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书 精华全在<后记>

我总觉得一个人爱自己的出生地就该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因为你的成长片刻没有离开它的滋养。尤其人进入中年以后，那种追忆人生履迹的念头尤为地强烈，不管是辛酸的，还是欣悦的，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在催促你前去弯腰拾起，就如同农民拾起散落在田地里的麦穗一样。人的精神世界需要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质朴与纯真来守静笃，来淡泊明志。

大连是个百年有余的城市。尽管其历史的厚重感不能与北京、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相提并论，但却永不缺乏一种沉重感。这是因为它曾两度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特别是旅顺口，它见证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七年的俄国殖民地与四十年的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让大连的历史有着别样的意蕴，其特殊性是中国其它城市所不能及的。

大连人常说，先有旅顺，后有大连。的确，大连是“弹丸之地”的旅顺口派生出来的。然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对“母子”却因“洋务运动”的惨败和天造地设的地理位置，一下子吸引了东西方列强的眼球，其无道行为致使这对“母子”身陷炼狱之中。近两万名旅顺口百姓罹难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的日军“屠城”便是佐证（这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首次遭到来自异国军人的血腥大屠杀）。

人既生活在自然界里，又生存于历史之中。似乎后者要给予人更深的涵义。

作为大连的后人，我始终对其历史流连忘返。我不知多少次问过自己，历史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活着的人要从历史中体味出什么东西？已远去的世事沧桑有无值得后人见微知著的启悟呢？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德国大作家歌德曾经说过的话——“只有遗产用于生活之中，才配得上谈论继承。若只会堆积僵死的废物，那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当我读阅了数量可观的有关大连历史及人物资料后，确实感到要谈论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似乎觉得对其遗弃和忘记都是一种莫大的罪过。于是写一部关于百余年前大连商人立身、立命、立业、立德的文学作品的念头便在我的心底悄然萌发了，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愈来愈成为我必须要完成的一种使命。文学的神奇功能和伟大作用就在于能够重现符合生活逻辑的一切。我要通过“虚”的人物“有血有肉”地描写和“实”的故事“有声有色”地叙述来再现大连第一代商人的心路历程、精神风采和张弛有度的作为。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亲身亲为既拓宽了大连“生存的空间”，又夯实了大连“发展的基石”。城市是前人智性充盈与实干精神放大而成的。

也许有人会问，大连存在过像“徽商”、“浙商”、“宁商”和“晋商”那样叱咤江湖的商人吗？我要说，不但存在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比上述之地的商人更显经商道义和民族气节。因为他们与上述之地的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活在“后娘”的屋檐下，即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地。不难想象，大连商人要付出多少艰辛与智慧。应该说，他们是在夹逢中求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举一个例子，就拿商人郭精义来说，他不但是“大连华商会”创始人之一（该商会起到了与日本当局分庭抗礼的作用），而且更是“明象位，立德业”和“止于至善”的楷模。在二十余年经商过程中，他把大量的财富用于扶危济困中，修路、建桥、为渔民购船筑码头、与其他商人合办济善堂、开渔民老有所养之先河、抗抵日本当局的“金建制”，直至献出生命。正如当时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所赠予他的挽匾之誉——义声载道。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说，一九二二年以前的大连八大商人皆在不同程度上释怀了各自的善意和道义，可谓尽显“商雄本色”。大连的后人不该忘记他们！他们是福顺商号的郭精义、安惠栈的许亿年、双聚福钱庄的安承生、福顺义钱庄的庞睦堂、政记船行的张本政、天兴福油坊的邵尚勤与邵尚俭哥俩、泰来油坊的周子扬、顺发栈的刘肇亿与刘仙洲叔侄。还有东和长油坊的徐敬之、益泰祥的迟子祥，等等。这些“闯关东”的山东汉子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惟有克勤克俭与惟忠惟孝才能陶朱事业有成，才能仪范天下有盼。当然，有的商人因后来所走的道路不同，其归宿也就自然不同了。正像民间百姓所说的一句谚语——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但我想不能因个别人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就一味地抹杀其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历史曾有过的人与发生过的事情，只要存在，后人到何时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正视和评判，不然便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甚至可称谓失去理性的亵渎。

