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一篇杂文极其详尽，以“不讲道理”一说，透视言论、法律、制度、学术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例证之恰当，论据之充分，极有说服力。文章随后寻本溯源，透视历史，论证“不讲道理”的弊端其实早已有之，不过是祖传文化的产物而已。延伸至现代，种种“不讲道理”的表现恰如班固所云：“教者仿也，上为之，下行之。”当然，某些地方亦存在无法讲理的一面，个中原因，心照不宣。文章行文老道，纵横上下，古今结合，中西对比，以世象透视本质。文末一句铿锵有力，至此，文章的立意不言自明。

写下这个题目，难免有点惶恐不安，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礼仪之邦的国民不讲道理，岂不是要自绝于华夏众生么？且不说中国人每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只要进行人肉搜索，祖宗八代恐怕也要被抛尸掘墓游街示众的。

好在，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纯纯正正如假包换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没有听说过有当过汉奸或者卖国贼的，也算是“根正苗红”，否则，说不定会被当作“汉奸余孽”进行共审。当年郭嵩焘不是因为说了几句外国人的好话，连累老家的祖房也给人放了火么？胆敢批判中国人的，正如鲁迅所说：“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使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所以，号称礼仪之邦的国民，如果知道我批评他们不讲道理，说不定也要像孔子一样大喊“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既然大家都自以为是讲道理的国民，当然就愿意听听我的申辩。如果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却美其名曰礼仪之邦，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如果我言之有理，你就得先把你的愤怒放下。如果是不经之谈，你仍然要把你的愤怒放下，至于理由嘛，我得留点悬念，咱们后边再谈。

当然，我得先声明，并不是所有中国人天生不想讲道理，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也蛮想讲理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讲着讲着，就把理讲歪了，把理讲偏了，却偏偏以为自己理直气壮，给人的感觉终究还是不讲道理。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归根结底，我认为，还是中国文化中缺乏思辨逻辑所致。

我得拿出证据。如果没有证据，那当然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虽万死也不足以抵罪的。要举例子，我当然不能一一列举，只好列举那些最会“讲道理”的中国人，如果我能证明他们不那么讲道理，你偏说自己比他们强百倍，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当然，这并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既然生活在中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那种非逻辑的东西难免在每个人身上打下烙印。文化这东西潜移默化作用甚强，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以饮食为例，那些长期习惯中餐口味的人，即使面对精美的西餐也会食而无味。思维方式更是如此，因为大家生活在缺乏逻辑的文化国度里，难免会积非成是。当然也可能有异类，那种人基本属于“皇帝类的”——可以“称孤道寡”的。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也随俗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个国家有眼狂井，百姓们饮用此井水后，皆癫狂痴疯，所以，在这个国度，没有饮此井水的国君被视为最不正常的，最后，国君只好喝此井水变得和百众人一样疯疯癫癫，百姓们反而兴高采烈心安理得了。由此可见，在举国荒诞的情况下，一个健康的头脑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能自觉或者不自觉荒诞起来，就很可能有被当做疯癫病人关起来的风险。

言归正传。还是让我们讲讲什么是道理。不然，我们讲了一大通道理，却不懂什么是道理，那真是黑瞎子掰苞米——瞎掰了。什么是道理？佛家说，贯通事物本真之义为道理。但是事物的本真往往潜藏在事物的内部，按照佛家的说法，得有慧眼，才可能讲出道理来。这有点太复杂了，感觉有点强人所难了。好在我们平常人所讲的道理，只要通畅无碍即可。通俗地讲，我们说一件事情，只要在桌面上能够说得过去，就叫有道理。反之，如果所讲道理，明显不符合事实，或者和常理相悖，我们就称之为是不讲道理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树下被踩出小径，还得有人替她辩论不是？“纸墨飞花”朋友不就拿出如花妙笔，大大替桃花辩论了一番么？同样，道理并不能自动说话，需要人用语言才能表达。除了那些皮里阳秋的人之外，大约所有的人都想把道理讲出来，但能不能讲出来，却和人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语言能力不够，即使满腹道理，也未必能够表达出来，俗语说，茶壶里煮饺子——有东西倒不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些有道理讲不出来的人，就只能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了。

