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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论吴中洋的长篇小说创作

已有 2676 次阅读2016-7-15 16:11 分享到微信

捍卫人类的精神健康

——论吴中洋的长篇小说创作

（作者： 乔世华博士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中洋即以诗歌、散文写作而名世，不过，其强大文学实力真正得到展示还是在新世纪以后。《在医生诊断之后》（2004年）、《伊苏尔小站》（2006年）、《废墟上的云》（2008年）、《沉重的海》（2010年）和《丘明达》（2012年）等五部长篇小说荟萃着吴中洋对文学的无限激情和对社会、人生与灵魂的透彻理解，其中既有对官场、商海、社会众生相的现实书写，也有对历史真相的积极追寻和对政治悲剧的深刻省思，更有一以贯之的对人灵魂世界的纵深剖视和努力探测，它们均实践着吴中洋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对文学功能的认定：“文学作品，它让人们从中获得了社会的认知、历史的熟稔、人情世故的冷暖、爱恨情仇的辨识。它的作用是任何人文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因为文学作品是源自作家对社会的感悟、生活的体悟、精神的觉悟为一体，并通过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汇聚而成。”①

一、经历与经典的馈赠

吴中洋何以会花费整整十年时间摒弃一切世俗事务全身心投入到接二连三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去？找到其写作动力所在，对破译其小说题旨、艺术追求和精神特质的密码当不无帮助。在我看来，有两重因素促动了吴中洋的写作：其一，物不得其平则鸣，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积淀让他有着抒发郁结的强烈冲动；其二，巨量的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名著感召和导引了他的文学热情与写作方向。

一直以来，吴中洋作为一个读书人、写作者的身份不曾移易，但其职业兼社会角色曾几度变迁：他做过每天要面对90分贝以上噪音的合成车间操作工，当过公司史志办公室的撰稿人，在市政府从事过秘书工作，也曾投身商海历练成败。可能他的人生经历说不上有几多曲折和传奇，但自身角色的数度转变一定让他对诡谲多变的人生产生了云泥之感：“人的自我蜕变的艰辛历程无疑为小说提供了表达的机会。”②所以，吴中洋笔下人物不论身处哪个年代，都颇多这种人生、社会角色的转变：武中亮（《伊苏尔小站》）是从军人位置上复员转业到小站当一名铁路工人的；丘明达（《丘明达》）是由学业中断的大学生而沦为囚徒、以后又白手起家成为房产公司老总的；乔忠朴（《沉重的海》）是从普通的山东渔民渐次成长为在旅顺口经营商业帝国的成功商人的；《废墟上的云》中那个由普通车间工人到政府秘书再到企业老总经历了几重身份嬗变的秦思成身上更容或有着吴中洋本人的影子。主人公这种身份多级变化的经历既是人物自身不甘平庸的强势性格的映射，也是对纷纭变幻的人生和社会图景的巧妙呈现，同时也让人看到吴中洋对普通人实则不寻常的那一面的尽力开掘：“我在想，社会上什么人最有思想、最有情感、最有责任？是那些衣冠楚楚的学者、士大夫吗？未必。也许普通人的思想、情感、责任更胜一筹。”③

