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是好友......

到大同參與排練的第一個獨幕小話劇，我演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無論年齡、氣質、戲路、都與我差距甚遠，劇本又很糟糕，實在排不下去，半途夭折。儘管如此，失敗的感覺，仍然使我非常不自在。

緊接著我們排練演出話劇“箭杆河邊”，我飾演“地主”兒子小龍

                                        我把一個10歲的頑皮男孩演的活靈活現，戲路對號！一炮打響。

在話劇“首戰平型關”中，我扮演的“小紅軍”，打響了第二炮，在“焦裕祿”中，我扮演焦裕祿之子，10歲的“國慶”，不止一次在後臺卸妝時，湧來一群學生，要見“國慶哥哥”……

不到兩年的時間中，我扮演了四個不同的角色，都得到了觀衆和同事們的認可，使我有了極大的成就感！在文工團站穩了腳根；一些曾被個別中層領導授意孤立我的同事，也開始接近我。

我逐漸恢復了自信，以爲，終於又有機會展示我的能力，以爲，我即將迎來事業的高潮。

然而，我又一次被命運捉弄！那場巨大的災難，那場毀滅性的“政治地震”，那場絕滅人性的，令我不寒而慄的“文化大革命” 把 我打入十八層地獄！

1964年攝於大同雲崗大佛。後排右第一人是我                                   話劇“首戰平型關”反串男孩

                                                                                                     “四清”——“文革”前奏曲

     話劇“代代                                                                                                                                               

1964年下半年，全團人員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稱爲“四清”運動）各單位人員打亂，混合分組。我與山西大學的幾個學生一個小組。上級要求所有參加運動的人必須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天生具有親和能力，善於和各種不同的人交朋友；我很快與農民打成一片。

每天帶領農民批判、鬥爭各大隊幹部和1950年就已經垮了台的地主、富農（稱之爲：“死老虎”）。對他們進行疲勞轟炸，逼、供，迫使他們承認自己幹了壞事……我感到可怕而恐怖，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怎樣人爲的去整一些無辜的人……我絕沒有想到，這是一場特大災難的前奏曲，是那場“史無前列”的演習。

爲了配合、提高農民的“階級鬥爭覺悟”，教育貧下中農痛恨地主階級，臨時把我從基層調往公社總部，集中“箭杆河邊”全體演員在全公社巡迴演出。

然而，我驚奇的發現，，我們的演出，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所接觸的貧下中農，並不像小說、電影裏描述的那麽痛恨“階級敵人”。

逢年過節，或者是他們認爲的貴客，就吃油糕，（一種糯小米，磨成粉包豆餡油炸而成）。巡迴演出後，不知爲什麽，這些淳樸的農民，突然對我分外親熱（我扮演10歲的“地主兒子”），把我當成了他們的朋友，與我無話不談，他們告訴我：“你演的小龍，怎麽和我們村的孩兒，一個樣樣呢？”他們時常悄悄的拉我到家裏，“強迫”我吃油糕。這使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近他們，更真實的瞭解他們……他們在鬥爭會上，使勁高喊打倒某某隊長，背後卻悄悄對我說：“隊幹部們都是好人呢！”，他們還告訴我：“地主、富農也沒有幹壞事，他們跟我們一樣下地幹活。解放前他們也對我們好著呢！沒有剝削我們。他們是好人呢！……”。農民們對我的信任使我受寵若驚，他們的這些“言論”讓我大開眼界！這與我受的政治教育大相徑庭。爲了他們，也爲了我自己，我把這些足以讓我丟命的話，藏在腦袋的最深處，貼上了封條。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包括我的丈夫。一旦透露出去，我應該是“殺無赦”！……

我幾乎已經忘記這些，現在看來無所謂，而當時卻是極爲嚴重的“反革命言論”。

山西雁北地區的農村很窮、很苦，常年吃的是麩子粉稀糊糊煮土豆下酸菜，由於我不習慣，又不敢不吃，我得了一種叫“尿不靈”的地方病，痛苦之極。雖然老鄉們用土法子臨時把我治好，從此我卻留下了這種病根，倍受折磨……

