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源流兴衰史论（修订稿）

徐敏豪大诗人

2018.11.15夜6点50分写作

在论题前，本人先表达几个基本观点，既作为分论题前提，也避免叙述内容繁复。一是历史不能假设。其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必须予以尊重，并在此前提下，开展研究与论述。二是文字及其书法随生产力“接力”演变。作为文化的“核心”与“标志物”，在人类社会经政文军民“五行”中，随生产力水平发展而变化，从新旧石器、铁器、铜器、蒸汽、电力到电算，渐由实用、鉴赏功能，蜕变为以后者为主，古今中外、如影随形、概莫能外。三是民众创史写史。亘古至今，一以贯之，所有英雄代表人物皆为民众的一份子与弄潮儿，只是、仅是，听风、代言、代行，如同波涛、波浪，只是、仅是大海分母的分子。三生万物、大道至简。

1.起源：由伏羲完成“大篆初创”集大成第一次“具象”高峰。在伏羲前，人类史已逾亿年“结绳记事”。伏羲时期，人类由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与转变，痛定思痛由母系社会、近亲繁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随父姓油然而生，绝非大男子主义，而是科学与天道。伏羲演易与创建文字，目的正在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书法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伏羲前的“书画同源”，多为象形文字，如岩画、壁画等。伏羲仅是象形文字，第一阶段集大成者、“托名人”。至公元前221年秦前，皆为大篆，包括钟镏、石镏、石鼓、虫草等篆书，皆统称大篆。此即汉字及其书法起源，所以，中国书法始于夏商周三代说，并不成立，中国书法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并非铜器时代，是不争的事实。无大篆，不足以说文解字，亘古至今，奉为圭皋，不二法门，乐此不疲。此时，行草书速记已产生，历史久远，雄冠古今，遗憾的是，已不可考，难以辨识，成历史断层，至今仍不可续之。

2.造字：由仓颉完成“大篆规范”集大成第二次“具象”高峰。仓颉造字，已到了炎黄、新石器时期，仓颉是继伏羲后，中国书法完成大篆规范、第二个集大成者、“托名人”，将异彩纷呈、五光十色、形态各异的大篆，渐由书画同源象形文字，向象形、象义、象声等抽象文字演变与过过渡。无大篆，不足以说文解字，结论依然成立，只是更增添了抽象色彩，量变而非质变，突变一触即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3.小篆：由李斯完成“小篆创建”集大成、第一次“抽象”高峰。从伏羲旧石器时代的书画同、源异彩纷呈的具象大篆，到仓颉新石器时代较为统一渐向抽象的大篆，从炎黄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皆变化不大，仍统称为“大篆”，仍以具象为总体特征，直到秦丞相李斯成为中国书法完成小篆创作、第三个集大成者、“托名人”，将具象的大篆演变为全新、抽象的小篆，功莫大焉。无小篆，不足以说文解字，结论依然成立，突变、质变虽已然发生，但万变不离其宗。

4.隶变：由程邈完成“隶书创建”集大成、第二次“抽象”高峰。从秦至汉，时间虽不长，仅短短几十年，但其小篆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可谓石破天惊、丰功伟绩。从具象走向抽象，看似容易、实则很难，极为艰辛与不易，李斯名垂青史、彪炳千秋，当之无愧。至汉代，因战事连绵、胜王败囚、文书繁复，狱吏程邈成中国书法完成隶书创造、第四个集大成者、“托名人”。此时，由隶书而发展的行草书，称之为“章行”、“ 章草”，即“隶行”、“隶草”（有人在书法术语、称谓上，不敢越古人雷池于半步，实为“书奴”、实不可取），以皇象、索靖、羊欣等为杰出代表。

5.真变：由钟繇完成“真书创建”集大成、第三次“抽象”高峰。至东汉，即三国时期，由时任太傅钟繇完成由隶变向真变第三次抽象高峰，成为中国书法完成真书创作、第五个集大成者、“托名人”。在《历代书论》中，有后世学者评价说：论天赋，王羲之不如钟繇；论勤奋，王羲之不如张芝。这说明，钟繇对中国书法的贡献，远超王羲之，因钟繇完成的是质变与飞跃，极为不易、旷古烁今、居功至伟。

6.余脉：篆行草隶真（按产生时间先后）五体已相继产生，质变业已完成此后皆为量变。从广义看，“源”在伏羲；从狭义看，自伏羲、仓颉、李斯、程邈、钟繇完成了真草隶篆行五体时，为中国书法“源头”。五体未形成前，皆为“发轫、肇始”，五体形成后，皆为其“流”。

7.结论。（1）微著。有了钟繇的真书后，才有其女弟子卫铄，才有卫铄的弟子王羲之，并在钟繇真书的基础上，形成王羲之行书，此时已到了东晋时期，及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对中国书法史贡献，能与伏羲、仓颉、李斯、程邈、钟繇比肩者，绝无仅有、凤毛麟角，皆为“小巫见大巫”。