显然，吴中洋对有的知识分子那种自恋复狭隘的“精英”书写经验是反感的，他更愿意聚焦平凡人物的情感和思想，替被压抑被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里，普通人中并不缺乏有思想有担当敢言敢为之人。因此，《沉重的海》中，乔忠朴虽只是一个靠海为生的人，却拥有开阔的眼界、宏大的志向，对战争、政治局势、人性、命运等都有着不俗的见解。《伊苏尔小站》中，无名的爬犁主人、被调离小站的老马，都对正如火如荼的各种政治运动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得势的政治奸佞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对武中亮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作为铁路工人的武中亮能集滔滔茫茫的情思和睿智明辨的思想于一身，不但彰显的是“这一个”的个性色彩，也证明着普通人中出现沉思的智者的可能。至于《丘明达》中能绝地重生实现人生逆转的丘明达、《废墟上的云》中始而“蓝领”终而成为“白领”“金领”的秦思成，他们的出身虽然都很卑微，但也都有着细腻缜密的心思、敏锐过人的智识胆略。这种对普通人的思想、情感、责任毫不逊色于“精英”的书写，应该是源于吴中洋真切的自身成长经验和人生发现的。不论这些普通人有着怎样不同的个性、阅历和命运走向，但他们都有着同样浓重的文学情结，他们的精神生命都千真万确地有赖于文学经典尤其是西方文学名作的滋养。《在医生诊断之后》里，是《神曲》《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红与黑》等诸多文学名著让“我”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并由此“收获了流畅滴翠、珠玉纷呈、墨饱意酣的思想和情挚”④，甚至就连很时尚的日本电影《生死恋》、文学杂志《十月》也都浇灌了“我”的爱情之花，成为“我”与异性精神和身体遇合的桥梁。《沉重的海》中，女主人公梁家珍的眼界是被《圣经》《简爱》、雨果的小说打开的，乔忠朴也是凭借着其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烂熟于心而折服了赳赳武夫巴索奇季夫将军的。《丘明达》中，酷爱读书的丘明达与嗜读外国文学名著的沈芳菲的恋情始于图书馆里的邂逅；催发丘明达与小秋之间恋情的是欧洲古典音乐；当精神恍惚之际，丘明达是靠着阅读托马斯·曼《魔山》、格拉齐亚·黛莱达《邪恶之路》等作品而走出精神困境的。《伊苏尔小站》中，在荒原上唯一可得的精神食粮《安娜·卡列尼娜》让武中亮有了检视生活和世界、反省和确立自我的机会。《废墟上的云》中，秦思成更明确表达了他在外国文学经典引导下的性灵升华：“读欧洲文学经典之作不仅能使我获得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而且还能坚定我探觅自我的信心，因为自我是人作为社会人能否自由彰显‘我的存在’的根本。人类社会进步与否，其实就是看个体的人能否觉悟到自我的神性。”⑤

就像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那样，“我”、乔忠朴、丘明达、武中亮、秦思成等一系列有棱有角有性格的人物也都是吴中洋的精神化身，他们对文学的膜拜正诉说着吴中洋心中一直郁结着的文学之爱。或者更进一步说，西方文学经典之作、西方精神文化对吴中洋文学趣味的养成、对其精神世界的冶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他有了站在众多文化巨人肩膀上攀援文学高峰的机会和勇气，也坚定了他不随波逐流的艺术品位和追求。秦思成对《红楼梦》就有如许认知：“我不喜欢看《红楼梦》难道就大逆不道，难道就忘祖忘宗，难道就意味着蔑视中国文化吗？实事求是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值得研读的作品。但它绝没有像个别人所鼓吹的那样神奇、那样惊世骇俗。我讨厌沽名钓誉。在我的眼里，《红楼梦》不过是用了华丽词句道出了一个破败家族的阔少与一群不愁吃穿的嗲态靓女间的小情、小爱、小愁、小怨和小我的风流韵事罢了。与其说曹雪芹在鞭挞封建制度的无道，还不如说曹雪芹在日夜幻想着‘补天’，贾宝玉既不是于连也不是卡西莫多。而林黛玉更不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德伯家的苔丝。所以，对《红楼梦》根本用不着那么肉麻地擂吹和追捧。《红楼梦》里淘不出侠肝义胆、惊世觉醒、大责大任和人的大性情。”⑥丘明达也基于尊重女性的立场而高度称许带给读者母性（女性）之美、母性（女性）之尊重的西方文学经典，并重新检视古典文学名著：“纵观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多少善待过和敬重过母性（女性）呢？就拿让国人津津乐道的《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来说，它们珍重过母性（女性）吗？女人在《西游记》里成了妖精；《水浒传》里的男人杀起女人来连眼都不眨；《红楼梦》中的女人为一个纨绔子弟去忧、去喜甚至去死，可那个家伙竟然不负责任地披上红袍皈依了，试问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有多大的看头和嚼头？它能提升人的境界吗？”⑦而西方文学经典对世界真相的揭示、对人向善求美之心的激发得到了丘明达的充分肯定：“读西方文学经典之作能间接地感受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的生活。同时也能窥见和了解西方社会生活怎么走到尽头的。当一个人知道人世间是什么、什么是人世间可变与不可变的，那他（她）就应该看到，文学是能洞明人生种种挑战并为有心人提供挑战而会活得怡情快意。同科学相比，文学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恰恰就在于它没有什么用处。应该看到，文学是能洞明人生种种挑战并为有心人提供战而胜之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要从正面堂堂正正地向人生的诸恶和困难挑战。文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所有的痛苦变丑，而是变美。人需要美的力量来提升人的境界。”⑧可以说，秦思成、丘明达们对文学的冷峻观察和用心思考吐纳的一定都是吴中洋的心声。

