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错读“鸿鹄”，北大校长林建华写了一封致歉信，下面是林校长致歉信的核心段落：

　　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我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农场，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当时的闭塞状态，农场离县城几十公里，距离虽不能算远，但乘马车要一整天时间。当时不但没有现在发达的互联网，连像样的书都很难找到。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校长观念-大学的改革与未来》，其中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十几岁时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书，反复读毛选和当时一本干部培训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教程。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当时都读过，中学政治课又学了一遍。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这些概念都滚瓜烂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中心意思是：念错，不是我的责任，要怪就怪文革的危害！

　　这封信，让红歌会的一些网友很不爽。平心而论，不足千字的致歉信，控诉文革的内容就占了大半，确实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如果认为林校长是避重就轻，那么实在是低估他的政治智慧。要知道，身为中国的校长，字可以读错，站队是绝对不能站错的。作为曾经的重庆大学的林校长，他的表态就更加要坚决了，就像当年的老红卫兵，改开之后反毛一个比一个勇敢那样。明白了吗？对于林校长的良苦用心，我们是应该予以理解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远离殿堂之外，还是少趟浑水的好。重要的是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骂几句文革，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这政治正确嘛，几十年一贯如此。

　　记得《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只狼来到河边，它看小羊在河边喝水，就想吃了它。但狼又想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欲望。于是狼责怪小羊把水弄脏了，害他不能喝水。小羊回答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会把上游的水弄脏呢？”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恶狠狠地说，“你去年骂过我的父亲。”小羊大为吃惊，忙辩解道：“那时我还没出生呢。”狼理屈词穷，终于凶相毕露地说：“即使你辩解得再好，我也不放过你”。

　　否定文革，就与此相类的政治正确。例如，1966年夏天从北京到全国的“红色恐怖”（包括老舍先生的死），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和各地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但是不少研究文章里竟一概称之为“造反派”的罪行。其实，“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在文革后许多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控诉中，甚至巴金老人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混淆迫害者的现象。1966年7月初，巴金刚在杭州作为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返回上海， 立刻被当时的上海市委指示作协指令他“参加运动”，随即立刻被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大字报打入了“牛棚”。以后巴金老人便长住“牛棚”十年，历经了“革命群众”- 造反派 - 专案组- 工宣队 -- “四人帮”集团成员几十次的大会批斗。然而，在他晚年有名的《随想录》中，对形形式式的迫害者们用的也常常只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派”的符号。

　　有人说，毛在天安门上对宋任穷的女儿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结果，宋女就改名为“宋要武”了，学生都动不动就拿皮带抽人。可是，毛还说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文斗，比如不设国家主席，怎么没人听呢？无非是政治正确而已。

　　我生于文革后，说实话，我对文革并无什么感情。文革无非是一个名字。毛也只是一个名字。应该循名责实，而不应该因名废实。巴金和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 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其实以他们的阅历，自然是哑子吃云吞，心中有数。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话说回来，现在中国很难找到文革时的资料了，不少年轻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巴金在生时说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