。她认为劳瑞的心里还是爱她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她的律师,询问劳瑞是否愿意朱莉再回家时,他作为房子的法人和她的男朋友,竟然沉默不语。在整个事件中,朱莉最难过的就是劳瑞的这个沉默。他的沉默,使她不但失去了房子,也失去了劳瑞,这个她一辈子真正爱过的人。
朱莉接受了儿子和律师的劝告,同意搬出那所她生活了三年的房子。提姆撤回了在民事庭的诉讼。因为诉状里涉及了持刀威胁,这个案子还要在刑事庭判决。朱莉那几天很焦虑,如果提姆坚持说她拿刀威胁过他。没有证人,是很难说清楚的。况且,提姆的许多朋友都在警察局工作,他既然敢给她栽赃,就可以置她于死地。然而,在开庭的那天,提姆没有出庭。法官宣布案子撤销。
三年后的今天,朱莉提起这个案件对于这样结束这个官司并不满意。她说:“我没有犯罪,那把刀不是我放进车里的。他们可以查手印,证明是提姆在栽赃。现在撤销了这个案子,把我弄得不清不白。我也想过去告他们,但是这要花很多钱,我没钱,也不敢告,怕出现意外的情况,让我失去身份。可是现在这样,我这一辈子都会有一个说不清的污点。“
朱莉的律师谈到这个案子时说,朱莉这样的案件在华人中并不多见,家庭纠纷变成了刑事案。而且牵扯了很复杂的父子、母子、和同居关系。他本来准备为朱莉辩护的,结果却因为上诉人不出庭案子撤销。这样的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
在整个案件中,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关键。这就是,朱莉和劳瑞的关系为什么出现了转变?这样两个曾经真心相爱的人,怎么会演变成法庭相见的局面?对于这问题,朱莉有些痛苦地说,是她最疼爱的儿子,毁了她的幸福。“如果没有我儿子的到来,今天我仍然会和劳瑞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
“儿子从国内来了以后,与我和劳瑞生活在一起。他对劳瑞并没有坏印象。那时他上初中。在我丈夫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实在没办法了,让儿子来决定我跟他爸爸走,还是留在劳瑞的身边。儿子选择了沉默,直到现在,我的前夫都恨他儿子的这个行动。我不知道,儿子是因为小,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还是他也感激劳瑞为我所做的一切。可是当我和我的儿子,加上劳瑞和他的儿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很快就产生了许多无法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劳瑞的儿子不喜欢我和我的儿子,他认为,他的爸爸太听我的了。他要为爸爸撑腰。他在家里总是像主人一样,不把我和儿子放在眼里。而我的儿子也不认为他是在别人的家里生活,当劳瑞要求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很生气。慢慢地,提姆开始不喜欢他了。他认为我太娇惯孩子,对我的态度有时就很不好。我能够理解劳瑞,对他的态度都能够忍受,可儿子受不了。他要保护我,不让妈妈受别人的欺负。终于,一天当劳瑞骂我的时候,我儿子冲出来骂了他。是用的最难听的话。劳瑞很气愤,冲上去要打我儿子,我站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死死地抓住劳瑞的手不让他打。他没有打,却因为愤怒浑身发抖。那天,儿子抱着书包不去上学,非要在当天搬出去住。他说如果我不让他搬出去,他就回国。”
儿子搬出去以后,没多久,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朱莉相信,劳瑞是因为恨她儿子,才默许提姆导演了这一个栽赃的案件。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哭了。他对我说:‘记住,我爱你‘。我到今天还常想到他的那句话。可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这样做,他把我送进警察局,把我对他的信任彻底打破了。 ”
案件已经结束了,在警察局的记录里,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家庭纠纷。甚至没有立案。可是,朱莉却从此离开了劳瑞,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奋斗。三年后的今天,她生活得很好,买了新车和一座独立的小楼。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离开劳瑞,并没有使她倒下。
今天的朱莉似乎看透了一切:“在美国,可以与男人同居,可以与他们睡觉。但是不要与他们产生感情。否则你会被伤害的。现在我不会相信任何男人,我不会让他们到我的房子里来,白吃,白住。没有男人,我也会过得很好。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男人的帮助,是靠我自己挣来的。”朱莉说话的时候声音很高。她是在为自己鼓劲,可是在她的心灵深处,真的就没有一份对温暖家庭的期盼吗?