毋庸置疑，雨果、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偏重于精神探索的文学巨匠都对吴中洋发生着至为关键和深远的影响，此种影响在其作品中也会流露出一鳞半爪的痕迹来。譬如，乔忠朴（《沉重的海》）由一介渔民而成长为一代有德行有威望的儒雅大商人，丘明达（《丘明达》）由天之骄子到阶下囚再到咸鱼翻身的成功商人，秦思成由工人到公务员再到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他们不甘平庸、渴望改变的强韧性格，都与司汤达《红与黑》中那雄心勃勃、竭尽所能改变自身命运的于连·索黑尔有相同的精神因子；《沉重的海》在书写乔忠朴经商奇迹的同时，辟出专章来对发生在旅顺口的日俄战争进行纪实性书写，这与雨果《悲惨世界》中对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俱是为了交代社会时代背景；《在医生诊断之后》中一直扪心自省的“我”、《丘明达》中有强烈内省意识并最终以死走上自我救赎之路的丘明达，也与托尔斯泰《复活》中意识到自身罪孽后积极赎罪的聂赫留道夫有着相似的精神境遇；而“我”、武中亮、丘明达、乔忠朴、秦思成们那强烈而持久的问天究人意识，也都闪烁着伟大的灵魂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巨量文学名著在让吴中洋看到了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精神鸿沟的同时，也令其有了艺术师法的明确对象，其小说写作就有着向给予自己精神喂养的西方经典之作“致敬”的浓厚意味。

二、对心灵世界的不懈探索

正是在充满人文精神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熏陶下，吴中洋会在写作中自始至终将“人”放置在核心位置上加以观照，热切关注着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人的情感和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挞伐一切非人的生活，呈示扭曲变异的人性，抨击桎梏人的体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吴中洋作品都可谓“问题小说”，他总是以酣畅饱满的笔墨始终保持着对现实、对历史、对人性发问的意识和能力，但又与平常所谓“社会问题小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写作路数来，他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成色，而不屑在作品中单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来取悦读者。戏剧性的情节实在只能“复制”表面的真实、博取短暂的感官欢悦，而只有把人丰盈的内心和盘托出，才能通向世界的实质、人性的本真，并会持久激荡着读者的心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不善于构造情节。《在医生诊断之后》中“我”对情爱认识由浅入深的缕述，《丘明达》中丘明达和《废墟上的云》中秦思成为着向上攀援而对各种机会的攫取和不懈的抗争，《伊苏尔小站》中摒弃残暴通晓人性、名为白雪的狼与冷血无情人性泯灭的政治卫士之间的参差对照，《沉重的海》中乔忠朴夜闯提督府结交宋提督、巧遇“故人”梁老板等一桩桩传奇经历，都足以证明吴中洋游刃有余地出入虚实之间营造第二现实的能力。只是他从来都不甘心平庸地记述现实：“文学忠实于生活不应是‘临摹’现实生活，不应是让文学创作刻板地去对现实生活‘耳提面命’。文学要贵在体现一个‘创’字。‘创’不是胡编乱造，不是‘船过水无痕’。‘创’应是写作者通过文学的视角对要表达的现实生活进行重新认识、筛选和梳理，并按照文学艺术规律来再现现实生活。”⑨他更希望在有力度的创新中展示小说的厚度和深度，呈奉给读者以思想盛宴和精神砥砺。作为西方文学的受滋养者，吴中洋并没有照搬那种不讲逻辑章法的“意识流”或“精神分析”手法，而是动用了具有创新意味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器，由此剖视人物的心灵世界，如是既尊重了国人的阅读审美习惯，也很好地展开了人物的心路历程，更好地迫近了人的灵魂世界。

