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杨家将》

　　《忠烈杨家将》情节很简单，杨家将和元帅潘仁美出兵抗辽，不料杨七郎误杀了潘仁美的儿子，潘仁美怀恨在心，不施援手，使杨家将腹背受敌，最后七子去六子回，除六郎外全部惨死。电影拍得还是蛮带感的，考虑到是香港拍的，而且没有站在大辽的立场上唱衰宋朝，我认为就应该加上一分。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部电影跟真实的历史是全无关系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点历史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看香港拍的电影，因为他们很可能是连明太祖是朱元璋还是朱茵都分不清的。你看香港版的海报，如果上面没有“忠烈杨家将”这几个大字，人们很可能认为这是古惑仔续集。

　　电影中杨业有七个儿子，从大郎到七郎，个个都是虎将。历史上，七个儿子确实存在，分别是延朗、延玉、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杨门女将大部分是演义的虚构，但根据考证，杨业的妻子佘赛花确有其人，也是女中豪杰。影片中说杨业曾经灭辽国３０万大军，这当然是虚构。但从９７９年杨业归宋到１０７４年杨文广去世，历经一百多年，杨家为宋朝守卫边疆，称为满门忠烈，并不为过。

　　事实上导演于仁泰很可能是用街头斗殴的思维来理解宋辽战争了。所以在他看来，在江湖上行走，第一要讲义气。所以影片一直在打打杀杀，过几分钟就扑街一个，杨家七子们连几句对白都欠奉，更不用说探讨拥有庞大军队的北宋为什么失地丧国？反正干就完了。真要追究战败的原因，就只怪潘仁美不讲义气。潘仁美为什么不讲义气？因为他的儿子被杨家杀了。历史上潘仁美的原型叫潘美。潘美本身也是北宋名将，同杨业搭档多年，两人配合一直相当默契，杨业在狼牙村遭遇了辽军主力，重伤被擒后，绝食三日而死，部众全部阵亡，其中包括他儿子杨延玉。潘美本来已在陈家谷口设下伏兵，准备接应撤退的杨业，他畏缩不前没有救援杨家是实情，但原因却不是个人仇恨那么简单。

　　北宋土地广、人口多、财富大，为什么就视辽军为老虎呢？北宋的军事制度的设计是主要原因之一。北宋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也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宋朝历代皇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原则，把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形成固定的上下级关系，北宋实行“更戍法”，每年不是调动部队将领就是调动军队，力求“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结果，北宋的军队官兵每年都在东南西北调动之中，去年还在河北今年就去江西了，没准明年就去四川了，至于前年的部队指挥官是谁几乎没有人记得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将帅无权，指挥失灵。

　　在北宋当将军非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地位尴尬、杀机四伏。种种制度限制了将领们有所作为（宋朝最有作为的将领都出现在朝廷控制力弱的时期，比如北宋建立初期的杨业，比如宋室南迁时的岳飞），即便个别干得出色的最终都受到文官的排挤和朝廷的猜忌，下场悲惨--想想杨业和岳飞吧。朝廷不信任、不重视，将领们不主动、不作为，都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清代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潘二人都在宋太祖时期征战南北，是战功赫赫的名将；王朝建立后，二人却在宋太宗北伐中表现拙劣，畏缩不前。潘美甚至在杨业孤军深入、奋勇杀敌的情况下拥兵自重，坐观成败。这两个名将是出了问题，可问题的根子在于宋太宗的猜忌和钳制。影片中其实也有暗示，宋太宗答应佘太君的救援请求，却不给七子调兵，反而让潘美分兵，明眼人已经知道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北宋缔造者们的脑袋进水了吗，怎么制定出这么愚蠢的制度来？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在刀光剑影的五代十国中一路厮杀过来，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北宋王朝，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能干。残酷的政治斗争告诉他们，五代十国乱世的根源是武人争雄，掌握枪杆子的将领们割据一方，厮杀不止。其间的血腥阴谋、宫廷政变和王朝更替都离不开两样东西：枪杆子和武将。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在部下一拥而上，半推半就地披上龙袍当的皇帝。如今身份地位转换了，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反过来要防止武将们有样学样，也披件龙袍把自己赶下台。为此，他们才制定了高度中央集权和权力复杂制衡的制度来，宁愿把武将和军队都养起来也不愿意他们造反。任何事物在它产生的当时当地都有合理之处，日后让北宋王朝羸弱不堪的制度在它产生之初存在着合理的因素。宋太祖监于唐季五代之失，于是改革军制，用文官来辖制武将。这样，武将就不能在地方上培养私人势力了，也就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藩镇问题。这样的制度如果是在承平时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碰到了边境冲突需要打仗了，那就很麻烦了。自从宋与辽议和以后，三十多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等到李元昊僭号称帝了，而且不断地侵扰西北边界，从而不得不打仗的时候，不仅宿将基本上都死光了，就是经历过战事的宿将的孩子们也死了，比如曹彬的儿子曹玮。所以这仗基本上没办法打，不但失去不少边塞要冲，而且损兵几近二十万。后来换上来的韩琦、范仲淹，虽说勉强算是“备御得法”，也就不过是稍微能抵挡住进攻罢了，至于收复银、夏二州，通西域贡使道路，那是一点都不敢想的。

　　任何规定亦即是否定，这两个范畴并非自外的，否定即在规定之中。解决问题的手段往往自身就成为问题。问题总是断不了根，所以人类总是需要不断地“折腾”--包括改革和革命，以及对“改革”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