她提起当初与劳瑞的初识,说与劳瑞成为同居关系,是她一个单身女子,孤身在美国闯荡的逼迫。然而在同居以后,却发现这是一份最让她难忘的感情生活。
“我是用探亲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可那是个远房的亲戚,根本就不会给我任何帮助。我本来以为,起码我可以找一个保姆的工作。每个月只挣一千多块钱,就比我在国内一年的工资高。可是,我找的第一份保姆工,就让我彻底灰心了。我到外州给人家看孩子。那孩子才一岁多就有60磅。他整天哭,要我抱着。这还不算,他一不高兴就咬,我的胳膊让他咬得血淋淋的。我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对着电话哭。只干了17天,就辞掉了。我还记得,到外州去的那一天,11月了,天气很冷,因为走远路,我带得衣服很少,坐了一夜的车,清早从灰狗下来,所有的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个孤零零地站在寒风里。那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连打电话都不行。冷风刺骨,我抱着双肩,跺着脚等候来人接我。却老也不见来人。我心里怕得要命,怕会冻死在那车站上。那种无助的感觉,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我到新州来打餐馆。在餐馆里,打工的大部分是单身的男人。他们也和我一样,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国内。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又没有钱,在国外一待几年,沾不到女人的身。见到我这样也是单身的女人难免就会打坏主意。他们常常先对我好,帮我做这做那。然后就想跟我上床。可是这些男人们人长得丑,又粗俗。我对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他们被拒绝以后,就会在干活的时候百般刁难我。我那时常常打电话回家向老公诉说,他却说,出国是你自己的选择。还叫我不要老打电话回家,多省一点钱。确实,那时有一个月我的电话费到了三百多元。后来,我老公来到美国也去打工,他告诉我:“现在才知道,你那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
“劳瑞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追求我的。他常到我打工的餐馆吃饭,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我。每天都来,盯着我看,还借故找我说话。然后就邀请我一起出去。一次我们在MALL里逛,他指着一件裙子说:“这件你穿会很好看。”一看价格要$160元,他二话没说就给我买了下来。还要给我买耳环和戒指。从那儿我知道,他真的喜欢我。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男人给我买过东西,老公没花一分钱就把我娶回了家。“
“我与劳瑞同居的三年里,第一次感受到作女人的幸福。和丈夫结婚20多年,却没有与劳瑞在一起的三年让我刻骨铭心。我才40多岁,生理上有那个需求。劳瑞是我喜欢的类型。他是西班牙人,长得很不错,身体也很强。我们两个人的性生活很协调。我的英语不好,就常常打着手式与他开玩笑。我和他在一起很快活。西班牙男人比中国男人要懂得讨女人欢心。我们一起出去,下雨天有水洼的时候,他会绕过来牵起我的手,扶着我过去。我打工回家晚了,他会一直听着火车的声音,等我。只要火车一到站就去接我。我的车在外面坏了,只要打电话给他,他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来帮我。有一次他实在来不了,就叫朋友来,回去以后他付$40元给朋友做辛苦费。跟他在一起,我就像有了依靠,心里踏实。这种感觉是与老公生活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过的。”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对劳瑞的感情。对于老公,尽管没有感情,可还是忠实的。可是后来的事情,却证明,她其实早在与老公离婚之前,就与劳瑞同居了。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同居生活还经过了她老公的默许。
