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在漢中歌劇團工作。一天，突然收到媽媽從湖南鄉下寄來的信，她說生産隊長企圖強姦她，她想跳洞庭湖……我十分著急，立刻給她寫信，讓她到公社開張探親證明，到漢中來，並寄去了路費。

媽媽于1972年底到漢中。當時漢中還沒有火車，潘永年到陽平關去接的媽媽。媽媽到漢中不久，暑哥專程從青海到漢中看媽媽。1973年初，我們工作調往四川自貢，媽媽與我們同往，暑哥與我們同一天離開漢中，把我們送上火車後，他也乘上開往西寧的列車。

1973年3月到自貢時媽媽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由於我們劉家的傳統是“忠誠老實”，奉信“禮義廉恥”，過分的老實，帶給我父母、和哥哥們的是，殺身之禍，因此，我決定在這個新地方，新單位，決不暴露媽媽的身份。這樣媽媽在我那裏平安的度過了十年。

從媽媽到自貢開始，我即不停地寫信到他們單位進行申訴。與該校各位領導，以及新調來的楊崗亭校長通信達5年之久。從1974年—1982年，爲媽媽的事，我四次北上進京。兩次自費，一次借出差之機，一次表妹幫忙免去往返車費。

當時媽媽單位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志宜強調不予平反的唯一理由是：“你母親的親生女兒，不同意撤消她所揭發的材料。”（我從媽媽的遺物中，偶爾發現她自己保留的“揭發材料”）。我十分耐心的，動之以情，曉之以禮，終於感動了楊校長！

1977年7月，北京大佛寺二小“革命委員會”主任王登文與東城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老陳到湖南華容為我媽媽辦理第一次落實政策有關事宜。（1）以退休處理，領原工資的60％。1966年——1977年10年工齡不算！10年未發的工資不補（2）將農村戶口改為城鎮戶口原地落戶，戶口落在公社，改為吃商品糧。

我繼續寫信要求將戶口遷到北京，回答：“政策不允許”……後來爭取到把戶口遷到子女處……楊崗亭校長說可以按“農村無直系親屬投靠子女”的名義將我媽媽的戶口轉到我們兄妹所在的城市。

我繼續與楊校長書信往來。終於又有了新的進展。

1978年7月為貫徹(78)104號文件，“二小”專案組的馬福倫和李志宜再次到華容辦理有關事宜，並首先提出，要我們自己解決落戶的准遷證。他二人到華容將我媽媽的戶口關係及退休關係送到自貢。11年的工資仍然不補發，退休金從60％改為75％（1977年7月至1978年7月15％的退休金不予補發）……此次是以“投靠子女”的政策辦理的。

爲了不引起兄妹的誤會，除還在念書的小妹外，我給兄妹們各發一信，徵求媽媽落腳地的意見。三位兄長均認爲，戶口暫時落在自貢較爲合適，二妹劉璞希望落在銀川。因爲上戶口有期限，我讓她儘快決定，將全部材料寄去。不久她回信告知，當地政策只能落兒子家，材料寄回給我（我擔心自己轉述不清，將璞的原信轉給暑哥），我立刻托一位在公安局的朋友，將媽媽排在一千餘人之後的戶口提到最前面，非常迅速地報上了戶口。從落實政策之日起。工資關係暫時由自貢文化局代管。

從1978年後，我仍然不停的和楊校長聯繫，繼續要求徹底落實政策，解決一切“文革”造成的遺留問題……

1981年底，我與父親在咸甯的朋友，專員公署的鄔繩武專員的女兒鄔瑾嶸（我兒時的好友），取得聯繫，將我給三叔的信，由在臺灣的鄔伯伯，親自轉交給了三叔。很快我就收到了三叔的回信。我與三叔總共通了大約四至五封信，他非常親切。三叔要求我和媽媽爲祖父母修墓（後來三嬸又寫了一封委託信給我，此信媽媽曾帶到華容做證明）。爲了安慰三叔，我和媽媽承擔起了這個當時，還有一定風險的艱巨任務。

1983年秋，媽媽和永年到華容完成了這一件大事。同時，也惹來了一些是非。生活中總是有那麽一些人，有風險的事，自己不敢去做；當別人冒險做了，又要說三道四……那一段時間我便成了極少數人攻擊甚至辱駡的對象。我也曾非常氣憤，但是永年勸我說，最好的反擊就是沈默。我基本上做到了。

1982年底，市對台辦公室劉仲堯主任告訴我，有一個44號內部文件對媽媽平反很有利，讓我帶上三叔的信，到北京跑跑媽媽的事。我立刻將此事告訴劉璞，並約好一起去北京。到北京後我們找了各有關單位，我還專門去了一趟中央對台辦公室，把三叔問我父親死因的信給他們看，問他我該如何回答才不算違背國家的利益？他讓我照實回答，爲了我今後的安全，我記下了這位負責人的姓名和聯絡方式。

媽媽的一位好朋友（1974年我去看她，曾遭她白眼），聽說媽媽要補發工資，想代媽媽領補發的錢，並透露出希望得到好處，我感到十分不舒服……

爲了不使媽媽吃虧，我給北京市統戰部接待過我們的劉女士寫信諮詢，問她是否可以將媽媽的錢撥到自貢（那時候媽媽的一切關係還在自貢）讓她親自領取？這位劉女士沒有給我回信，卻將我寫的信，交給我的兩位妹妹，用她自己的分析猜測，譏諷、挖苦我，並向我妹妹暗示我想侵佔媽媽補發的錢……引起妹妹們對我極大的不滿！我真不明白，爲什麽妹妹們寧願相信外人，與外人一起冤枉我，而不相信自己同患難的姐姐，不正面去理解我的用心？把我想的如此不堪？？

我很寒心，憤怒之極！下決心從此甚麽事也不管了！然而，緊接著，受三叔之托修祖墳一事，我仍然不得不管……

1983年5月，媽媽單位的馬老師再次到自貢，爲媽媽徹底落實政策：戶口回北京，補發全部工資（8000多元）。媽媽能得到平反，是天、時、地、利，水到渠成。

媽媽離開生活了整整10年的自貢，爲這一段“文化大革命”避難的經歷，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我把一個完好的媽媽交給了兄妹們。

我感到萬分欣慰！萬分驕傲的是：在媽媽一生中遇到極大災難之時，我竭盡全力保護了她！雖然我受了很多委屈，但我無愧於劉家！無愧於我的父母！無愧於兄 妹們 ！無愧於我的良心！         

附資料一份

 

說明：

這是我的工作單位給湖南華容留仙大隊寫的信（草稿）。

有了此信，“公社”同意媽媽的戶口轉到到自貢由女兒照顧。

我妈妈是“紅衛兵“以“現行犯革命分子”“遣返回鄉”的。我們把“遣返回鄉”改成“壓縮首都人口，退休回原籍”，實屬無奈！如果照實說，單位不會給我開這張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