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二三事 

 作者 刘文忠  

过年

转眼间，已经过了冬至，数九从此开始，离过大年也没有几天，屈指可数了。对于大集体时代的过年，让人感慨万千。

没有经过大集体时代的人，不知道那时的艰辛。那时候虽然日子苦，老百姓乐呵的多，这也许就叫做那个时代提倡的：“穷棒子精神”吧。

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宣传队，大队有高跷队。一进冬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锣鼓之声相闻。尤其是高跷队的锣鼓声一响，震得人心儿发颤。能够进入文艺队或者高跷队，是最大的光荣，一般都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份，没有特技和表现特别好的地主富农子女是进不来的。我们队里徐耀华，是个地主子女，高跷队里扮演白蛇，他单腿跳过一米多高的方桌，放八字不用人扶，一个鹞子翻身就立起身，常常让人们喝彩声不断，才成了高跷队的队员。

腊月天，滴水成冰。

生产队开始文艺练兵，准备过罢年，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邀请周围生产队的文艺队来村子里演出，生产队的文艺队也要到周围的生产队演出。

一根铁丝绑一疙瘩烂棉花，往废柴油桶里一蘸，点着后，浓烟滚滚，油点喷溅。一场演出下来，演员成了烟熏猴，身上油迹斑斑，可是谁又不再乎，反而引以为荣。

看演出的社员更辛苦，几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演出，一场三四个小时下来，纹风不动，你知道为什么，怕一旦离开，没有好地方。

因为剧场的规矩是：“地方是伙的，你走就是我的。”

社员们辛苦一年了，要过个好年了。那时候每一个男强壮社员一天工分是一个日工，最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四角左右。还有的个别生产队倒分红，只好不分红。

我家九口人，父亲和母亲一年下来挣了800多个工分，按三角钱计算，一共280元，口粮每人380斤，平均一角五分计算，口粮款是57元，九口人是513元，倒欠生产队233元。如果再加上瓜菜钱，过去的欠款，数目是个天文数字。

过年了，能分上红的社员，生产队每家给借五元钱。没有分上红社员，每家给借三元钱。就这三元钱，精打细算的妈妈，安排的井井有条，让全家人欢天喜地过一个革命化的大年。具体安排如下：

半斤酒0.4元；川字砖茶一小块0.4元；蜡烛二只0.16；香烟三盒0.39元；调料0.3元；糖块0.3元；火柴5盒0.1元。

【以上物品凭供应票买，想多买也办不到。】

还要买五个麻雷和一版小编炮花0.3元，红字一张0.05元；给妹妹买红头绳之类花.0.2元，你看看，就这三块钱，过年还是没有花完，换成五分，二分的纸币给我们发压岁钱。

1973年春节期间，是我当了民办教师的第二年。

被驻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看中，临时借调到工作队当宣传员。白天给学生上完课，晚上和工作队到生产队宣传文件，组织文艺宣传队，写新闻报道稿。虽然累的冒虚汗，脑袋还是轻飘飘的，成为了借调干部。

年前，和工作队一起访贫问苦，到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

到了永顺二社一户姓张贫农家，比我知道最贫困的人家还要困难。全家七口人，只有二床破棉被，炕上没有炕席，病老婆起不来床，一直在哼哼。老支部书记和工作队长一商量，让生产队多借给他家二元钱，到三道桥给他女人看病。

正好公社有慰问品，大队还分到棉被一条，让我给写了介绍信，再盖上大队的公章，让他早点领回来。

就这么一点点温暖，让那一家人千恩万谢，要磕头，被我们挡住了。

过罢了年，我一起和文艺宣传队，高跷队又到了永顺二队慰问军烈属，演出文艺节目，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人们互相拜年，问好。

这时，二社社长把我拉住一边，神秘地对我说有老书记活动，我只好跟着去了，原来是到姓张的贫农家，他们家要请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去他家喝酒，我只好去了。

一进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个老婆的病好了，高兴的的像个孩子。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炕上摆开了二张方桌。老书记和工作队的人早已入座，我因为年轻，可身份还是有的，被安排在老支书旁边。

一大盘胡麻油调黄豆芽，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拌粉条，一大盘咸菜，已经是够丰盛的了。

紧靠炕沿的大锅里，一锅茶热气腾腾，上下翻滚。给我端来了一大碗茶，烫的不敢挨嘴唇。

姓张的老贫农，从南凉房双手抱来玻璃瓶装的半斤酒，乐呵呵地放在滚烫茶水锅里，让酒温热，好招待大家。

谁知，冰冷酒瓶一进入滚烫的茶锅里，只听：“嘣！”清脆的一声，瓶底掉进锅底，手里拿着半只烂玻璃瓶。

半斤酒，全部和茶水和在一起。

姓张的老贫农气得要踫头，病刚好的媳妇放声大哭。老书记临阵不乱，有办法。对姓张的老贫农说：“酒倒进了茶水里更好，招待的人多，心意我们领了，茶当酒喝！”

