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友

刘文忠  

八十年代初，春雨绵绵，天气骤然变的晴朗，一派明丽的景象。河套文坛，英才辈出。农民作家李龙印、刘玉青、刘秉忠、张文彪、徐永厚、墨予等，还有地道的学院派李明、王福林、张广钧、李向明、刘贤普、李小平、王云宽、付志勇、越玉柱、张志中等。他们都是喝杨家河水长大的农村娃！

不知道名姓的河套文人，就像河套的红柳一样，土生土长，自生自灭。没有人给他们立碑写传，更没有文字记载。绝大多数，连地方作家协会都没有参加。   三道桥，就有公社干部李光华，写了一本长篇小说《七期国民兵》，把河套兵灾匪祸写的淋漓尽致。饱受苦难的民间医生张九皋，医道精湛，连小儿麻痹等疑难病症都可以看好，著书立传更是利国惠民。杭锦后旗教师赵大珲，出版了《中国姓名的行、音、义》。

王惠民，三道桥镇喇嘛滩中学语文教师，自幼对文学喜欢的我，对王惠民很是敬重。同一个学区工作，只要一见面，就觉得格外亲热，有说不完的话，尤其是有关文学方面，王惠民总是滔滔不绝，有着独特的见解，让人刮目相看。真可以说是“风日晴好自在时，诗赋化雨入梦来。”五十多岁的王惠民，瘦高的个子，十分健谈，说话间常有两声呵呵的朗笑，给人一种居才自傲、老谋深算的感觉。说话时带浓重的甘肃口音。他在老家就是个教师，二十岁刚出头就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教务长。他爱好文学，作品多次在《甘肃日报》、《宁夏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多场次的剧本被专业文艺团体搬上舞台，获得省级创作大奖。

王惠民还受到我国著名诗人李季的推崇，一场政治运动扼杀了他美好的前程，他被打成右派，被批斗、监禁，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王惠民目睹有人被致残整死，他害怕极了，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抛下新婚的妻子他离家出逃了。本打算逃往新疆，但鬼使神差地踏上往内蒙古的路。身无分文的他，一路上讨过饭、当过算命先生、江湖医生，甚至还跟上“鼓匠”班打过小鼓。几个月后，他流落到河套西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当时叫做红太阳大队。

王惠民懂些医道，经常给村民们扎针看病，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村民们对他很好，多方救济他。因为有文化，大伙推举他在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生活安顿下来，他偷偷往老家捎信把妻子接了上来。喇嘛滩中学成立，又当了中学教师。喇嘛滩中学与杭锦后旗三中合并，又到了杭锦后旗三中任高中语文教师，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越往后右派都给平反，更没有人追究王惠民的“政治问题”，可见河套人的宽厚，你给别人的一分好，都会记住！王惠民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老牌读书人，更让有点文化的文人们喜欢。

我和好友越玉柱办了个“苦菜花文学社”，油印诗报《苦菜花》，先后出版了56期。在河套地区有了一些名气，王惠民也是文学社成员，更是指导老师。第一次见面他抓紧我的手，眯着小眼睛打量着我，呵呵道：“诗人啊，年轻有为！呵呵……”。透过镜片我感到他眯着的眼里闪着一种慑人的光。这人不简单，饱经风霜的脸上十分坦然自信。俩只小眼睛格外有神，眼，心灵的窗户，打开了清澈透明，我们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成了无话不讲挚友。

王惠民说每一句话都要三思，说出来让人茅塞顿开感觉。相处久了，对他的了解深了，就改变了对他的第一印象。

他其实是个很热情、很随和的人。生活上、事业上常受挫折，却不愤世嫉俗，更没有怀才不遇的郁郁情怀。同事朋友之间，平日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王惠民酷爱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认为文学创作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只有在“精”字上下功夫，才能有所建树。

他写给《苦菜花》的诗作不很多，但都是有感而发，水准较高，让你读他的作品，联想到他本人往往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拉磨的驴子》一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能背下来：蒙了眼／架了套／鞭子一响／趋步小跑／吭哧吭哧不歇气／从黎明到日落西／走了多远／还在原地／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踩陷了小道／白了头／没向前迈出一步……这“拉磨的驴子”是他真实的写照。

拉磨的驴子累死、老死于磨道，命运也许本该如此。而他不是驴子，是有理想、有感情、有知识、有文化、有才华的人。

在王惠民言传身教下，他的不少学生也拿起来笔。已是知命之年的部分村民也拿起了笔，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学创作，不少好的作品问世。

王惠民要圆自己年轻时的梦，写一部反映河套的历史小说，他和越玉柱起采积素材，他执笔完成初稿，然后一起修改。他的写作速度极快，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杨家河纪事》的初稿，计三十万字。

《杨家河纪事》真实再现了清末至民国初年山西人杨满仓、杨米仓及其后人在河套开河拓荒、白手创业的业绩。因小说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又多有虚构情节，我们一起走访杨姓后人征求意见，遭到极力反对。最后我们商量把小说放一段时间再说。在此期间，他病倒了，不久溘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