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会战溃退之后，国军多数的将领对于南京的防守，就已经失去信心与把握了。当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公开的反对守卫南京，白崇禧的主要论点是，在淞沪会战之后，第三战区所有的华军，几乎已经失去战力，因此根本无法在南京进行有效的防守，与其在南京进行无效与不可能的作战，不如公开宣布南京不设防，或是对于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防卫，以减少南京受到炮火的破坏，也避免需要整编的华军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以及多数将领，包括陈诚、李宗仁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在上海作战新败之余，华军实在已无防卫南京的兵力，假如国民政府认为不能完全将南京拱手让给日军，最多只能作有限性的抵抗，进行所谓“短期固守”的作战。这点结论蒋介石大体接受，只是蒋介石认为南京的防卫，有着重大的心理与政治意义，假如南京不战而退的拱手让敌，会被误解为中央已经无心抗战，百姓会对于整个抗战更加失去信心，同时也很难要求各地山头的部队坚守阵地。所以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一场不可能、却是必须要的保卫战。但要知道当时的蒋介石，只是各路诸侯的领袖而已，并不是可以直接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蒋介石需要表现自己是不惜代价用自己嫡系的部队，进行抗战，才能得到各路诸侯衷心与全力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在与日军作战，在战场上，必然是屡战屡败，只有全国上下都相信蒋介石是真心的抗战，中国才能进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因此南京不能不守就拱手资敌，而且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支持继续抗战。

　　日军正式攻入南京城，在日本东京的皇宫之前，出现了八十万日本人聚集的庆祝大会，日本人民载歌载舞的热烈庆祝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这是日本国两千六百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伟大”时刻，日本政府认为，既然攻占南京，这回中国除了投降屈服之外，已经不可能再有作战与抵抗的意志了。事实却恰好相反。在日军正式进入南京之前，中国军队已经奉命撤退，而停止有组织的军事抵抗，更没有展开全面浴血的巷战，照理说南京应该不会遭到战火严重的破坏，军民的死伤也应该有限。但是日军进入南京城时，所展现的空前残暴行为，几乎是到了完全没有人性、匪夷所思地步，许多外国外交与慈善机构，都震惊于日军可怕的暴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现场记录。当时华中方面军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竟然无力管束部属；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鸠王彦中将，根本就故意放手让部属“大干一番”；第十军的柳川平助中将，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日军在南京的十几万部队，竟然只配属一百多人负责军纪的宪兵部队。因此从指挥官，师团长，一直到所有的士官兵，或是以命令指示，或是放纵的方式，让日军尽情表达他们对于南京中国人民的残忍与践踏，好象只有表现这种禽兽般的超级暴虐行径，才能展现日本军力的优越性，与能够震慑住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发泄与扭转日本二千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自卑心理。

　　审视日军对于整个南京烧杀掳掠的事实记录，就清楚知道，并非只在刚刚入城之时的那几天，因为军队交战而出现失控与误杀的局面。事实上，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华中方面军招待记者，举行日军正式征服南京的盛大仪式之后，日军照理已经完全控制了南京，军纪与秩序应该可以恢复了。但是日军在南京这种对于平民毫无人性与军纪的烧杀，仍有如瘟疫继续的蔓延，并主要由担任南京警备部队的日军十六师团进行。十六师团对于南京平民继续的残杀施暴，竟然一直延长了三个月左右！直到松井石根等将领被调回日本，日军大本营干脆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才稍微有所收敛。因此，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既非是浴血巷战所产生的伤亡（因为根本没有组织性的巷战），也不是少数军纪失控日本军人的个别放纵行为（是遍及整个南京城内外，以及延长达三个月），根本就是日军从上到下、绝对是故意放纵的禽兽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日军的这些禽兽行为进行辩护。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消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包括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组织，另外改设华中派遣军，由俊六大将出任司令官。这代表大本营对于松井石根无法控制部队的烧杀掳掠，严重败坏日本军纪的集体严惩，松井石根虽然立下击溃上海华军，以及攻克中国首都的大战功，但是不但并未获得高升与重用，反而从此退出现役，显见日军对于南京大屠杀是相当的知情的，甚至参与连战斗序列的番号，都予以撤销，但是日军大本营对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将领，也无可奈何。面对日军在南京军纪完全失控的危机，日军大本营最后被迫彻底撤除整个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之后，才得以控制住。

