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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同的（养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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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自网
为了共同的（养猪）事业
中国养猪技术网 www.sinoswine.com 2011年02月12日 来源：原创
初见农场是1988年的3月。四处漏风的吉普改装液氮车把我从北京城北的农业大学带到城南郊区的建新种猪场实习，从而拉开了我养猪工作的序幕，也为我徐徐展开总公司养猪科技人员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无私奉献的历史画图。
我第一个认识的是总公司畜牧处的于秀琦老师。我周围的领导和工人都称她于老太太，见面时都尊敬地叫她于先生。于先生当时56岁，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目光炯炯有神，给人感觉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
于先生担任北京花猪选育协作组的组长，北京花猪Ⅰ系选育成果鉴定在即，协作组的成员因此经常开会讨论问题。我也就经常能看到她来猪场，经常看到她进猪舍，出现场。
她在猪场的办公室是猪场会议室的套间，两张相对放置的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四张椅子，两张床。一张床归于先生使用，另一张床则是李先生用的。李先生（李素芬）是北京农业大学养猪组的讲师（现为教授，已经退休），是我大学里的养猪学老师，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太太，大家都称她李老太太。工作紧张时两位老太太就在办公室里住几天，直到完成阶段任务。
协作组还有郭总（郭实一）、师先生（师守堃）、郝场长（郝在炎）、惠工（惠新安）、常师傅（常广来）、小孔（孔繁生），郭总是南郊农场总畜牧兽医师，师先生是北京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的教授，其他同志都是南郊农场的科技人员。
当时协作组的工作条件相对简单，值得协作组骄傲的只有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简易个体测定舍。这个测定舍在当时已经相当先进，可以同时测定60头公猪的个体采食量，解决了过去不能单头测定猪饲料利用率的难题，为选育提供准确的依据。
我是1988年7月到建新工作的。协作组的工作精神、育种工作的需要、农场的亲近感、南海子的神秘是我留在建新工作的基本动因。从此北京花猪的选育任务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工作内容，我也为能和两位老先生一起工作倍感高兴。她们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的工作作风令我敬佩，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我在现场工作，于老师就经常提醒我，种猪性能测定数据一定不能错，一定要准确。在北京花猪育种过程中，繁殖性能、生长测定、屠宰成绩等许多方面的数据需要收集，于老师和李先生就督促我们及时做出统计，提早进行分析，从而为改进工作提供依据。
1989年场里任命我作副场长的助理，工作忙了一点，数据统计工作有时有拖拉现象，于老师就对我进行及时严肃的批评。而在生活方面，对我关心倍至，经常带一些腌鸡蛋等给我，或是问候我的家乡和父母兄弟。
为了搞好育种工作，除了进行世代猪的选育测定工作外，每年都要进行猪种的推广和推广之后种猪的性能调查工作，两位老先生都要亲自出马，最初的交通工具就是我已经提到的吉普车，四面漏风。她们总是解嘲地说，省得晕车。
在调查和访问用户的时候，她们总是耐心地为用户解决实际问题，示范操作技术。每年都要调查三、五十户。行车途中，她们会讲一些笑话；有时会谈到总公司瘦肉型猪培育的其他项目，北京黑猪的育种情况，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写进我的脑海。
北京黑猪选育项目1982年通过鉴定，在八十年代前后，对全国养猪业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推广地区达25个省市自治区。后来看到的材料表明，参加这一项目工作的有许多人，有农科院的、北京农业大学的，有我们总公司和下属农场、猪场的。
何叔铎、付道暨、樊生楠的名字最早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或是在猪场现场工作，或是在总公司畜牧处工作，都为北京黑猪的育种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曾与何叔铎和付道暨两位先生慕面。
樊生楠先生也是在她的名字耳熟能详以后很长时间才认识，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老樊。老樊人很热情，谈起养猪的时候，总有不少的话。我们曾一起参加在厦门举行的畜牧业展览会，总公司统一组团，作为负责人之一，她就像一位老大妈，处处照顾大家。在退休前，她在中荷培训中心培训部工作。有一次我们去中荷培训中心学习，她特意把荷兰养猪方面的最新技术资料推荐给我们年轻人。
在北京市《国营农场志》204和205页上，清楚地记录着1982年北京黑猪培育项目曾获得过农业部技术改进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两个一等奖，也清楚地记录着总公司参加这一项目的18位主要科技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于（秀琦）先生和张局长（张邦恢，时任主管畜牧副局长，后任总公司总畜牧师）。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花猪的育种工作自始至终都有张局长和周（周诗平）局长的关心和支持。1986年北京市“七五”计划重点“瘦肉猪生产系列工程”项目，将北京花猪和北京黑猪列为北京市母系当家品种。