“我告诉了老公劳瑞在追求我。他不愿意,但他也觉得,我在这边需要一个男人保护。在老公的默许下,劳瑞正式地成为了我的男朋友。自从跟劳瑞好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找我的麻烦了。后来我看劳瑞住的地方太差,正好有朋友离开,我就建议,劳瑞把朋友的房子转租下来。劳瑞让我也住进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打电话告诉了老公。那时,我正在给老公办来美国的手续,他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我的钱不能给劳瑞。第二,我不能与劳瑞生孩子。第三,老公来美国以后我必须离开劳瑞。我都同意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像我和老公约定的那样发展。
老公是在2 年以前带着孩子来到美国的。他来之前,已经预感了,也许我会跟他离婚。他要我签了一个协议,如果跟他离婚,在国内的房子和财产就全部归他所有。我们在国内的房子,是我用在这边打工挣来的钱买的。但是我不敢不签,为了孩子能够来到美国,我签了协议。
老公要来了,劳瑞也知道。他没有强迫我,而是让我自己做一个选择。他这样做,我就更觉得对不起他,离不开他。老公一到这里就让我马上离开劳瑞。我却无法下这个决心。只好跟他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适应一下。”他却跟我急了,破口大骂。他越是骂我,我对他就越是恨,根本不想跟他一起生活。我拿出2千元,给他找了个朋友家暂住。孩子和我住在一起。我那时心里真矛盾,整天脑袋里乱乱的。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干活。不去想这些事情。
老公在美国待了五个月。他曾经试着去找工作,但没有他能干的活。看看我与劳瑞实在分不开。他最后选择了回中国。回去以后,他就和我离了婚。从此我自己带着儿子在美国生活。“
朱莉就这样了断了和前夫已经20年的婚姻。而那个似乎已经抓住了的真情和梦想,也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破碎了。现在的她又变成了一个单身的女人。所不同的是,她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尽管薪金很低,但是有医疗保险,还有假期。她的儿子变得懂事了,知道替她分担辛苦。她用贷款买了车子和房子。可是她还在每周七天地干活,为了还上所有的贷款,也为了打发掉所有的空余时间。
“女人再能干,再坚强,都在心里盼着给自己找个支柱。这份安全感,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的吗?”她做过各种尝试。比如,高价买了一个红娘俱乐部的会员卡。那一段时间里,她每个周末都出去见俱乐部给她介绍的男人,却很快就失望了。
“俱乐部介绍来的这些男人,年轻的、条件好的看不上我,嫌我不够年轻,不漂亮。而那愿意的,不是没钱,就是老得不行。那天一个纽约从中国城来见我的,倒是还年轻,可是跟我一样穷的要命,不知道他有多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了,见了面就想留下来住。我怎么赶他都不走。说他花了十几块钱,又耽误了打工到我这里来,不能什么也得不到就回去。他要是个有风度,看起来让人舒服的男人我也就让他了。说实话,我也是女人,不是没有要求。可他偏偏是个看了就让人讨厌的。算了,钱就算我白丢了,再也不要见什么破男人了。“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说话很甜蜜的美国白人,曾经想过和他结婚,可是没过多久,却发现他是一个骗子,专门玩弄她这样的单身女人。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男人鬼精得很,他们只想占便宜,不会养着你。我已经不年轻了,根本别想靠着男人,还是靠我自己吧。男人与女人,只有性是真的。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情感。“
现在的朱莉对于今天的自己很自豪。“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会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想过会买一辆新车。我的朋友们都不相信我真的买了房子。但是我很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下来。我需要一个家庭,一个真心爱我,像劳瑞一样对我好的丈夫。”曾经在同居中获得了幸福,又因为没有婚姻而失去了幸福的朱莉,最想要的,就是一份用婚姻确定下来的家庭。身心受过伤害的她,充满了对男人的恐惧,然而她的心里还是在期盼,期盼一份真实的情感和一个幸福的家庭。
(2004年12月4日,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