我感謝這次“四清”，它讓我徹底明白了“政治無真實可言”的真理，它讓我看到了貧下中農的真實思想……

這是我在內地唯一的一次與漢族農民的接觸。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有著如此惡劣的氣候，如此貧窮、單調的生活，他們卻過得有滋有味，非常滿足。真使我感慨萬分，他們的單純、善良、熱情以及對我的信任，又讓我感動萬分。40多年過去了，不知他們是否不再那麽窮？他們是否知道當初所信任的我，其實是一個“黑五類”？……這些回憶，真的很美好。

1964年底“農村四清”告一段落，我們全體回到大同。

1965年初，我們排演大型話劇“首戰平型關”特邀“總政話劇團”藝術家藍馬先生爲導演。我在劇中飾演一個活潑,可愛,外號叫“小紅軍”的男孩子。接著又排了話劇“代代紅”，我首次演年齡比我大一倍的中年人，一個潑辣的農村婦女。

我們帶著這兩個話劇，從山西北部一直演到太原市。沿途受到極好的評價和歡迎。

巡迴演出結束後，“北京幫”的15人中，由於各種原因，陸續離開大同返回北京。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幫”只剩下5個人。

                            1964年“四清”工作組，輔導農民表演節目。右邊第一人是本人

注釋：

注釋：1.“四   .1.    四清運動”——1963至1964年毛澤東發起農村“四清運動”，就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産”。後期演變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

2.村  2.農村 “四清”的任務就是，白天和農民一起勞動，晚上組織農民開會，揭發鬥爭村裏的基層幹部，包括

                                 生產大隊大隊長，小隊長，會計，保管員，地主富農。最後發展成“清理階級隊伍”……

                                    成為“文化大革命” 的前奏曲。

                              瘋狂的年代

中國瘋了！中國的當權者瘋了！那些高幹子女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風，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於是，“紅五類”（即，共產黨高級幹部，貧下中農，工人階級，軍人，及其子女家屬）便成了英雄，好漢，龍和鳳。“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其子女）就自然成了“混蛋”和“老鼠”。

“紅五類”們可以任意抄“黑五類”的家，他們可以無法無天，毫不負責任的打死“黑五類”……

幾乎人人都在搜腸刮肚的揭發同事,朋友,甚至親人……一場人吃人的混戰拉開了大幕。

幸好我是“黑五類”，沒有資格參與那些禽兽不如的行動，使我今生今世避免了許多罪孽。

1966年元月，結束了漫長的戀愛，我把自己遠嫁到新疆。婚假期滿，返回大同，到農村巡迴演出。我們的演出很辛苦 時常自己扛行李，走山路，每到一個目的地，放下行李立刻裝台，化妝演出……山西北部是黃沙肆虐的重災區，三天兩頭被風沙襲擊！（現在稱爲“沙塵暴”）

有一次，我們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中，突然，狂風大作！漫天黃沙，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我被黃沙迷了眼睛，差一點滑下山，我一邊哭，一邊發牢騷……牢騷而已，說完就忘！“文革”中卻成了我罪不可赦的反革命言論。而揭發我的人，正是一路好心照顧我，在我差點掉下山岩，救了我一命，關係一直極好的同事……

1966年6月，開始了慘無人道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帶領8億中國人走進了瘋狂的年代！領頭人瘋了！“紅五類”中的多數人瘋了！他們瘋狂的整人，打人，打死人……

“黑五類”挨整，挨打，被剃陰陽頭，被打死，被趕出北京，趕到鄉下……我老朋友（袁世凱的侄兒）的媽媽，一個街道食堂的工人，被中學的“紅衛兵小將”活活打死！

幾乎每天都從北京傳來惡耗——某作家自殺了，某某跳河了……全中國被一片紅彤彤的“紅色恐怖”籠罩。北京在流血，中國在流血，老百姓的心在流血……

我們全體職工，隔三岔五地排著大隊，一路高呼著“萬歲”，到火車站迎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真像電影接“聖旨”的場面