如果论说话的能力和水平，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无疑是从中国人中千挑万选的最能言善辩的高手，但是他们说出话来，有时让人感觉既缺乏常识，也缺乏最起码的应对训练。譬如有人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家是根据哪条法律禁止外国记者到敏感地区采访。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却说出“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样的昏话。法律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依法办事是每个国家最基本的常识，公民（包括外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从某个角度讲，法律就是抵挡非法侵害的挡箭牌，即使外国人或者本国公民违反了法律，依然要按照法律办事，绝不可以“裸奔”的。要说姜瑜成心要在世界媒体面前出丑，或者要把中国塑造成不讲法制的国家，我认为肯定是污蔑。但是，如此解答记者提问，除了说明其法律意识“单薄”外，确实说明我们还不会讲道理。我们有些时间把权力当成道理了。

如果说新闻发言人有可能在急迫情况下失口，那么央视芮成钢提问门则是弄巧成拙的经典案例。芮成钢竟然把骆家辉轻车简从坐经济舱到中国赴任的行为说成：提示美国人欠中国钱。凡是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购买美债是一种投资行为，中国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不能全部躺在银行里睡觉，总得有些投资渠道。如果你针对外汇购买美债不满，你应该向政府外汇管理局进行抗议，而不是向美国驻华大使进行嘲讽。何况，正如中国也发行国债一样，发行美债是美国的内政，买与不买是每个国家和投资者自由的选择，即使中国不买，也会有美国百姓和别的国家竞相购买（据说美国国债很抢手），毕竟，不能因为自己购买了国债，就摆出一副黄世仁的模样，对人连讽带刺，既显得没有修养，也显得没有常识。但又有专家替芮成钢辩解道：那只是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但活跃现场气氛的方式多种多样，拿人家的廉政行为进行无理调侃取笑，恰恰反映提问者不仅缺乏提问技巧，而且还缺乏廉耻。而在九月十四日芮成钢的微薄里，芮成钢则是这样评价骆家辉的：“他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如此欲盖弥彰的事后“修补”，难怪有网友不无讥讽地问：轻车简从难道仅仅是美国人的价值观？难道腐化奢侈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吗？何况，人家美国人不推广美国人的价值观，难道要推广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成？

如果说，芮成钢，虽然是央视的名记者，但终究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求快，难免不能深思熟虑。作家写文章可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如果我随便说某个作家不讲道理，你当然不服，因为作家也参差不齐嘛。但是，如果我说的是中国作家的翘楚鲁迅呢？鲁迅的杂文向来被认为是空前绝后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大家知道，杂文以讲道理为主，没有人怀疑鲁迅不会讲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某些被大家交口称赞的形象性说理杂文，我们会发现，鲁迅其实也不能算会讲道理的人。我曾经举过《出汗与人性》的文章，鲁迅就把出汗当作了永久不变的人性。有人觉得我鸡蛋里挑骨头小题大做，其实鲁迅文字里有很多不能让人信服的道理。譬如鲁迅的另一篇文章《漫骂》中有这么一段：“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破绽。譬如，婊子，本是妓女的蔑称。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那些卖笑的未必都会卖身，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是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称之为婊子也是漫骂的行为。因为妓女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并不能因为说的是事实，就可以侮辱别人。有的国家为了防止这种侮辱，还正式将妓女改名为“性工作者”，不准直接称之为妓或者妓女。由此可见，即使说的是事实，也未必不是谩骂，譬如说，鲁迅的个子很矮（1.58米左右），如果有人讽刺鲁迅是矬子，我想，鲁迅肯定不会认为那不是谩骂。由此可见，鲁迅讲的道理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脚的，说得过分点，有点胡搅蛮缠了。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鲁迅这样写道：“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扑灭“漫骂”，确包庇了一切坏种”。其实，坏种并不是漫骂就会断绝的，正如鲁迅自己也承认，恐吓和漫骂绝不是战斗。更何况，我们难道能为了不放过坏人而制造冤案吗？这和“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思维简直是一个模板了。可是，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是宁肯放过也绝不冤枉的。鲁迅这种为了不放过坏人而冤枉好人的做法，无疑是不讲道理的。

作家不讲道理也是有情可原，毕竟他们都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大学里的教授是以学术为主。学术要求严谨，要求理性和逻辑，绝不可以胡乱讲道理的。同样，我举例子，当然也得举点大师级的，不然，大家可能要指责我以偏概全。譬如季羡林在一篇纪念陈寅恪的文章中，曾批评广州一个学者的观点：陈寅恪即使到了台湾，也是爱国。季先生一口断言这是诡辩，可惜我看不出诡辩的地方，而季先生也没有论证（只写了对蒋介石失望）。台湾既然属于中国，知识分子随着国民党到台湾，怎么就不爱国了？爱国其实是不分党派的。知识分子信仰不同，我们不能说跟着共产党走是爱国，跟着国民党走就是不爱国。胡适、殷海光等难道不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吗？由此可见，爱国与否，与是否离开大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陈寅恪先生离开大陆就是不爱国，在学理上无疑是说不通的。

