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在影片《十月围城》中，孙中山先生如是说。这是我见过的，对于革命最好的解读。使我记起，曾几何时，国民党也是一个革命的党。

久违了，革命二字。在我们身边，小三们开着宝马牵着番狗；区区县级干部就敢建起白宫一般豪华的办公楼；新资产者在华丽的游艇上发疯似的一掷千金；同样疯狂的还有不断上涨的楼市……今天是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好日子，繁荣与和平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这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日本种的美国人福山，不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吗？而今时今日，居然看到“革命”这件的破旧军大衣，在繁华的香港招摇过市，难免有些希奇。

在一个精致的20世纪初的香港市井的环境下，一群真正的市井之徒，却作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保卫的不是孙中山这个人，而是一个希望，甚至连这个都不是，仅是为了一个报恩，为了一个报仇，为了一个托付，为了一股江湖气，甚至只是为了洗脱罪名，回到故乡。历史从来不算细帐，只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

他们中有张学友演的杨衢云，兴中会前会长，开场不到30秒就被清廷的杀手爆头。但他还来得及吟诵出林肯的名句：“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让我们知道，人民原来是有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的。

任达华扮演的戏班主方天，他参加革命的目的很简单，清廷不灭，自己永远都是叛军和逃兵，就永远回不了天津老家。他似乎并不属于所谓革命的先进阶级，他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军人，更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子，士为知己者死，他用死实践了这个铮铮誓言。果然，他“保护陈会长”话音刚落，清廷杀手从天而降，他连同三十余名同志，成为孙文来港行动的第一批殉道者。

王学圻演的商人李玉堂，家财万贯左右逢源，是剧中或许最风光的人物。面前革命，他动摇过，他迷惘过，却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目标，慨然走上了最危险的道路，并最终得以解脱，慷慨赴死。

甄子丹扮演的赌鬼，从来不回家的他每晚都蹲在女儿家的楼顶上，默默地看着女儿在那里玩耍，他最后为了保护孙文的离开，直接撞上了刺客飞驰的骏马，只为延迟一点点刺客前去刺杀的速度。因为她的女人（范冰冰饰）说，如果你答应去做（保护李玉堂和孙文），我以后会告诉你的女儿他的父亲叫什么。他跟阿四一样，中国的明天他不知道也看不到是什么样，他原本只知道孙文是个朝廷通缉的犯人，而且跟他没什么关系，他闭上眼看见的只是他心爱的女儿，那是他最后的归宿和梦。

小谢扮演的车夫阿四，他不认识孙文，他读不懂孙文的书。他的梦想很卑微――和心爱的女人结婚。明天他就要和心爱的女人结婚了，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他的少爷去保护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被胡老大狂揍的时候还看着少爷的车子，死死拖住胡老大，他不想死，但他知道少爷不能死，少爷做的可能是对的。

然而，少爷做的真的是对吗？在剧中，王学圻问乞丐（黎明饰）：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黎明反问：为了明天的行动，值得吗？王学圻无语。

据报道这部片子费了陈可辛导演十年之功。十年磨一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值得吗？已经有人说这是香港导演骗内地票房而编出的一个催泪弹故事。人真的很善忘，还记得慷慨蹈海的陈天华？还记得少年意气的邹容？还记得林觉民的《与妻书》吗？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

齐豫曾以林觉民的事迹作一曲，其词曰：

“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

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

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

齐豫是以烈士之妻陈意映的视角写的，凄怨哀婉，颇具女性意识，但并非对烈士的深责。因为她知道，责任不在于烈士如何决择，而在于逼迫烈士作出这一痛苦决择的人。但是，今天的贤者，却连一小小女子也不如。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原罪。顾准说：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革命者本身最初往往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不错，杨衢云、孙中山，都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那是在1906年，根本没有人知道满清能够推翻。更没有人知道，推翻满清后，是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更糟糕的局面。连王学圻都觉得自己是个蹈人入死地的大骗子！

但是，纵然革命者是理想主义的，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理想主义的！我们有必要清算革命理想主义，有必要跟黑格尔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不能把革命等同于理想主义，因而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革命有它自身的历史逻辑。革命从来都是多元主义的，是现实主义的。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是在人间实现天国，而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的任务。革命有它现世的、世俗的使命，却不得不戴着光环出现！这是历史的产物，正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历史的产物。这些革命家们，无论有多么伟大的人格，多么远大的理想，都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大巴演的商贩，小谢演的车夫，真子弹演的赌鬼，还有真实历史中，淮海战场上那些推着小车上前线的农民，他们没读过马列，可是，他们并不笨！只有自命清高而又百无一用的教授们，才会认为他们上了革命的当！

革命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在其国内产生失衡、脆弱的社会结构，从而使之跨越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些国家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们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革命并不是几个疯子在实验室里制造的一次实验。革命从不稀罕从教授专家手上领取一纸出生许可证。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第一次有了发言权，并以对平等、公正的号召，激起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革命政权通过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工业化；革命理论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国家和民族的空前团结。因此，尽管革命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捷径，作为对平等、正义的诉求，其价值将永不磨灭。

十月围城，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革命是残酷的，甚至是残暴的。可以想象，如果影片中的真子弹、小谢、大巴没有死，革命胜利之后会是如何？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对革命的理解，只怕会做出一些事情，令我们不忍面对。想想蒋，他会是这些小人物的明天。孙中山先生，广东人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孙大炮”，其义可想而知。我读大学时，曾经从史料中发现，资助孙先生革命的，就有意在分裂中国的日本秘密组织黑龙会。然而这于孙先生清誉何损？一战后德国用火车送列宁回国参加革命，也是没安好心，但难道就能因此否则十月革命？

特别是，革命本来是翻天覆地、颠倒上下的意思，因此，当革命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上地发动的，它的真正动力就有点可疑了。如果你能够进行比较深刻的社会行为分析，就能读出字缝里的字来，就会发现当时革命者积极性的真正动力，即并不仅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激发、唤起的神圣激情和狂热。在这种热情之后，也同样具有相当现实而世俗化的利害动机。

十月围城还原了革命的原貌。斯大林当初不也是一个小人物吗？革命往往让人想想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甚至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不清白。1935年，托洛斯基通过儿子廖瓦把部分文件卖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这些文件是1917-1922年的通信的影印件。廖瓦写信告诉托洛斯基说，他把列宁的三封电文抽掉了。下面是这三封电文的一些内容：（1）“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方法。”（2）“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3）1919年6月8日列宁写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大家想想看。

托洛茨基手上也沾了血。1937―1938年冬季诺维也夫，伊斯特曼、塞尔日、苏瓦林等人提出了托洛茨基在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责任问题，他们试图以此证明，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就出现在1921年对暴动的镇压中。

托洛茨基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是否有无辜的牺牲者…我愿意承认，国内战争不是人道行为的范例。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永远都在为’过火行为’而指责革命。事情的本质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根本特点，而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谁愿意，谁就以这个理由去否定革命吧，我决不否定它。”

是的，光荣属于永恒的革命者，他们身上体现着普罗米修斯的取火思想，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思想的精神的继承人，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中，而且体现在他们的感情里面，甚至体现在下意识的领域里。他们的坚强来自对人类理性的信念，他们是点缀在深遂的夜空中的星辰。

假使自由平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革命者也应该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我相信，革命是人民生而有之的权利，它代表了人类对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就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不管新的剥削阶级是怎样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风之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