西紅柿（番茄）改稱“東紅柿”，月餅改稱爲“反修餅”……我成爲“狗崽子”。

                                                                我們扭著秧歌到街上宣傳“最高指示”

整整10年！我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膽和極度恐懼之中，我不知自己是否會變傻，變癡呆，更不知道是否會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創造的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原本已經殘缺不全的家庭，被徹底搗毀！！

“文革”葬送了我的青春、斷送了我的事業、毀掉了我的前途！

“文革”中，在紅衛兵大學生高舉“革命的皮帯”下，勒令我善良的媽媽，站在小板凳上，彎腰低頭，連續三天在烈日下，被鞭打；每天被批判鬥爭數小時，然後，剃成陰陽頭（即一半有頭髮，一半光頭），掛著寫有“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從北京押送到湖南華容鄉下。押送她、陷害她的女人，是她曾經精心培養的實習教師于紅。

媽媽和我們兄妹，在中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單位，都被迫必須向組織“老實交待”！強迫我們承認我們的父親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必須揭發“反動家庭的種種罪惡”……

“紅五類”們花大量的時間金錢到全國各地調查我們這些“黑五類”的“反革命材料”……

我的大伯父（劉亞東將軍），一生沒做過壞事！被紅衛兵們強行在脖子上掛著大牌子，跪在搓衣板上，跪在煤渣上挨鬥。

我的大哥（園藝工程師）被隔離審查。

我的鐵哥（劉克強工程師）只因寫錯了兩個字，被定爲“現行犯革命”，打成重傷關進監獄。

我的小哥哥（劉克賢教授）在擡一幅巨大毛澤東畫像時（這幅畫像需要六個人擡），說了一句重慶最常用的口頭語“龜兒，好重喲！”，被“革命小將”們強迫他下跪，逼迫他承認“辱駡毛澤東，反對共產黨”……最後被送到農場勞動教育5年之久。

我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姐夫（嚴汝群教授）被貶到鍋爐房燒了一年鍋爐。

我自己則得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單位一直貼到大街上，除了“狗崽子”“反革命”，“資產階級小姐”，“黑五類”，等誹謗、漫駡、侮辱性的詞句和羅列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然後就是對我發出各種禁令。連我們的團長也因爲讓我演了幾個角色，而被指責爲“重用狗崽子”的“反動行爲”；一位文革前口口聲聲說，團長是他的救命恩人，常買好煙孝敬團長的“紅五類”，竟然帶領一夥人，蒙上團長的雙眼，帶到野外，揚言要活埋他！他還到團長的家鄉，動用私刑強迫人家“證明”團長16歲那年加入過國民黨，……如此顛倒黑白，使我真真實實的體會了一次，落井下石、世態炎涼的滋味。

平時與我關係非常好的同事們像躲避瘟疫一樣的疏遠我……

我被勒令不准亂說、亂動，不准參加任何戰鬥組織……從小酷愛說話的我，此時根本不想，也不敢說話，我不知道哪一句話會給我帶來殺身之禍；更不想接近任何人，因爲我已經分不清，誰是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我只好把自己關在宿舍，把嘴閉得緊緊的……

在這一段被動“修身養性”的日子裏，無聊之極，我開始練寫毛筆字，臨摹毛澤東寫的“風雨送春歸”，竟然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我可以惟妙惟肖的臨摹任何一幅諷刺漫畫……我的許多技能和知識都來自於那一段非常時期，和那本厚厚的字典。

運動開始時，觀點相同的人各自組成戰鬥小組，互相攻擊。我沒有資格加入任何小組。沒想到，此時有兩位同事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小組。他們是並不引人注目老實之極的伙食管理員趙學義和嘻嘻哈哈的揚帆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在我倍受冷落的時候，他們不顧強權，不顧自己安危，向我伸出了友誼之手，幫助我堅強的度過了那一段可怕、可悲的日子。