大学教授也吃五谷杂粮，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深，要不，怎么叫“国学大师”呢！所以，他们讲一些中国式道理也无庸大惊小怪。但是政治伟人，要把自己的话变成最正确最光荣最伟大的语录，是准备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传颂下去的，这种话说出来须让人如醍醐灌顶，佩服得五体投地才是。即使未必有“胜读三年书”的感觉，最起码应该严密一些，让人不觉得那么可笑。譬如说，小时候曾经看过两个别类的凡是，大约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的昏话实在破绽百出，但却堂而皇之成为人人背诵的语录，岂不令在逻辑文化里浸泡长大的人笑掉大牙？但我们却奉之为圭臬，误以为是真理的化身，却不知是在背歪理而已。无独有偶，在鲁迅的文章里我们也同样看到这种逻辑思维，在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的文章里，鲁迅这样写道：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他的奴才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相反？我们的痛疽，是他们的宝贝，那么他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当然是典型的二元对立阶级斗争思维，如果从形式逻辑方面来看，大前提错了，所推出的结论当然就南辕北辙了。举个反例，大家更会看到其荒谬性。譬如说。恐怖分子是美国的敌人，那么恐怖分子就是我们的朋友了？或者说，我们所痛恨的sarse病毒，难道是美国人的朋友吗？

伟人毕竟也是人，难免会头脑发热，更何况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伟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说错了，大家也未必敢于耻笑。可是，白皮书是政府庄严发布的重要文件或者报告书，面向世界，那里的措辞或者内容，大概要经过智囊团反复探讨和论证的，绝不会随随便便拿出来给人家当靶子。要知道，那可是关系到国家的门面和声誉。但是《中国和平发展》09白皮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现行政治体制。某负责外交的高级官员甚至宣称：政治体制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很明显，这是不讲道理的言论。国家的核心利益怎么可能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呢？如果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独裁国家，都以现行政治体制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允许外来干涉，那就等于说，卡扎菲对人民的屠杀天经地义，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那是侵犯国家核心利益。这无疑是极为荒唐不讲道理的言论，但也堂而皇之地写在白皮书上，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当然，白皮书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政治体制是人民选择的，所以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既然是人民选择的，人民当然有修改和重新选择的自由。也就是说，当人民需要修改政治体制时，任何阻挡人民修改政治体制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那么，那些拒绝将权力交还给人民的人，岂不成了破坏国家核心利益的人吗？

如果说，政府、专家、学者、伟人、作家都不太爱讲道理，只有我们普通人最讲道理，这句话本身听起来就很好笑。举个例子，上学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道理：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学生动手打架，老师一般会这样认定：一个好的也没有。道理是：好人怎会打架呢？这种思维方式听起来蛮有道理，其实是最不讲道理的。一个孩子被别人欺负，如果他反抗，闹起事来，于是，这个孩子也不是什么好人了。这种逻辑无疑是荒唐的，但是中国人害怕麻烦，不愿意调查研究明辨是非，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公正，其实却是混淆是非，是在为不公平保驾护航。

既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不讲道理，那么，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讲道理的言行？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和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文化就有不太会讲道理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正如墨子所批判的，若问儒家何以为乐，其必曰：乐以为乐。若问他何以为室，其必曰：室以为室。这种答非所问式的非因果式对话，在儒家经典中比比皆是。另外，儒家还有用类比说理的特点。譬如，孟子可以说是类比大师，孟子讲道理，都喜欢用通俗易懂的类比，但是很多类比推出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譬如《孟子梁惠王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证“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通过类比推理，得出“一”不可以服“八”。但是，事实却是秦以一国之力，运用远交近攻的手段，统一了全国。所以，用类比讲道理表面头头是道，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与事实截然相反。

如果说，逻辑是在古罗马时代为了防止人们在辩论时狡辩而应运而生，那么缺乏逻辑规范的中国文化，常常把辩论中的狡辩和抬杠，当成智慧的表现。譬如庄子《知鱼乐篇》本是一个狡辩的命题：庄子明显以己之乐替代鱼之乐，当惠子反问他如何知道鱼之乐时，庄子竟然狡辩道：你问我如何知道鱼之乐，事实上就是承认了我知道鱼之乐。这是很明显的诡辩，但却被中国人当成智慧的象征。就好像有人说世上有鬼，你如果反问他：你是怎样知道有鬼的，于是你就承认鬼的存在了。这无疑是很荒唐的逻辑，可惜很少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以至于很多人以讹传讹，误以为闻到哲学的味道了。