听到哭声,人们都赶来问询，当知道了这种情况，也附和着说：“我们一起喝。”

我只好勉为其难，端起一碗酒茶。

好浓烈的酒味，直冲鼻腔，刚闻到这酒味，就让人头晕。一碗下肚，我几乎醉了。

这一大锅酒茶，老书记喝了，工作组的喝了，乡亲们喝了，高跷队和文艺队的演员们喝了。

不一会儿，喝了个底超天。

所有的人都有醉的感觉。

佳话也传开了：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从中央到穷乡僻壤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前，工作队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社员大年三十上午还要大干，担土送肥搞突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放假。

队干部和驻队工作组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上午的突击，我已经腰背发麻，浑身冒冷汗。

工作队还规定，晚上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被捉住的赌博人员到生产队清除牛圈里的杂草和粪尿，时间到晚上十二点。

监督他们干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最年轻，家又在生产队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酸酸的，总觉得不是滋味。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当了几天国民党警察，属于公安六条人员，今天检查，明天交代。

我在会上辩解，我父亲是参加起义人员，他们还是揪住不放。

再看看平时，三岁的娃娃，半道拦住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低头就得低头，说批斗就批斗。大小会上，他们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用红笔打了叉的大纸牌子游斗。这不，大年三十还要干到晚上十二点。

眼看着家家户户灯笼点亮了，爆竹也稀稀落落的响那么三二声。天黑的对面看不见人，我一看手表，才晚上8点零5分。

我对这个任务打心眼里不满意，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心一横，说了一句：“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回家去吧！”

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看着我们。不管他，过了年再说。

过了年开学不久，工作队长找我谈话，询问大年三十的事。

我说按规定，晚上十二点收工。工作队队长摇了摇头，我又说，可能是我的手表停了。就这样，一句话：我的手表可能停了，我被取消了借干身份，我又开始全心身去教书，写稿子的事，工作组一直让我干到运动结束。

吃糕

５月初，社区组织居民乌海一日游，我也在其中。我们游览了乌海湖，水利枢纽工程，乌海书法博物馆等，最让我难以忘记是乌海湖畔的“蒙古家具博物馆。”那磨得油光铮亮大花轿吸引了我。

“骑大马，坐花轿，娶老婆，吃油糕。”儿时童谣在我耳边响起。

北方地区，吃糕是有讲究的，尤其是春节，没有一家人家不吃糕的，连讨吃要饭的也要二升米的糕过年。

穷的一天喝二顿玉米糊糊人家，遇到喜事，大事，也要吃顿油糕，没有不要紧，问穷哥们借，没有一家说没有的。

因为说不定谁家什么时候有事情，需要吃糕。

家底厚实一点的人家，老人年龄大了，儿子该娶媳妇了，媳妇怀孕要生儿子了。家家户户都备有黍子，到时候石碾子一压，新米糕最软最筋道。

你看一看，大路上那个人肩扛碓杵，虎背熊腰大步流星走在村头，就知道，他家有喜事。

一次回到三道桥，我要去看望邻居二哥，有人悄悄告诉我：“二哥吃了糕了。”

村里有老年人去世，不说死了说“吃了糕啦。”既文明又不失幽默。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种黍子的面积从来不少。一来保证家家户户对糕米需求，二来保证家里的一年四季笤帚的需求。

八月十五左右，黍子成熟了，妇女们到黍子地里折黍子穗子，到场面棒打手搓，热火朝天，男人们来帮忙也没有人笑话。

打下的黍子，集体加工成米，分给社员，第一次新黍子糕开始吃了。

一进腊月，不用谁吆喝，年轻人主动组成了倒糕队，互相帮忙，孤寡老优先。

没有对象的年轻人更是忙中偷闲，趁此机会搞起了恋爱。

家家户户捣糕声震得窗户纸哗啦啦响，炸油糕的香味儿满村村飘。

大多数人家泡上一斗黄米，吃到正月十五，二斗黄米吃到二月二。

怪不得正月里唱二人台，《压糕面》是最受欢迎的。

河套男女相亲的时候，男方头一次到女方家，如果是吃炖鸡肉炸油糕，介绍人乐了，不白磨鞋底了。后生乐了，能娶老婆了。老人就更高兴了，可以娶儿媳妇了。

如果吃得是面片,多半没戏。

黄米软则为上，硬则为下。

种黍子的地不可以重茬，红泥地最好。

农村人饭量大，吃油糕之量更大，一顿饭吃掉3斤黄米油糕的不是神话，有一个人吃了3斤米的糕，还有捎带一颗猪头。

吃油糕远远不止红白喜事。

盖房子有“上梁馍馍压栈糕”。

“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九遭”的说法。

娶亲时候，男方还要另带一份“离娘馍馍离娘糕”。由糕演绎出许许多多：“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说明吃糕耐饿，可以走四十里路。“背上二斗黄米访一访”，说明方圆百十来里没有说他坏话。

星移斗转，时光荏苒。大花轿碓臼碓杵放进了博物馆，为我们饮食文化的见证。

“人这一生，要吃三顿糕，过满月一顿，娶老婆一顿，进棺材一顿。”

