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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弑君，子弑父——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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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弑君，子弑父——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
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
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
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
要资料。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
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
地理。
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
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
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
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
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
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
更名为夏阳。
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
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
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
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
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
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
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
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
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
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
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
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
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
弃的。
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
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
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
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
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
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
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
行，臣下随从。
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
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
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
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
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
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
《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
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
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
“堂口三尺高，
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
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
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
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
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
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
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
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
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
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
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
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
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
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
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太史公自序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
难以明白通晓。
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
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
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
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
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
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
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
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
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
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
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
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
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
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
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
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
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
诵古文。
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
水之上；
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
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
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
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
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
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
“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
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
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
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
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
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
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
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
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
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
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
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
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
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
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一定要记在心上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
“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
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
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
新历法。
太史公说：
“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辨正《易传》，
接续《春秋》，
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
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
‘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
政治主张无法实行，
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
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
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
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
《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
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
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
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
这是王道的精髓。
《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
《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
《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
《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
《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
由此可见
《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
《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
《书》是来述说政事的，
《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
《易》是用来讲变化的，
《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
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
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
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
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
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说‘臣弑君，子弑父，
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
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
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
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
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
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
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
蒙死罪之名。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
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
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
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
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
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
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
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
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
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
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
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
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
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
《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
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
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
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
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
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
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
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
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
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
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
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
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
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
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
“这是我的罪过啊！
这是我的罪过啊！
身体残毁没有用了。”
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
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
有《春秋》；
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
了膑刑，却论述兵法；
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
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
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
于是终于下定决心
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
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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