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蒋介石妻子毛福梅在浙江奉化生下长子，蒋对长子期望颇高，取名经国，字“建丰”（“丰镐房”是蒋介石溪口故居，“丰镐”也是西周建都之名）。1948年，国共内战最为胶着之际，蒋介石寄希望于爱子，《北平无战事》即讲述了此时期蒋经国受父亲之托与中共甚至国民党各派系并不亚于战场上的角逐。剧中，蒋经国虽然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却是首次让成为了独立的一方势力，“建丰同志”的名字始终笼罩在整个情节中。之所以选择蒋经国，不仅因为他身份特殊，在政治上也有着旁人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蒋经国曾经留学苏联，并加入过苏共和托派。

　　1925年10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随同黄埔军校一批学生去苏联学习。蒋经国入中山大学。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邀请到托洛茨基演说，给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托派对蒋经国影响甚大，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教授李普曼、普里哥金在内，都跟蒋经国关系密切，并引导小蒋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加入托派秘密学社;蒋经国日后也承认，不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确与托洛茨基主张“以革命火炬烧掉旧世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甚至还居中担任了领导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山大学学生举行集会，声讨蒋介石。蒋经国在群情激愤时站出来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并在莫斯科《时代周刊》一篇公开声明中指称，“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甚至还说“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现在却是我的敌人。由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错误估计，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山大学学生心目中一落千丈，中国学生更倾向托洛茨基。蒋经国受到托派影响，在学生集会上演讲，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在此时期参加了在中山大学的托派反对派。1927年斯大林开始对托派进行严厉镇压，并把托洛茨基赶出中央政治局，导致亲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卷入学潮中。校方曾邀请斯大林到校演讲“托派的错误”，斯大林在演说中表示托洛茨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因此蒋经国在压力与惶惑中，公开声明与托派并无关系。蒋经国虽退出托派，但仍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籍同学有所联系，这批同乡还戏称要推举蒋经国担任江浙同学会会长。没想到这些私人信件，包括几封打算写给蒋介石而未能寄出的家书，被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支部局书记的王明掌控后，指控蒋经国在蒋介石指挥下成立反革命组织，要求逮捕蒋经国，酿成颇大风波。斯大林了解蒋经国的潜在价值，无意将风波扩大，蒋经国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与王明关系恶化。蒋经国在俄期间，得到斯大林多次召见，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蒋第三度单独会见了斯大林。经过几番波折，1937年3月25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领队下，蒋经国离开停留了12年的苏联，重新回到暌违的中国。

　　蒋经国回到国内，开始在政坛上崛起。一九三九年，蒋经国到江西，任赣南地区（五个县）的行政督察专员，以“良心政治”，大搞变革，打击豪绅势力，提出“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用苏联学得的办法，搞“教育建设”，“社会革新”，发展经济，训练干部，达到“五有”目标：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为此，蒋经国大量利用留苏时的同学。从“江浙同乡会”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蒋经国是一个很重友情、讲义气、善交际的人。于是许多脱离托派组织的人，纷纷前来投靠帮助蒋经国推行这些变革。例如：曾任上海托派沪东区委书记及中央临委委员的高恒，一九三六年先到广西投靠桂系军阀，一九三九年转到蒋经国门下，改名高理文，在蒋经国的第四专员公署当秘书，地位之高，被捧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九四三年，他受蒋之托，任《正气日报》总经理兼主笔，与另两个投靠蒋经国的原托派分子吴季严、彭桂秋主持的“正气出版社”联在一起，把赣南的主要文化机关控制在本派手中。同一时期，又有两个原托派骨干分子前来投奔蒋经国。黄鉴铜是在抗战爆发前在广西南宁乡村师范读书时受影响加入托派的。抗战初期被国民党逮捕。释放后就到赣南投奔蒋经国的心腹高恒，为蒋办《赣州日报》效劳，任资料保管员、校对、编辑，加入了国民党。胜利后，他随着到东北长春，然后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一方面继续与高恒保持联系，由高为他安排工作。一方面与郑超麟派托派中央接上关系，参加该派“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还把李培拉了进来。李培与他一起在广西加入托派的，后来被捕释放，投奔广西军阀，做了上校军官，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里耽了一段时间，与保安副司令许钟伍关系密切：然后到温州，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温州城防司令黄权（浙江省主席黄绍雄之侄）的关系“犹如父子”。他还是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成员，在这样的岗位上，他一方面保护当地的托派组织，一方面积极反共，曾亲手散发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七年他辗转来到上海，参加郑超麟派的托派活动，后来又参与筹建“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时又向国民党军事机关领取相当高的退役金。

　　在组建“铁血救国会”中，蒋经国要求会员背景可靠、绝对忠诚、精干得力，在内部互相称“同志”，甚至向国民党其他派系和中共方面安插卧底和眼线，种种做法与中共无异。当时的赣南是蒋经国崛起的摇篮。他因此声名鹊起，成为青年偶像、他在这里培植了一大批心腹和亲信。高恒是他智囊团中的智囊。一九四五年，蒋经国任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编练总监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又被任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赴关外接收东北，与共产党争夺胜利果实。高恒和吴季严也随之前往，左右策划，曾打算在东北出版《正气日报》为蒋经国喉舌，未成。东北失败，他俩又随蒋到上海。高恒任中央信托局顾问，吴季严到赵君迈手下渔业管理处任高级职员。（《九一八后的托派情况》）

　　前面所讲的这些共产党托派分子，多数颇有才干，蒋经国不嫌他们过去曾反对国民党而拒之，仍加以重用，表现了非凡的胆识。所以说在《北平无战事》中，蒋经国明知方孟敖是中共秘密党员，仍委托他率领空军大队被改组为北平青年服务大队，成为“铁血救国会”彻查贪腐、清查账目的一支得力军，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剧中身份最为扑朔迷离的梁经纶（廖凡饰演），既是中共党员，也隶属于铁血救国会成员。历史上也确实有这样一支青年服务队，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铁血救国会”控制之下确实也有一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派儿子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发行金圆券，打击投机倒把和屯积居奇，平抑物价，刮起了十二级台风。高恒是他的得力干将。当时已当上“国大代表”的严灵峰，也参加进来，助蒋经国一臂之力。打虎失败之后，“建丰同志”痛哭不已，几欲辞世，最后他暂别了政治舞台，在大陆上彻底垮台前夕，带着高恒和严灵峰等人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