　　根据事后的统计，总共超过三十万以上的中国军民（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南京被屠杀，八万妇女遭到强暴，所有南京的文物与财产，完全被日军劫掠一空，其中以日本第十军的第六师团（谷寿夫）、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在师团长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在南京留下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以及无法原谅的屠杀记录。

　　虽然日军这些将领，都在战后的东京与南京战犯审判中，遭到公正的法律制裁（包括松井石根、武藤章、谷寿夫全都被判死刑），但是当时负有重大指挥责任的鸠王彦却被美国因政治理由，故意地被放过。

　　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恐怖历史事件，有无数的人证与事证，经过国际社会的“东京大审”与中国政府的“南京审判”所确定，绝对是铁证如山，也绝对没有任何可以原谅与辩护的借口。它是日本对于中国侵略暴行的一个巅峰的浓缩记录，也是人类历史中，不能忘记的暴行记录。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军人曾经从上到下地犯下集体屠杀、强暴与劫掠的暴行，日本至今不愿面对这个历史，日本就没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因为否认这种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暴行，就是否定了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

　　在南京保卫战之中，日军进攻战术的运用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前线作战部队不待继续进军的命令，就已经掌握战场的先机，以独断的方式，抢先尾随追击中国部队，空军飞机更是不断炸射，让中国的部队无法进入防御阵地，也无法整编与恢复有组织的作战。接着在发动全面攻击时，更是多路齐进，海空进行协同作战，日军以强大的军力进行中央突破，同时派遣快速部队对南京外围进行迂回的包抄。日军攻击南京的前线部队，无论是战场反应，以及战术的应用，都可说是达到一流的水准，也就造成在日军正式发动攻击的十三天之内，就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

　　但是在政略的层面而言，南京之役，日本却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中国政府虽然遭受惨败，却在最低限度上实现了先前的战略目标。

　　原先日本的战略设计，是希望能够籍着战争的打击，来逼中国让步与屈服，成为支持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保护国”，而非要全面占领与灭亡中国。因为日本真正要准备决战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所以日军大本营原来并无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前线军队的请战压力之下，大本营却被迫放弃原则，支持进攻南京的行动。

　　而在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统帅更无法阻止部队纵兵大掠南京，这种不给中国留下和谈余地，硬要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且展开空前残酷的屠杀与掳掠的做法，当然是让国民政府，绝对不可能与日本以和谈来解决两国的战争了。

　　日本进攻南京之“失控作战”，犯了日本想要迅速结束战争的政略与战略的大忌。原本日本政府所提的和谈条件，在十二月二日由蒋介石所召开的高级军事首长会议之中，几乎得到与会所有人的同意，认为可以一试，以疏解中国所受到的战场挫败。因为中国当时急需进口武器、训练新兵，与重新布阵的时间，因此国民政府转告负责和谈调停的德国大使陶德曼，中国愿意在这个原则下，与日本进行和谈。但是由于日军快速地攻占南京之后，日本军部的立场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军部认为中国首都已被攻克，中国已无和谈的筹码，因此立刻推翻了原先和谈的条件，增加了中国无法接受的条款。而日军在南京的空前暴行，更是造成中国政府方面，无法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压力。如此一来，中国政府根本不能与日军停战，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支持和谈。所以日本攻战中国首都，以及对中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行为，不但不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反而使得中日战争无限的延长，这是日本侵略中国之整个战略的危机所在。

日本开始不知如何结束中日战争，只有将有限的战力逐渐地消耗在中国的战略空间之中，因而它就越发感到自己在对美、苏大决战之准备上的不足，最后日本只能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突袭美国，铤而走险的掀起太平洋战争，而最终战败亡国。这种由前线部队主导整个战争决策的方式，终于成为日本整个战略布局的致命伤了。日本人往往精于算计，却昧于长远的战略安排，这就是它百年来屡次败于美苏之手，最终不过是二流强国的原因。

（风之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