本作品取材于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到一九二二年间旅顺口、大连及东北地区的商界风云变幻，展现了那个特定年代下以乔忠朴（作品主人公）为代表的一代商人的心路历程、创业艰辛和精神风貌，讴歌了在朝廷昏庸腐败、列强觊觎欺凌、社会动荡危殆的背景下，中国商人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抗击外侮的民族精神。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中国人的失败，而是清廷、清军的失败。殖民地中的中国人在深感屈辱的同时，还要在残酷的现实中为生活而活下去。生活的真理给予人的是生存而不是毁灭。我觉得主人公能够“忍辱负重”去肩负“实业惠民”的历史重任，无可讳言地体现出了他的大爱大情和大仁大义的民族情怀。他的一生算是为道生、为道死的升华。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列强的统治，他能审时度势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即和则相生，和而不流，和光同尘，合作制胜。他认为“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要多看长处方能与之共存。存在是首位的。理想与愿望的实现是以自身存在为前提的。”他心思敏捷地看到“大连是个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祥瑞之地，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大和民族的文化在大连交汇了。而这种交汇所带给大连的影响将是长远的。显而易见，我们这代商人既要承载历史的负重又要以开办实业的行为去创建新的文化。好的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引擎。”他还义正词严地指出“文化没有罪过。有罪过的是那些亵渎文化的人。”在他的心目中，美好的人类社会应是“让有劳动能力的人享有劳动所给予的衣食无忧。”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主义好与不好，不在于吆喝，不在于标榜，而在于它是否为平民百姓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好的主义首先不能让平民百姓忍饥挨饿。”他对同盟会的英杰说——“天大、地大、人民最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活在殖民地的大连商人是怎样自我完善、自我觉醒、自我救治的！应该说，殖民地的蒙羞蒙辱让能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商人深刻认识到了——告别黄土，走向海洋，拥抱世界，方可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大连第一代商人用自己的行动给予了“趋利避害”的探索。至此，大连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余秋雨之语）。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支芦苇，但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知——思想源于文化。我想，大连第一代商人之所以能在列强的“屋檐下”纵横捭阖，正是基于他们熟稔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和为贵的思想。“和”绝不等于“沆瀣一气”！我觉得“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华民族难以“溺水身亡”的法宝，也正是这一思想，才让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倍受磨难与凌辱中仍然不倒。历史与事实都毋庸置疑证明了——大连第一代商人在俄日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所创立的“忍和文化”要比锐利的武器更具有征服力！“忍和文化”无疑是大连开埠后最具地域特色和最具历史意蕴的城市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虽然殖民地的遭遇令国人有一种切肤之痛。但作为一个历史唯物者还是应该理性地看待这种痛的背后那一丝有益的东西。对大连那段殖民地的历史，我想还是站在“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度来从容审视为好。若一味持有“憎恨与挞伐的心理”，是无益于我们获取历史赋予今天的裨益。大和民族没有什么罪过。有罪过的是邪恶的本身。抚今追昔，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极其国弱民贫的。为此走工业化道路是唯一的选择。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工业却近乎于空白。就这一事实来说，中国同那些已经开始走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国家相比，不能不说已大大落伍于它们和时代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才饱受了列强“坚船利炮”所带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痛苦（痛苦也会转化为精神不倒的力量）。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聪明的人类似乎将其再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列强的到来，除了恣睢妄为外，就其维护自身的统治，是难以抑制那颗“无敌天下”的躁动之心。他们势必要推行“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起动“新的战略”，实施“新的举措”。如开埠建市、兴办工业、引进科技、活跃商贸等。大连就是俄国成为旅顺口“新主人”后，为了满足“筑港兴市”之需所新开建的城市，当时命名为“达里尼市”。一九O五年日本取代俄国统治后，将其更名为“大连市”。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做了大连新霸主以后，便欲壑难填地搞起了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其不遗余力的狂热程度几乎到了“井喷”的地步。至此，一个曾经荒芜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了工厂林立、路网纵横、商气浓郁、人来人往的“繁华而有序的都市”。日本的政客们似乎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次彰显“明治维新”的“新气象”。当然，日本的目的一不是为了中国尽早实现工业化，二不是帮助中国摘掉落后贫穷的帽子，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我要说，日本这种野心勃勃的“大动作”在客观上不无影响了中国工业化和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同时也让“心明眼亮”的中国商人深深体会到了“不失灵魂要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大连在日本统治的四十年里，无论从工业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从完备城市功能的建设来看，都优先于全国其它城市（除上海之外）。由此，这就需要大连有头脑、有思想、有民族大义的商人要“随机应变”和“顺势而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政治可以关乎少数人的利益。但经济却直接攸关芸芸众生的生存问题。对于商人，赚取更多的财富并能给众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带去福音应被看做是“公忠体国”。务实与求和是商人的基本特质。正如主人公乔忠朴同他大侄所说——“我们是商人，而不是士兵。我们要以合作制胜的为世心态，借助其优势，屏声凝神地去挣日本人的钱。有钱才能为同胞做更多有益的事情。求同存异，化敌为友——商人方能智圆行方。但与那些不能与之为友之敌要斗争到底，宁折不弯。大连永远是中国人的家园。日本人来到这里所做的一切，如建港、修路、筑桥、盖工厂、开银行、办学校……其生吞活剥中国的图谋，终将会像皂泡一样破灭。我们的家园会因日本人枉费心机的建设及我们专心致志的经营而变得格外地美。”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我想大连第一代商人在日本当局重压下还能谋其发展和壮大，与“持经达变”是分不开的。他们“脚踏实地”兴办实业的行动为苦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一次“划时代”的探险。应该承认，列强“新举措”的实施为不曾有过“工业化概念”的大连第一代商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艺，掌握了如何生存的“诀窍”，感受到了“随物而化”的必要性。为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经济”与“新文化”的植入是催化人最终“核变”的前提呢？打开天堂的钥匙也有力量打开地狱之门——这是百余年前大连商人的自信。平心而论，能通过今天的视角，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把生活在殖民地之中的大连商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给揭示出来，既是我对其亡魂的纪念，又是我作为大连人的“职责”所在。我想，凡是读过此书的人皆能俾有所悟。