（2）担当。大篆的“源”为伏羲、仓颉，小篆的“源”为李斯，隶书的“源”为程邈，真书的“源”为钟繇，行书草书的“源”已不可考，东汉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唐张旭、怀素、孙过庭等，只是仅是后世集大成者。王羲之是行草书得集大成者。北碑南帖，只是仅是前述集大成者、高峰余脉延续与发展，所以余说：“无篆不足以说文解字，无隶不古，无真不足以标志时代，无行不足以翻飞灵动，无草不足以笔走龙蛇。”

（3）显隐。唐代书法，只是仅是北碑（刀笔并用、并显，并非仅是书法艺术，还有雕刻艺术，是两者的合体）余脉。由唐及宋，内忧外患，书法凋零，唯苏轼出类拔萃、在颜体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文人书法”。及至元明清，“台阁体”、“馆阁体”更去棱角、个性，皆为“书奴”，旨归唐法，唯其“马首是瞻”，皆不足论。少有、再无“建树”，“传薪”大于“建树”，乏善可陈（能站立逾百、千年者，少之又少）。及至民代（中华民国、新中国，皆统称于“民”，根据毛润之当年曾动议仍沿用“中华民国”史实）至今，唯毛润之草书雄冠古今，值得推崇，其余皆不足论。

（4）续断。我们必须厚积薄发，不负时代，勉力维新。怎实现突破与创新？唯从真书入手，唯有真书，才能标志时代。其余诸体，皆无可能。所以书谚有云：直入两晋，其余皆不可观，皆不可学，只能仅能作为借鉴。此言不虚。说两晋后，古意全无，也不尽然。但虽古意尚存，但已绝非生命高蹈。因两晋时期，司马氏废曹代汉、世斥谋逆，文字狱腥风血雨，竹林七贤愤世嫉俗、命悬一线、朝不保夕，“魏晋风度”实则“生命绝唱”，此一刻不知下一刻生命安在？焉能不高蹈生命、高扬自我、自我标榜？！那是生命的“绝唱”，还有哪个时代，能如此看重诗文琴棋书画，绝无仅有。诗谚有云：时代有幸、文人不幸，时代不幸、文人有幸，说来容易、实则很难，因那是生命之花绽放，是将生命一瞬化为永恒。

（5）笔刀。中国书法史，大篆托名、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伏羲，规范大篆托名、造字于炎黄时期的仓颉，小篆托名、规范于秦代的李斯，隶书托名创建于汉代的程邈。行草书作为速记，早在大篆时期已产生，托名者已不可考。二王及其以后卓有声名者，仅为集大成者。至三国时期，在钟繇完成真书创建后，北碑堪称高峰。因地理物候，形成北碑（刀笔并用）南贴。皆因风化，形成“距离、朦胧即美”，并非纯粹人为、人力，而是夹杂天为、天力。所以，古意中，天为、天力大于人为、人力，不可不知。

（6）书人。“书品从人品”，亘古至今。颜真卿及其真书，为国分忧、视死如归，令人景仰。作为其书法，虽自成一体，但后世学者被痴笑为“墨猪”由来已久，苏轼弟子黄庭坚习柳，被苏轼痴笑为“树挂死蛇”，黄庭坚对老师苏轼还以颜色如是说，成书林佳话、笑谈。颜体，虽雄浑大方，但缺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唯物辩证、对立统一，不可不知。颜体真书，用篆、用圆，多于用隶、用方；篆、圆有余，而隶、方不足，不可不知。其行书，亦然。

（7）雌雄。在唐代，以书法开科取士，实因李世民作为鲜卑族蒙古族一支的后裔，深知“上马能打仗、下马能作文”、朝代更迭的道理，为维护李“家天下”，消磨人们斗志，力倡如美女婵娟的王羲之书法，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可不知。唐后，推崇唐法，其旨归与唐，亦然。所以，“唐法”不可取，由此而生。所以，中国书法，唐代高峰、完备说，并不成立。一是其为北碑余脉，二是其消磨斗志，三是其违逆道简。不一而足，三生万物。

（8）因应。中国书法的每次变革，都绝非空穴来风、凭空而起，而是因应时代发展亟需。伏羲“演易”为顺天应人，仓颉记录炎黄“内经”为宗旨为民，李斯“同文”为天下大同，程邈“化简”为行云流水，钟繇“利民”为便于识写。都并非误打误撞、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因应亟需、深思熟虑、深谋远虑。

（9）存亡。中国书法，自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为不争史实。及至唐宋元明清民，文字及其书法，一直处文化边缘，得不到、未受到应有重视，也为不争史实。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因为，“中国文字、书法亡，中国亡”，早已成为“西方共识”。我们绝不能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亲痛仇快”的事情。书法虽为“小道”，但仍须“书以载道”。诗文（文史哲、数理化）为“大道”，更须“文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