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我是在中学时代读的，当时还深以为然，甚至作了摘抄，作文时还模仿柏杨的腔调。后来书读多了，慢慢体会到柏杨的浅薄。在生存资源极端稀缺的地方，所有人为了争夺这点东西都无所不用其极，吃相肯定好不了。而整体富足优渥的地方则文明得多。仓廪实知礼节，这是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中国人这几百年来活得不易，因此有种种不文明，内斗，这是载于史书的。甚至被称为东亚病夫，也不能说不是实情。但西方人如此嘲笑中国人，也不问问自己良心：是谁人毒品销往中国，把中国人变成病夫的？仅1856一年年，英国鸦片贩子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3500万元，而英印政府这一年在鸦片垄断贸易上获得了2500万元的收入，即占国家收入的1/6。但西方人是只崇拜胜利者的。

　　柏杨是典型的旧式文人。习惯发大议论，而缺少实证精神，也不懂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只好去“见微知著”，从几个社会现象去窥见国家民族强大的秘密。李敖撰文批判他说：

　　邪门儿的是，有的中国人，他的眼中、他的笔下，只有三个臭皮匠，却无一个诸葛亮，并且视野所及，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盖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的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史家汪子飏（荣祖）在《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这种作者“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

　　柏杨本是国民党救国团的高干，在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柏杨家中已有妻小，他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了与文艺营中的女学生艾玫（倪明华）相恋的事，艾玫的父亲（台中农学院教授）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团方为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柏杨去《自立晚报》升了官、当了副总编辑，至于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被捕完全就不是他批评蒋介石集团的缘故，他也完全没有讽刺蒋介石父子的胆量，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混乱至极，竟然讽刺的把对他“孺慕不已”的柏杨抓起来了。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

　　柏杨出狱后出轨，并污蔑（无证据）苦等他十年的妻子艾玫抛弃他，并与妻子离婚，除此之外还不忘污蔑在外营救他的友人（李敖）。

　　大量来自柏杨的私人信件，在阅读之后都应该明白柏杨不过是个钦慕强权、毫无道德底线、恩将仇报的乡愿式的人物，他要写《丑陋的中国人》就应该把自己这个的经历写一写。但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丑陋是代表不了中国人的，书写出来只能叫“丑陋的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