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苑柍

   5月2日，内蒙古高院作出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包头中院对刘永胜等人的刑事判决，发回包头中院重审。

   此前一年，2017年5月3日，包头中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刘永胜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永胜为鄂尔多斯市的一名民营企业家，拥有几十亿资产。2012年2月1日，从新蒙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亿元。2013年6月，因鄂尔多斯经济形势转变，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新蒙公司遂将刘永胜及其多个公司起诉到法院。刘永胜积极应诉，还提出还款方案，但新蒙公司执意让刘永胜偿还现金，未出庭参加诉讼。很快，新蒙公司撤销民事起诉，以刘永胜合同诈骗为由，将一起民事纠纷变为了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

   而正因讨债先向法院起诉，却又不出庭，之后撤诉，再刑事告发，也使这一民事纠纷成了“民转刑”（民事案件变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留下公权力干预民事纠纷，伤害市场经济的嫌疑。据《法律与生活》杂志报道，刘永胜的二审辩护人之一田文昌律师称，本案为最蹊跷的合同诈骗案。他和本案另一辩护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曹树昌律师都认为，一审法院必须查清的事实没有查清，应当查清的事实没有去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永胜犯有合同诈骗罪。刘永胜纯粹是借款，也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因为人所周知的鄂尔多斯经济形势的变化未能及时偿还，但并非不愿意偿还，新蒙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债务纠纷，却将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变为根本搭不上边的刑事案件。

   那么，有人讨要债务，为何已经向法院起诉了，却还要告人合同诈骗呢？这原因就在，其非常了解特色国情，甚至早有官场人脉，觉得可以比民事诉讼更容易把钱要回来，甚至害人于牢狱之灾。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合同诈骗案的处理，是公检法三家一起办，有国家强制力伴随，既抓人又要钱，而民事诉讼，则先让还钱而不会先抓人，即使强制执行时抓了人也是以还钱为条件。当然，对真正的合同诈骗者，如果不按刑事案件办也真是不行，确实有不想还钱者。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毕竟法治准则，只有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才能办成刑事案件。如果很多事实没有查清，证据不充足，从表面看好像合同诈骗，就不能不成为冤假错案了。

   冤假错案，在内蒙古已经出现多起，比如呼格吉勒图冤杀案。1996年4月9日，在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一女子被强奸杀害。报案人是呼格吉勒图，却被办案人员认定为凶手。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中院作出判决，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但，2005年10月23日，赵志红承认他曾经在1996年4月的一天，在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杀害了一名女性，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呼格吉乐图父母，即使得到再多国家赔偿，但儿子也回不来了。而作为呼格吉勒图案的当年办案人员，因为图一时功绩，快审快判了呼格吉勒图酿成冤假错案，最终自己也受到了追责。当然，呼格吉勒图不是有钱人，如果也是企业家，岂不也毁了人的企业？

   《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中早就强调，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时代，为了保障法治的公正、公平和正义，也建立起了错案追究制和案件终身负责制。

   企业发展不容易，借款、欠款是常有的事。即使打张白条把钱借来，之后有钱时还上，仍是信义之人。只有人跑了，故意让人找不着或有钱故意不还，才属于合同诈骗。而刘永胜，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只是由于鄂尔多斯的经济形势改变了，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并且还有公司、楼房、酒店等作为担保和抵押，怎么能属于合同诈骗呢？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快要20年，但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有时公权力随意支持经济和干预经济。而民事诉讼轻易变刑事案件，当然有违依法治国精神，也伤害原本脆弱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