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起　读《闲书闲话》真爽

                   作者：才少爷

       会看朱小棣的《闲书闲话》，纯属偶然。我是被《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的韩寒》这个题目吸引住的。——由此可见，善于取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买回来后，草草翻看了下代序，就直奔这篇文章而去，想看看作者到底说些什么。文章很短，但看法挺有意思，很多地方，都挠到了我的痒处。比如他认为05年的《一座城池》，“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说，他这简直是在倒着长”。这说得很对。
　　
　　作者另一段话，既有置身事外的精准判断，又含蓄表达了作者的批评和期望——“成了名人后的韩寒便有了某种话语权（至少在谈论教育方面），于是就有了《通稿2003》这本杂文集。在这里，韩寒保持了他批评的锋锐和直言的率真，既没有退化或倒着长，也可以说暂时逃避了老化的自然规律而不再长。因为社会的需要，可能有不少人希望他能保持这样的青春，但作为个体的韩寒没准哪天玩腻了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游戏，对皇帝的屁股不再感兴趣，更加专注于赛车、音乐什么的。虽然他还年轻，几乎有无尽可能，可是绝不可能成为又一个钱钟书吧。”
　　
　　这么活泼又有识见的书话，书中比比皆是。这让我大感意外，竟有种碰到《天龙八部》里少林寺的扫地僧的感觉。书上介绍朱小棣，说是“美籍华人知名作家”，但在中国，似乎并不太知名，——之前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问了一个喜欢读书话的朋友，他也说不曾听过。作者说：“现在我的读闲书，已经不是为了开卷有益，而只是拿来作个引子，借以刺激思考、抒发感受罢了。”（《书香与自然》）敢说这话的，胸中应该藏着多少东西了。他的书话，才思敏捷，见解深厚，每每都能有感而发，文字又直白坦率，常于不经意处惹人会意一笑，令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比如，他评论汪曾祺，“好像越是短篇越精彩”，“他的绝活儿是那些描写民国时代乡镇生活的超短篇”，这是针对作品内容而言。除此之外，他从汪的人生道路及性格出发，指出“正是对美而不是对意义的追寻造就了汪曾祺的文名与地位。聪明地躲开政治，既成就了他晚年的‘大红大紫’，也留下了身后的遗憾。”（《重读汪曾祺》）这简单的数句话，在在体现了作者的识见。
　　
　　他看张爱玲，一点都不落入俗套。先是寥寥数语概括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与同龄人相比，张的文字也许是最为现代化的，或者说更接近通俗口语……但同时其文字里又有一种强迫你慢慢仔细阅读的神秘力量，不容你一目十行”。这种文学鉴赏力，何其功力！另一方面，他透过张爱玲对童年的追忆，得出结论：“缺光而多彩的生涯，造就了张对颜色的特别敏感。家族的没落遭变，导致了张爱玲自闭与圆滑的双重个性：一方面连贩夫走卒都羞于面对，另一方面又具有十足上海人精的世故老练。”这是阅世多年练就的本事。与此同时，他冷眼看待大陆悄然兴起的“张爱玲热”，他无不讥讽又怀着同情之理解写道：“客死他乡无人问的张爱玲是不幸的，但这不幸是短暂的，不仅由于所带来的新闻效应的巨大冲击，更因为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中国大陆的巨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变迁当时已经为重新接纳张爱玲做好了充分准备。经过半个世纪的蹉跎岁月和戏剧性变化，上海和中国终于又成为张爱玲可以走红的地方。”（《“小看”张爱玲》）
　　
　　这些年一直流行读史，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读了何满子的《桑槐谈片》，为老先生的一肚子史书叫屈：“中国文人一辈子在故纸堆里打滚，精通了所谓国学以后的结局，除了个人进阶发财、做教授当官以外，好像无外乎能结出三种硕果：一是宣扬国道，证明一切好思想、好主意都是古来有之，先人为圣，外邦无奇；二是痛批祖上之不是，今日一切之不顺，皆能挖出其文化的根源；三就是借古喻今，拐弯抹角地说出不能痛快一陈之老大心事。”（《谈古说今为哪般》）
　　
　　作者对董桥很感兴趣，因此连着写了两篇。但这种兴趣是建立在不以为然上。比如他认为董桥“书中汉字与英文混杂相间，你争我抢，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晚读董桥》），俏皮中露出些许不屑。他对《记忆的脚注》的总体评价是“基本上以文坛掌故为主，卖的是文人墨客的趣闻轶事，借以渲染作者往来无白丁的地位尊严。缺点是少了些许真知灼见和令人拍案称奇叫绝的神来之笔。”
　　
　　此书有意思的地方，想来还是他的不客气。他的读书，仅在于自己的喜欢不喜欢，无须考虑作者的感受。同时，作者本来是聪明人，有着过人的文学鉴赏力和阅世能力，他对于别人的好处，毫不保留地称赞，但是，看到自作聪明的地方，或者不以为然的地方，总是忍不住要来刺一刺。有刺的文章，读来就好玩许多了。现在许多书评文章不好玩，就在于作者不是在写书评，也缺乏见解，完全是为稻粱谋，以不得罪人为目的，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无关痛痒的话，读来真没劲。《闲书闲话》是这个夏天我读来最有意思的一本小书。得此小书消暑，真是人生一大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