北京花猪选育工作的专家讨论会每一年也要开好几次，张局长和周局长几乎每一次都出席，为项目工作把脉。北京花猪的选育工作在由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张仲葛先生和中国农科院李炳坦先生的支持下，在张局长和周局长的特别关怀下，坚持科研、生产和推广三结合的基本原则，不仅注意了科技工作的创造性，同时注意了种猪和技术的推广面，从而创造了骄人的工作成绩。
1987年北京花猪Ⅰ系选育通过了北京市科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1988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一成果为北京市菜篮子工程提供了瘦肉率较高的优良品种，仅1989年就向社会提供种猪2500余头。
在成绩面前，于先生带领的协作组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努力，不断创新。我的加入正是育种工作的需要。北京花猪Ⅱ系的选育从1988年开始，在项目资金支持下，Ⅱ系选育有了好一些的条件。建新种猪场更新的种猪测定舍建设完成了，可以同时解决228头种猪的个体测定工作。背膘测定也由超声波测定仪取代了老式的刺尺测定。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位老太太依然去客户走访，推广猪种和技术，经常回访曾经去过的客户，非常注重猪种和技术效果。但在多年的工作中，两位先生从不计较工作条件和待遇。在谈到工作条件的变化时，于先生总要回想到过去。她说：“我刚毕业时，五里店农场新建，我和郭总当时还住牛棚。
有第一个孩子时，走了8里路，换乘公共汽车，才到东四医院。有第二个孩子时，坐的是驴车。有第三个孩子时，好不容易赶上坐（农场）场长赵彪的专车——南郊农场唯一的一辆吉普车，赶到了医院，还是把小三生在了医院的门诊大厅里。”说到这里，她总是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可赶上好时候了，有电子计算机、复印机，计算不用算盘，抄东西不用笔。”随后你就能看到绽开在于先生脸上那满足而灿烂的笑。因为1990年两位老太太坐上了建新新买的“夏利”。
于先生的工作态度、热情和工作作风对我这个年轻人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协作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北京花猪Ⅱ系的选育工作于1994年完成，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花猪选育和技术推广有关项目，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壹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北京花猪繁育体系的建立和配套技术推广》项目获得国家星火科技二等奖，北京市星火二等奖。1994年3月18日于先生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崇高的荣誉，无上的光荣”，这是1994年科技大会纪录片的片名，也是对于先生和北京花猪选育协组全体成员育种工作的最好评价。今年，当我再去看望于先生的时候，精神矍铄的于先生步履已显蹒跚，一头乌发已为一头白发所染，但面容依然是那样自然，笑容依然和十几年前一样地灿烂。
1991年北京黑猪育种组与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合作，在生化育种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提高猪的瘦肉率选择开辟了一条新路。北京黑猪和北京花猪的育种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首都市民吃到更高质量的猪肉的猪种改良工作仍在继续……
1997年总公司机构改革，总公司下属的主要种猪场都合并到北京养猪育种中心，进入了技术水平更高的专业管理轨道。1998年8月我到中心科技发展部工作，开始深入认识两个洋猪种杜洛克种猪和迪卡配套系对中国养猪业的贡献。
迪卡配套系猪是1991年从美国引进，而截止到1998年已经推广种猪25600头。迪卡猪独特的生产模式、较快的生长速度、很强的一致性是养猪场户喜爱这一猪种的明显理由。随之推广的除了配套系猪种，还带给中国养猪业一系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观念，迪卡配套系种猪引进、选育和推广成功带动了国内养猪业配套系种猪选育工作的开展。
在这一成就的背后，是国内，尤其总公司、北京养猪育种中心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刘云生、荆继忠、马振强是迪卡猪配套系猪引进项目的组织实施者，还有周海深等十多位科技人员为迪卡配套系猪的引进、选育和推广项目做出了自己辛勤的努力。
荆继忠，中心主管科技副主任，东北人，治学严谨，有一种学者风度。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心编写猪种企业标准，关于迪卡猪一节，因多个品系的缘故，性能表述采用了表格方式，一稿出来后，我去向荆主任汇报，荆主任认真地就标准的文字排版提出意见，并和我一起讨论修改，直到做出满意的结果。
为了中心的发展，荆主任亲自带我去引种，每次选种，荆主任都特别仔细，后臀的丰满度、蹄肢的结实度、猪的品种特征、繁殖性征等每一项都严格选择。荆主任亲自过问选种记录，选定猪群的血统数量和性能指数，力求猪群质量一流。1999年《迪卡猪的饲养管理和防病保健》一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凝结了荆主任对迪卡配套系猪生产实践和研究的十年心血。
在中心与荆主任相处的日子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为以迪卡猪做切入点而开展的配套系猪育种技术研究及取得的成功而欣慰和自豪，因为他常说：配套系猪育种技术实行纯系选育与杂交相结合的系统目标选育制度，是猪育种技术的时代潮流。