《在医生诊断之后》敞开了一位性病患者在拿到医生诊断书之后二十四小时当中难与人言的心海波澜，以此大胆触击人们欲说还“羞”的“性”禁区，对这一敏感话题进行了严肃、公开而集中的探讨，揭开了性与个体自由、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联系，这既是一个人的性史、情感史，也是一部人的心灵成长史，小说犀利而有力。《伊苏尔小站》精心描绘了一幅天人和谐的画面——孤独的人与乖顺的狼在莽莽雪原上相互注视、和睦相处，那一百余日的人狼不了情的华美画面是在泯灭的人性、邪恶的势力的破坏下黯然谢幕的，小说空灵而凄美。《废墟上的云》在对穿梭于工厂、官场和商场之间的秦思成那游弋于情、爱、性三界的富有隐喻性的书写中，仔细品味生命的存在与精神的刚健，小说沉静而深邃。《沉重的海》既触摸了百年前“闯关东”的历史，更让大连第一代商人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的反抗殖民统治的常态真实浮出水面，小说诚朴而厚实。《丘明达》让丘明达在天之骄子、狱中囚徒、欲之奴隶这对比异常鲜明的身份游移和心理落差书写中，展示了欲望的蠢动、罪恶的滋生、灵魂的赎罪，小说凝重而悲壮。尽管这五部作品有着如许不同的书写内容和各异的风姿，但都有着同样的精神旨归，即对人的心灵世界始终不懈的探索。

“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而非物质财富承袭的历史。人活着是为了那份空灵而活着。我渴望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对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交出那无聊的安宁，以此来换取幸福或痛苦的几个短短的一瞬。”⑩注重对人五彩斑斓的精神生活的开掘，这正是吴中洋写作一直致力于追求的，其倾力塑造的人物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行动者，也是他思想的代言人、生活的冷观者；他们或者苦心孤诣冥思默想，得以拨开假象的云雾见到真理的日出，或者在“主”与“客”的相互辩难与平等对话中推进思想，在对现实的追问和灵魂的叩击中静观世界的悲喜轮回、人生的起伏跌宕。吴中洋这五部小说至为精彩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其中洋溢着的大量对金钱、情爱、欲望、战争、政治、官场、正义、人性、命运、文明等诸多严肃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思考。吴中洋当然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充当哲人，他只是愿意做一个思想者，把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问题的发现、思考和探索之道不加掩饰地呈现出来，从而让小说不再只是逗人开心供人解闷的轻巧之物，而是闪耀着思想灵光、启迪人们心智的厚重之泽（“沉重的海”）。“文学是需要痛苦的经历和痛苦的生活方能成就的，它是痛苦见美的一种诉求。”⑪那么，这表征着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心灵的深奥与广博、思想的伟力与魅惑的总计二百四十万文字，都是吴中洋心灵淬炼后的结晶，折射和关联的是他宏阔开放的视野和丰富敏感的内心

三、抗拒遗忘的书写

可能是因为吴中洋有过经商经历而对商人这一阶层至为熟悉，也可能是有意为向来受轻视的商人正名，吴中洋多部书写历史和现实的小说都全力聚焦了商人生活，如《沉重的海》中对谋求民族气节和经商道义的早期连商乔忠朴如何立身、立命、立业、立德的记述，又如《废墟上的云》中对秦思成经商办企业大获成功后以一己之力救济苍生积德行善的描写。至于《丘明达》中的丘明达，则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来：他一度误入歧途与官员勾结攫取不义之财，但在后来幡然醒悟，以捐建希望小学、杀死贪官污吏和自我了断的方式来救赎自己的罪恶。最值得提及的是，《沉重的海》没有直接书写早期大连人民的武装抗日活动，而是聚焦乔忠朴等大连商人如何以和平而智慧的手段持久反击日本殖民当局“金建制”的书写。刀光剑影的文学表达固然快意江湖、振奋人心，但却不会是半个世纪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人民生活的真实常态，而与魔鬼打交道这最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常态生活中往往同样需要智慧和勇气，也更值得瞩目和探究，当然也更不容易书写。吴中洋知难而进，在故纸堆的爬梳中、在故事的精心结构中，恢复了中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多样性和策略性的历史真相。《沉重的海》成功塑造了走向深蓝并拥有大海洋观的乔忠朴这一大商巨贾的形象，为此这部作品无疑成为中国文学由黄土文明向蓝色文明的一次飞跃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部反映殖民地历史和殖民统治的开山之作。