1966年年底，當我得知媽媽被紅衛兵趕回湖南農村……除了恐懼，悲傷，還壓制了一股憤怒的火焰，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我仍然沉默。

有一天，一位姓李的男同事糾集了20幾個人莫名奇妙的圍攻我，鬥爭我，他們高聲朗讀毛澤東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真是欺人太甚！！魯迅說：“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我已忍無可忍，也不想再忍了！終於爆發了！我開始反擊。我同樣高聲朗讀和他們同一條語錄，無論他們念那一句，我都會以同一句回答他們，他們奈何不了我，只好草草收場。這位帶頭的人，“文革”前 曾十分不禮貌的騷擾過我。他因不良記錄從省城（太原）被貶到大同。

又有一天，清早起床，走出宿舍門，無意間看見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著我屬於公安六條“管制分子”，不准亂說亂動，不准參加革命組織……看完後，我連想也沒有想，撕下大字報，當天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進行上訪（當時北京設有此機構）。

北京滿街都寫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我坦然地走進了上訪辦公室，向負責人講述我的遭遇，我得到了我是“自由人”的尚方寶劍。爲保險起見，我記下了這位負責人的姓名地址。此時我收到大同消息——我又得到一張補充通告，我讓他們一定給我保留。我回到大同，揚帆里告訴我，得知我上訪的成果，那張“補充”已不翼而飛。此後，沒有人再欺負我，至少表面上開始客氣了。甚至還有人說：“我實在佩服她（指我）的膽量，這說明她毫無私心……”。我的反擊行動，獲得暫時成功，這足足讓我安靜了好幾個月。

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位將軍之女，我曾經的好友，不久前，作爲“紅五類”的代表，還耀武揚威地，帯一幫人到北京捉拿我；此時，因爲與有婦之夫亂性，被他們自己一派的人捉姦在床；被當衆掌嘴……從此威信掃地，不僅再無人理她，還時常開會批判她。當她感到十分孤獨時，已經一年不和我講話的她，找到我，與我促膝談心，問我她該怎麽辦？我勸她；在她衆多的男友中，選一個無論她犯了什麽錯誤，都可以原諒她，願意接納她人，立刻結婚。她確實這樣做了，並很快決定結婚，新郎從南方來把她接走。離別前，夫妻二人專程與我告別，此後30餘年再未謀面。在那人性幾乎泯滅的年代，我也算做了一件善事吧。

1968年我懷孩子了，爲避開打打殺殺，爲了安全，我請假去了烏魯木齊，住在歌舞話劇院，專心致志，養精蓄銳，準備生孩子。臨走前，我把我的全部家當交給趙學義保管。

我走了一年多，此期間，許多人已經厭倦了這種“革命”生活，於是出現了一大批逍遙派。我是黑五類，無權參與“革命”，是天然的逍遙派。有大把的時間照顧我新出生的兒子，何樂而不爲？三年多的逍遙生活，我生了兩個兒子。

突然，國家主席劉少奇變成了大叛徒，全國又開始緊張，在我們40餘人的文工團我是當然的衆矢之的。於是新疆歌舞話劇院接二連三收到通緝我的電報，當時劇院已被軍管，而我的丈夫是“新歌聯戰”的第三把手（稱爲“勤務員”），很得軍管會的信任。他們了解到我的真實情況，對大同的通緝令，根本不予理睬。我還是做出了反擊，我給大同發了一封電報：“請速派人到新疆來抓我……”

此後卻沒有了音訊，既不來抓我，也沒有再發通緝令。

不久開始抓革命，促生産。我把不到一歲的兒子放在新疆，一個人回到大同。回去後我得知，他們不止一次的讓趙學義交出爲我保存的糧票，趙學義以一身正氣拒絕了他們，但是他們仍利用權利扣發了我一年的薪水。

                           1967年被雁北文工團個別“紅五類”多次“通緝”，

                            我依然笑得如此燦爛！特照張相留念。

 

 歌劇“焦裕祿”中反串焦裕祿之子

                                                           

  話劇“代代紅”，飾演潑辣的錢大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