如果说中国人不讲逻辑，也不完全正确，中国古代其实也有运用逻辑说理的，但是，那种逻辑却是典型中国式的逻辑，给人感觉就是胡扯。譬如抱瓮老人抱翁浇水的故事：子贡对老人说，可以用一种机械代替抱翁浇水，老人却说：我并非不知道这种工具，而是一旦用了这种取巧的机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了投机取巧的事情，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就会丧失纯洁的美德。丧失了纯洁的美德，就会和自然社会不合拍，成为与天地不能相容的人。很明显，在老人表面上很合逻辑的推理里，把取巧的机械，演变成投机取巧的道德思想。我们知道，取巧本是智慧的科技行为，而投机则是带有贬义的不道德行为。老人把“取巧”的机械当成投机取巧的不道德行为，把道德和科学搅合在一起，似乎义正词严，实质却是满嘴胡话。但这样似是而非的胡话，竟然让孔子的弟子心悦诚服，甚至惭愧得无地自容，可见中国式逻辑的欺骗性。

中国式逻辑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譬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其实很普遍，有人甚至称之为辩证法，美其名曰看问题全面，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因而就可以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因而就可以不正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因而就不必要求平等。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明辨是非就成了伪命题等等。

不久前，随便翻了一下《中国人不高兴》，其中有句很荒诞的话竟然作为标题赫然列出：道德没有谁比谁更优越。人类的道德水平难道是整齐划一的吗？（可能吗？）真的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吗？譬如用一个简单的实例，就可以证明其结论是荒诞无稽的。譬如拾到人家丢失的钱物，有人贪利占为己有，有人不昧良心急人所急，你能说两者之间没有道德优劣吗？可惜，在一个解构道德解构崇高的社会，道德高尚的人往往被犬儒们恶毒称为：装逼。因此，才有所谓道德没有谁比谁更优越的荒唐说法。这种把水搅混的手法是卑鄙可耻的，归根结底是为自己出卖灵魂背叛良心寻找挡箭牌而已。

中国人不讲道理，还因为不善于进行严谨的论证。主要表现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出现岔路，把该论证的材料无意识换成别的，却还讲得头头是道，岂不知早已溜出了跑马道。譬如季羡林先生为了证明道德文章，应该先有道德才能有好文章，观点本来也是不错的，虽然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但是总体上讲，没有令人称道的道德，其文格（精神境界）很难超拔脱俗。但季先生在论证时，却不合时宜地举出严嵩的书法，其实用书法来代替文章，固然都属于艺术的范围，但是很明显，文章和书法并不是一回事，这里有偷换概念之嫌。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季先生当时是脱稿讲演，难免有思考不周的微瑕。严格意义上讲，又岂不是中国文化中缺乏思辨逻辑而造成的似是而非。而这种疏漏的论证方式在我们文章里可谓比比皆是，所以，我常常想，中国人写文章，首先应该老老实实把文章写得明白严谨，而不是通过玄妙的言辞，和磅礴犀利不加束缚的气势，征服读者。在这点上，我最推崇胡适先生，虽然胡适先生的杂文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没有故作玄虚的惊人之语，但是接近百年过后，回头再来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思想观点依然巍然屹立，论证依然那么无懈可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胡适强调严密论证的写作方法。

但千万不要以为有了例证，就一定是客观正确的，不可怀疑的。我常想，凡是人文领域，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的，关键还要看能不能经得起反证。譬如说，孟子通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从而证明人性本善。但是，荀子也可以通过孩子喜欢的东西，即使被亲人拿走，也会进行哭闹和抢夺，说明“好利而欲得”是人之本性。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两个例证，那么，就真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我举这个例子并非要证明人性的善恶，而是说，我们举例论证中，常常会删除对论点不利的材料和论据，而只列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如果是打官司充当刀笔吏，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写文章探讨真道理，如果只保留对自己有用的证据，而对其他反向证据视而不见，这样的文章很难说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就像李敖为了证明别人是流氓而证明，表面上也有证据，但是，如果经不起反证的质疑，我想，这种文章所讲出的道理，很难令人心服口服。