这是河套人的最经典的语言。

细细想来，不无道理。因为吃油糕必定和人生许多大事有关联，吃顺气，和谐的糕最好，最高。

小村

大集体由于户口的限制，还有生产队的规定就是走亲戚只有三天的假期。一个村子几代人住在一起，少则二三十户，多则百八十户。一户平均六口人，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也是四五百人。

大公鸡长长的叫了一声，小村就醒了。

连那惹人嫌的灰叫驴，也扯着嗓子吼叫起来。老母猪可着劲地哼哼着，身后边的小崽子们也跟着起哄：“吱吱---哇哇--”地叫个不停。羊羔子还没有完全消去睡意，“咩咩”的叫音有气无力。一晚上没有睁眼，一觉睡到大天亮的狗狗虎虎，也望着妻子在狂吠着。

我早已习惯这羊咩犬吠猪吼鸡上墙的农村晨曲，妻子有条不紊的开始安排它们的早饭，不一会皆大欢喜，各就各位进入自己的饭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安顿好它们以后，我家的房屋上也开始升起袅袅的炊烟，妻子开始做饭了。

天刚蒙蒙亮，我开始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干活了二个多小时的活了。

一看见烟洞冒烟，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不用妻子呼唤，荷锄归家，吃罢饭再去学校教书。

农村的一天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开始了，虽然清苦，却有滋有味，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趣。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哇哇--”大哭，在空旷的小村上空回荡，更增添了几多色彩。勤快的河套农家汉子，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这样的早晨开始，那种羊咩犬吠猪吼鸡上墙的情景延续了几百年。

小村的路上面，孩子们“花儿笑，鸟儿叫，背上书包上学校。”

现在的小村空了，几乎看见炊烟，留守的村民也用煤气做饭，怕烧柴火污染空气。

不少年轻人进城打工变成了进城创业，过去进城打工是为了手头挣几个活钱。现在观念不一样了，进城开始自己创业做老板。

一大批运输，商贸，房地产业，农副产品流通的农民企业家和经纪人正在成长。

货郎鼓

老伴每次上街，大包小袋的给娇惯的孙子买回许多好吃的和好玩的。

可小孙子白眼一翻，小嘴一嘟噜：这个味道差，那个过了时，毛病挑下一大堆。望着气鼓鼓的小孙子，我和老伴无奈的摇摇头，相视会意的一笑，拍板决定：让小孙子自己买。不一会儿功夫，小孙子就满载而归。

这时候，我们除了感叹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快，更多的是让我们想起儿时在农村那走乡串户的货郎。

在我的记忆里，1965年前，大宗物品，到离家十多里的人民公社所在地三道桥供销社买。买点日用品，针头线脑，全靠走乡串户的货郎。

三天两头出现在村头的货郎，人未看到，货郎的拨浪鼓：

“奔--楞--楞--”就在你的耳朵里响起。

挑货郎担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的老人，担子里面摆放着各种花色的小商品，一边吆喝着，一边摇着拨浪鼓。担子一放，娃娃们围下一群。有需要买点针头线脑的大人们也急忙出门，挑挑拣拣。

人们买东西大都没有现钱，把早就准备好的烂绳头，过年吃下的骨头，废铜烂铁拿出来对换点针啦，线啦，烟嘴嘴。馋嘴的孩子缠着大人不放，再换一俩颗糖果。孩子们一跳老高，比过大年还高兴。

有一次，我看到货郎的担子里有麻糖，缠着妈妈给我买。妈妈苦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实在没有办法，从家里拿来了一颗鸡蛋换了一小块麻糖。麻糖一到手，那个香味，可以说是直通脑门。轻轻地咬一口，在嘴里脆脆的变成碎片。刚要再咬，麻糖又连成一块，越嚼越有劲道，甜丝丝的，透彻肺腑。在不知不觉中，一小块麻糖下了肚。

妈妈发现少了一颗鸡蛋，知道是我拿的。我回家后，妈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当时不明白，至于吗？

多少年后，谈论起这件事，妈妈才告诉我，我当时那颗鸡蛋，是交给供销社的任务蛋。由于没有完成任务蛋，我家一个月没有煤油点灯。

如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儿时的货郎担，那声声不息的拨浪鼓声就响在我的耳边。想起当时的生活是多么艰辛，想起妈妈眼眶里的泪。现在农村，到处都有小卖部，甚至还有超市，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货物齐全。

货郎已经成了历史。

刘文忠

个人简历  （1951—），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杭锦后旗三中退休教师。退休后在锦后旗、乌海市林荫街道关工委工作。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  在《中国社区》《中国火炬》《中国黄河》《文学报》《内蒙古日报》《草原》《巴彦淖尔报》《乌海日报》等发表作品1000余篇100余万字。在新浪、美国中文网、半壁江、51博客、中国诗歌网、中国文学网、中国散文网、一起写等网站注册，发表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红柳》三部曲。诗集《点亮心灯》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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