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主席的故乡玩了几天，感觉湘人真会玩，五一广场人山人海，文和友豪华之中内有天地；脑子进水，几百大洋就买了一些小玩艺儿。更有奶茶配臭豆腐，大有哈根达斯味道。昨天回家之后休息了一天，看了下《恰同学少年》。这是一部青春励志剧，主要讲述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剧中毛泽东与同学们在校园里大声朗读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以及他冒雨爬山、倒立看书的片断，都相当的燃。这部电视剧虽然不能当历史看，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代英杰的浩然之气。当然了，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它不可能只讲读书，多少也要穿插点恋爱小故事；甚至还有上演了“空城记”，一举将三千溃兵全部缴枪的“神话”——这是真的神话，不是贬义，连最大胆的小说家都编不出这样的情节，我们只能感叹教员和他的同学们，真是上天赐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大礼。但是，教员之所以是教员，跟他这五年的读书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教员是学霸，但他读哪些书？怎么读书？我在这里给有兴趣的同学补充讲一下。

　　１９１２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和书店去看书，历时半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每天的午餐。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剧中他就是在书店跟长沙商会陶会长的女儿陶斯咏相识的。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１９１３年毛泽东考入一师。杨昌济看过毛泽东的试卷，不禁发出了“此等文章，来日必成大器”的感叹！他也因此决定留在一师任教。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１９１３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那时，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在湖南办了一所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中文分教习。杨昌济就是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杨昌济在外国留学１０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即剧中的袁吉六。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１９１０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曾经与教员争论，并把毛泽东赶出了课堂。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毛泽东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发觉这本书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他早期的作品，已经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电视剧中写毛泽东对数理化等功课天生的缺乏兴趣，使他在这些功课上越来越吃力。期末竟然有两科不及格。其实１９１５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他很推崇《中庸》的治学之道。毛泽东在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中引用朱子补《大学》诸语，即“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地说，就是即物穷理，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也是强调广泛学习研究，求得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粗精，提高心性修养。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但因为精力所限，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确实读得不多。到了晚年他还对此表示遗憾，并且发下愿心计划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即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可惜因备战未能成行。

　　顺便说一句，原来橘子洲头真的有大橘子。主席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