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地下党员”

今天清明，母亲率我们去祭父亲。

父亲2010年1月4日去世，去世的时候，我回上海。2010与2011二个清明节都没有回去。虽然没有回去，但父亲活在我心里。

去墓地前一天，我在母亲处，翻翻父亲的一些笔记与资料。得知，父亲读小学与初中是断断续续的。1940年，上海地下党在我家设立苏北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父亲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姚姓的家去学收发电报。 我的大叔叔，因联络站暴露，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母亲告诉我，弄堂里的李伯伯也去世了，他是我父亲入党介绍人。母亲说，老李脾气火爆，文革时吃了不少苦。 听说，这次去世也是对退管会的人发了一顿牢骚，看不惯当今的腐败现象，说着，说着，气死了！

除了李伯伯之外，我还知道是杨伯伯。五十年代，父亲分到房子，静安区一栋二层石库门房子，上层住的是杨伯伯一家，下层是我们一家。杨伯伯比较温和，可惜，在文革时，有人说他在南京被国民党抓获过，后来生癌，他妻子也生癌，早早去世了。他们是回族，上海没有啥亲戚。留下6个小孩，生活挺艰难的。

还有一位张伯伯，是我父亲结拜兄弟。看到父亲的资料，解放初，我父亲还为此写过 检讨，说结拜兄弟，讲义气是旧社会的封建东西，共产党员对此要批判，我错了，认识了等等。 看来，父亲为次受到党内批评了。

1948年，我父亲的叔父，因在上海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任高级职员，随公司举家去了香港。留在上海虹口区下一栋楼，叫我爷爷照顾一下，那是，我们家住在上海斜土路，是自家的本地房子。爷爷就叫我父亲去住，我父亲死也不去，（我猜想，父亲肯定怕组织上有看法），后来，去了，那时我父亲刚结婚，白天，父亲外出上班，母亲一人在家里，房子太大，母亲说，那时怕的要死。后来，我父亲就把好朋友张伯伯叫来一起住。 他也刚结婚， 老婆也在家，这样，我母亲就有个伴了。

张伯伯也是地下党员。母亲说，老张很沉默，张太较外向。我与张伯伯的儿子几乎同时出生。

70年代，张伯伯年老得病，久治不愈，产生厌世念头，后在在家自尽。 母亲说，那时共产党员在家自尽是对信仰缺乏信心等，组织上下结论很为难，后来听说，结论是病故。没有给张伯伯带上什么不利的帽子。

2009年，我回上海看父母，我离开上海时，父亲已经依依不舍，为了避免离别时的那种伤感，我一跨出家门，就急步而走，但听到大妹妹一声呼喊“阿哥，阿爸出来了，要送你！”我回过头，父亲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到了我面前，他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我，眼睛里以充满泪水。那种只有当儿子才能够领会的具有骨肉深情的泪水.。我告诉父亲，明年5月上海世博会时，我会回来，我带你去看世博会，我一定会回来的。父亲点点头。

 2010年元旦，我与父亲母亲通电话时，父亲说，上海的世博会筹备的很好，你啥时会来呀？母亲说，父亲扳着手指在等待你回来的时间，他说，如果不能走去看世博会，在家看看电视也好！

 1月4日，纽约时间清晨5：01分，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我与我太太失声痛哭， 儿子走到我们房间，默默地站在我们床边，人好像凝固了！

我忍不住泪水，爸爸，你失约了，你失约了，我是要回来看你的呀！

这几年，我静下来想想，父亲对我们失约太多了，说好陪我们去公园玩，工作忙，失约了，学校的家长会，工作忙 失约了，全家团聚吃顿饭，工作忙 失约了， 一次，二次，三次，工作忙，失约了！我真不明白，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怎么那么纯朴，那么无私，那么忘我，那么一心一意，那么光明磊落，那么正正派派，那么听党的话，。。。。。。。

今天，我在父亲的墓前，父亲一生二袖清风， 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想起了我知道的李伯伯，杨伯伯，张伯伯，我也知道他们子女一些状况，与现在的官二代不能比啊！

他们都走了，地下党员，真的变成地下的党员了，不过，我想，历史是波折的，他们洒在人间的正气不会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