在《沉重的海》中，吴中洋以七十万字篇幅探掘出百余年前大连商人义声载道和创建“忍和文化”的言行，并对殖民统治下大连商人“身上所彰显的那种拓疆扩土、仗义疏财、济世惠民的‘仁’与求同存异、抱朴守贞、借力发力的‘和’的精神”⑫极力称许。书写商人既是吴中洋的兴趣所在，其实更寄托着他的文化理想，乔忠朴身上所表现出的海纳百川的胸襟与至和仰善的精神，实是吴中洋对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格的期许。

与此相关，性和政治一直是吴中洋持久关注着的两个话题。就人们曾讳莫如深或欲盖弥彰的话题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一面是因为写作者相关记忆的刻骨铭心，一面则是缘于对人们惯于遗忘的担心。吴中洋对性探究和书写，与情色完全无关，而是常常导向富有见地的认知，揭幕了与性有深刻联系的个体、自由、人权、社会文明进步等话题的思考：“性意识的猛醒，犹如荡漾在死海上的春风，它让社会上的人们看到了人权的可贵。当然，性的自由不是叫人们随心所欲地胡搞乱搞。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扩展的‘度’。性更需要在有‘度’中获取春华秋实的愉悦”⑬，“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性自由的自我解放，性权力的自我赢取，为中国社会走向新的文明，为人文主义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回归，吹响了更化改制的号角。它让人们认识到了自我性欲的破坏和捣毁是人类文明的一场灾难，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病态的反应”⑭；“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性自我解放的历史。凡是性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尊重，得到崇敬，社会必是文明的、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与时代，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人之性进行无端地压抑，乃至践踏。”⑮

至于政治，它直接对人格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吴中洋的四部小说——《在医生诊断之后》《伊苏尔小站》《丘明达》《废墟上的云》都或多或少指向了对“文革”政治的书写和思考，这当然是由写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文化记忆决定的，其小说的现实品格也决定了与吴中洋有着相同相似人生境遇的主人公们无法跳脱开“文革”这具体实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伊苏尔小站》写作上的虚实处理——那一组“莽莽雪原，两条铁轨，一间小木屋，一个年轻人，一匹乖顺的狼”的虚幻图景何以蛊惑和袭扰了吴中洋，最终被其植入到了“文革”时期发生在中苏之间的“珍宝岛自卫战”的时代背景中，由此生发了一个凄美感人的人性故事。这组源于虚的画面之能归于实，武中亮、白雪的情与恨、生与死之能牵动读者心魄，皆由于吴中洋在写作中漫长而真切的灵魂探险和体验。但他书写和思考“文革”，并非针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实际上是关联着对人类的非理性以及东西方一切束缚压抑人正常欲求的不合理社会体制的思考：“任何时代都会给人们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如何能从这些记忆里挖掘出发人深省的东西，这已成为写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写作者的使命，照我看来，就是要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世界所载荷的对社会高贵的责任及感动世界的品质。这也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所在。”⑯

所以，与其说吴中洋是西方文学经典之作的拥趸者，不如说他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他会对不同时代、社会里一切压抑和摧残人正常欲求和价值伦理的行为持鞭挞态度，对人类的盲目文化自信和狭隘的排他主义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一如他笔下人物的明确表达：“文化不应该受到国籍的制约。他不相信一个中国人当阅读了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后就会沉沦，就会中毒，就会从骨子里去崇洋媚外。他更不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史的民族当面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会完全丧失其免疫力。”⑰“我们要开放，要让先进的西学，要让先进的西方文化融入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来。不要一提到西方文化就觉得会改变什么颜色。西方文化不是洪水猛兽。相反，西方文化是红杏桃花。如果能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有机地杂交，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将肯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⑱他在以小说为读者带来慰藉和光明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执意追求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共同心愿，而其对如何立人、如何健全人格、如何重建民族品格以及建设先进的人类文明等诸多问题的有益思考，都有待读者细细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