为了做好育种工作，在马主任、刘主任、荆主任等中心领导安排下，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每年都有机会出去学习育种和性能测定技术，造就了一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周海深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突出代表。
我第一次认识周海深是在东北的红兴隆科研所，在三江白猪的选育基地。海深人热情，性格纯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忽然有一天在中心的职代会上与他碰面，感觉尤其亲切。从三江白到迪卡，从中国的培育猪种到配套系，从黑龙江到北京，这其中所包含的是养猪工作者事业和精神追求，包含的是养猪业的进步、养猪人观念的变化。
海深依然工作在育种现场，在中心的原种猪场做技术人员，负责迪卡猪的生产和核心群猪的现场育种工作。在项目组的领导下，每月一份的育种月报让我感受到中心原种场技术人员强烈的责任感，凝结着现场工作人员辛勤的汗水。仔猪出生编号、称重，仔猪转群称重，然后是90天称重，150天称重，接下来选种，背膘测量，体尺测定，瘦肉率估算，指数选择，公母猪选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扎实的工作来完成。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绚丽的奇葩，晶莹的露珠反射出太阳的光芒。迪卡猪引进工作不仅促进了中国养猪业向高效、高质方向发展，也得到了农业部的首肯。1999年迪卡配套系猪引进、选育和推广项目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0年12月瘦肉型父系（杜洛克）种猪选育新技术的研究又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心杜洛克猪场是这一成果的研究基地。1998年11月国家重点重畜禽场验收前夕，我曾经到杜洛克猪场和现场的人员一起为这一验收工作做准备。第一次看到保存良好的杜洛克育种和生产记录，由衷地为杜洛克场的工作深感敬佩。
几天前，当我拨通崔工（崔天英）的电话后，才第一次串起杜洛克背后的故事。电话那头崔工的声音略显粗重，但依然能够感受到她的热情，感受到深印在我心里的崔工的笑容，那笑容开放在满是皱纹的脸上。
“杜洛克育种是从（19）86年开始的，和北京花猪、北京黑猪、迪卡都是瘦肉型系列工程项目，杜洛克场被定为北京父系原种场。”
“北京一共六个原种场，咱们农场局就占了四个”。崔工的话音带有一种可传染性的自豪，我也感到这种自豪。
“对杜洛克场贡献大的得说是老韩（韩振山场长），1983年建场，老韩就在杜洛克场当场长，那时还有蔡南山。”
老韩黑黑的脸，眼睛不大，花白头发，在杜洛克场干了好多年场长。老韩身患癌症，还试图回到自己的岗位，但却再也不能，已于几年前去世。我忽然想起了花猪育种组的惠工，人也非常随和，也于前几年去世。
“老韩，我认识。”我说，“以前他经常住场”。
“是啊。刚开始是泰国总理送给中国政府两对杜洛克种猪。”
我想起我们曾送给朝鲜7头北京花猪。北京黑猪卖给过日本，后来日本有了“雪花瘦肉特种猪”。
“后来又从国内引进了不少杜洛克，有匈系、美系。建成了100头母猪的杜洛克猪场”。
“从（19）86年到99年杜洛克猪经过多年的培育工作，和农大合作进行系统选育是1989年。农大老师张晓岚、吴先生（吴常信），还有张邦恢都做了许多工作。”
“（19）93年杜洛克项目立项，97年鉴定。后来的事你就知道啦。”崔工似乎松了口气。
是的，杜洛克场截止到1997年仅推广杜洛克种公猪就已达到5000头，推广到全国几乎每个省市。1999年农业部第93号公告了中心杜洛克猪场为国家级杜洛克种猪生产场。崔工作为杜洛克育种组的组长，为杜洛克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杜洛克场目前依然是全国杜洛克协作组的组长单位，崔工还是这一全国性育种协作组的主持人。
在我案头的杜洛克猪研究专集上，总公司的科技人员又有12人之多。
“在猪育种方面，总公司在全市占先，技术推广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挂断电话前，崔工补充说。
确实，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仔猪早期断奶技术的实施，使我刚到建新时的仔猪60天断奶，缩短到45天、30天、28天断奶。现代集约化的饲养工艺，“四阶段、三自动”的生产工艺流程，对总公司、全市的养猪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组织这些技术推广和实施的人就是总公司畜牧处的唐处长（唐诗）和崔工。由唐处长和崔工主持的仔猪早期断奶配套技术的应用与实施项目获市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工厂化养猪饲养工艺改革及配套技术研究项目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猪种和技术相互补充，把养猪业，把我们的事业推向进步。我们这些人，这些为了事业而工作的人，也不断地取得进步。北京养猪育种中心正在实施的2000年农业部科技跨越计划项目——中育配套系的培育，将把我们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江山代有人才出，在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的事业必将更加辉煌。
后记：在完成此文的过程中，我和总公司的许多养猪专家通过电话。在此我必须向这些专家表达我的敬佩，表示我的感谢。此文涉及两位离世的前辈，谨以此文作为纪念。作为晚辈，在此文中必有失言、失实、失察之处，请阅读此文的有关人员不吝赐教，以便纠正。因为一个项目完成人员众多，此文不能尽详，多个项目，也不能尽细，请所有有关人员海涵。
最后，衷心感谢对此文提出意见的领导和专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作者：张创贵 时任北京三元集团北京养猪育种中心科技发展部经理 200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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