如果说上述不讲道理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还有些不讲道理则是受“人为”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干扰。民间有句俗话：向理不向亲。但是，具体到实际行动，大部分人会向亲不向理，毕竟，中国是十分重视血缘关系的国度。譬如，一旦孩子和他人发生争执，大多数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孩子绝对有理的，甚至会因为孩子吃亏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替孩子大打出手。前几天不是就有人因为打篮球引起争执被人砍死了吗？当然，那些动刀子的人未必会觉得自己没有道理，但是他的道理一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用有利于自己的视角所得出的道理。而真正的道理是不认人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用这个道理说别人，那么别人用这个道理说你也是同样的。不能说，关起门说一个道理，对外又讲另一番道理，那样，道理就不是真道理，而成了胡搅蛮缠之理。譬如，前几天看到一张《中国在广西军演，越南为何感到心虚？》的网贴，这张网帖当然是替国家和民族说话的，但是，想想美国在黄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演习时，我们的愤怒和抗议，难道是因为心虚吗？

讲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能因为利益而改变道理。譬如说，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认为凡是替国家说话的，就是爱国。否则，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因为可能对国家声誉造成消极影响，就成了道德的败类。那样的话，雨果先生当年愤怒谴责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行为，甚至痛骂自己的同胞是强盗，岂不成了民族的叛徒？道德就是要求人们说实话，如果因为实话损害了国家声誉，我们就说假话，我们还有资格和理由谴责日本人千方百计掩盖侵略的行为吗？

再譬如说，提到宗主国，其他国家一般都是殖民的性质，而到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文章观点是：好像周边小国都心甘情愿向中国政府进贡（能赚到中国皇帝更多慷慨的奖赏），中国统治者几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感觉泱泱大国俯下身段愿意当他们的宗主国，是给这些国家至高无上的恩惠，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其乐融融感恩戴德，才对得起圣朝对他们的宗主。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宗主国对周围小国是恩惠还是羞辱，我们必须听听被宗主国家的声音。譬如说，韩国的电视剧中，经常出现一些朝鲜政治受到宗主国干涉的画面，据说，直到现在，很多韩国人依然对那段历史感到羞辱。当我们反复要求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历史道歉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理解韩国人的心情呢？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无法讲理。文革期间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在哪里不说，但是，反复地强调就是好，于是就好了，这是多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可是，我们已经习惯这种表达方式，我们感觉到这就是“理”，于是，“理”就成了歪理。

当然，这是典型以权代理。在中国，连法律也未必比权力更大，道理更无法与权力相提并论了。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反过来，有权力的人对道理就没有那么太在意。于是，权力部门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什么临时性强奸，什么引导人民说实话，什么躲猫猫等等，这些理由一看就破绽百出，但是我们权力部门竟然毫无顾忌，老实说，这绝不是误以为民智低下，而是知道，不管找到什么搪塞的理由，民众也只能无可奈何。好在这些总算是有个理由的，还有干脆连理由也不给的。前面曾有媒体报道，有交警拦车罚款，司机若问为什么，交警二话不说：加倍！再问，再加倍！据我的一个朋友说，一些访民从北京被强行遣送回原地，访民和当地政法书记评理，政法书记说：我上嘴唇是天，下嘴唇是地，我就代表法律。你能说这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度？

福柯曾经说过：知识也是权力。所以，在中国，不讲道理还表现在不顾客观事实，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强词夺理。澄子夺缁衣的寓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澄子的缁衣没有了，正好看见有妇女穿缁衣经过。澄子便要强夺，曰：“今者我亡缁衣！”妇对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相比较而言，澄子无疑是古代有文化知识一族，但是他说讲出的道理却胡搅蛮缠，荒唐透顶。知识本来是明辨是非和解释事物现象的力量，但在中国，知识却被当成了障眼法，当成胡说八道的迷彩服。所以，那些占据话语权制高点的专家，竞相发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雷语。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贫富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经济发展。什么腐败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什么中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式的，都是美元贬值的错。什么汶川大地震的伤亡率和校舍建筑质量无关等等，这些砖家真不愧为不讲道理的专家。

其他不讲道理的事情俺就不说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对俺愤怒否？可能有人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文章中找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方，说看吧，你说别人不讲道理，其实你更不讲道理呢！那又怎样？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岂不是你又帮助我证明了，连想讲道理的中国人也不讲道理嘛！你还有愤怒的理由吗？

我的申辩已经结束，如果你仍然固执认为那只是中国人偶尔有不讲道理的时候，而不是全不讲道理，那么，我要问你，为什么这些荒唐不讲道理的言行会堂而皇之在中国的大地上畅通无阻？为什么我们会把明显不讲道理的文章当成经典传颂？为什么新闻媒体竟敢把明显违背常识的东西灌输给大家？如果你能回答，我自然要低头认罪，即使把我拉出去“斩立决”，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谁叫我生活在不讲道理的国度呢？！

(责任编辑：张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