操戈未必是“抗日”唯一的表现形式。在作品里，我着重写了大连商人用“和平的手段”来抗抵日本当局“金建制”的斗争。我认为大连商人在这场斗争中极其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大智大勇，即能团结那些利益受损的日商一道为之据理力争。从资料看，“大连华商会”的理事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商担任的。这就不难看出，当时大连商人是以“开放的坦荡的胸襟”同利益攸关的日商一起“倚栏远眺”的。文学作品应该还原和再现这一历史“清晰的画面”，否则，便意味是对大连商人那种“至和仰善”的精神与“海纳百川”的胸襟的否定与蔑视。来连的日商不全是蚀骨啮心的魔王。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大连商人用两年多时间取得“金建制”斗争的胜利赋予了一种标志性的蕴涵，即标志着中国人民拉开“抗日”的序幕。妥协与斗争是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常态。没有妥协，事情难以圆满；没有斗争，人难以成为“有灵魂”的人。

基于当时的历史状况，我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从人物看，上至中日俄的军政要员，名门望族、皇亲贵胄；中至中外商界的风云人物、传教士、江湖侠士和日本特务；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地痞无赖。从内容看，涉及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列强镇压义和团、戊戌变法、慈禧与光绪帝之死、同盟会成立、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及发生在旅顺口和大连两地的诸多事件。从地域看，山东、旅顺口、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广州、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国，无不涉及，呈现出了那个时代政治的风起云涌、军事的血雨腥风、商界的云诡波谲，同时也呈现出了当时社会的爱恨情仇与百态人生。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之所以用文学的形式把大连百余年前的人和事“挖掘”出来，意在给当今的人们，尤其是为商者，以所思、以所感、以所获。我觉得主人公乔忠朴身上所彰显的那种拓疆扩土、仗义疏财、济世惠民的“仁”与求同存异、抱朴守贞、借力发力的“和”的精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力提倡的。

该作品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史料收集、筛选、整理和酝酿。还好，在近两年的“耗思笔耕”下，我终于使其“破茧成蝶”了。那种“卸载”后的畅快、轻松和愉悦的感觉是难以言喻的。当然，在自我欣喜的同时，我不能不承认作品还存在着很多的瑕疵与不足。我希望同仁和广大读者多提批评意见。若作品有再版的可能，我将一并采纳修正。

愿百余年前大连第一代商人那种实业惠民、为民取义的精神在二十一世纪发扬光大！

  

吴中洋

                                                           2010年3月1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