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豪四绝组诗3首《新说文397：三知真勇怯、398：三识卓情理、399：三创原师匠》

徐敏豪

2017年4月6日周四农历三月初十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97：三知真勇怯》

徐敏豪

2017年4月6日周四农历三月初十

真知青史，勇知志士。

怯知懦夫，三知轩轾。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98：三识卓情理》

徐敏豪

2017年4月6日周四农历三月初十

卓识巨制，情识基石。

理识驱动，三识培植。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99：三创原师匠》

徐敏豪

2017年4月6日周四农历三月初十

原创坚持，师创乐此。

匠创步趋，三创标尺。

【注】余说：世界的本质是数，理仅对数阐述。民谚：既不因言废人，更不因人废言。兼听明，偏听暗。预则立，不预废。他山石，可攻玉。身为思想库、智囊团一份子，不辱使命、勇于担当，赤子童心、苍天可鉴，不到之处、万望海涵。

2017年4月6日 9:10:53凤凰网国学资讯频道发表丘成桐（当代数学大师，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文章《人文教育缺失让中国数学家难以创新》（源自讲座，转载自公众号“文汇教育（wenhuieducation）”，由陈鹏整理）（经本人文字整理）：内容提要，在数学上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探究奥秘、领略大师风采，把握数学与系统科学前沿研究，了解最新科研动态。情感是科学发现原动力。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文笔流畅，甚至可媲美文学家作品。而出色的理文创作，必须有浓厚的感情和理想。文艺教育缺失，会导致数理感情匮乏，致使数学家难以做出真正具创新性贡献，只满足于萧规曹随。正文如下，从古至今，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方面，学科分支日细，内容日广。究因，一是工具增加，使人们发现不同现象能力比以往更强。二是随世界人口激增，不同种族、宗教、习俗的人在互相交流后，其观点和学问融会贯通，迸发出新火花。两千多年前，孔子谈论自身学问时曾说：“吾道一以贯之”。面对学科日益纷繁复杂，今日学者还能做到吗？我将探讨此问题。（1）创造力源于丰富情感。在建构、导向新学问时，学者原创力从何而来？为何有些人看得特别远，找得到前人没发现的观点？这是本能理性选择，还是读书破万卷的结果？诸多因素当然都极重要，但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力源于丰富情感。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作《楚辞》，李陵作《河梁送别诗》，太史公作《史记》，诸葛亮作《出师表》，曹植作《赠白马王彪诗》，庾信作《哀江南赋》，王粲作《登楼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均为千古绝唱。然后，我们又看到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柳永、晏殊、苏轼，一直到清朝的纳兰性德、曹雪芹。其诗词文章，激情澎湃，荡气回肠。他们并未刻意为之，却情不自禁。何故？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太史公说：“意有所郁结也。”能影响古今传世文章的气必然至柔至远、至大至刚！其实，中国文人在文艺活动外，感情表现也极为丰满，不少人为理想而不惜性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间关万里；卫青和霍去病奔驰大漠，出生入死。东晋时，外族入侵，祖狄谋复中原之地，带兵渡江时，祖狄击楫而誓，说“祖狄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这是何等的志气！同在东晋，法显为求佛法，五十九岁行走河西走廊，过玉门关、横越沙河、翻过葱岭、直达印度，其间历尽艰险，全程十三年四个月。他在《佛国记》里面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宋朝，文天祥被蒙古人囚禁，作《正气歌》。其“气”正为浩然之气，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学、科学家所共有。数理上，亦然。自古希腊到现代科学家，文笔优美雅洁者大有人在。他们并没刻意为文，而文以载道、自然可观。数理与人文，物异理同。古希腊人和中国战国时的名家，雅好辩论、寻根究底。在西方，因此而产生了对公理的研究，影响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再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莫不与公理思维有关。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科学突变或革命都以深刻哲学思想为背景。希腊哲学崇尚自然，为近代自然科学和数学发展奠基。中国人偏重人文，在科学上主要贡献在于应用科学。但有趣的是，中国人提出五行学说，希腊人也企图用五种基本元素来解释自然现象，柏拉图甚至用当时发现的五个最对称的多面体来跟这些元素一一对应。中国人提出阴阳观点，西方人也讲究对偶，希腊数学家研究的射影几何就已有极点（pole）和极线（polar）观念。文艺复兴时画家则研究投影几何，对偶观念，从那时就已开始。对偶观念虽肇源于哲学和文艺思想，但对近代数学和理论物理影响巨大。七十年前，物理学家已发现负电子的对偶是正电子，而几何学家则发现光滑紧致空间存庞加莱对偶性质。后来，高能物理学最成功的标准型理论的主要骨干就以几个重要的对称群表示，在近代几何和数论也具奠基性重要作用。近三十多年来，物理学家发现他们在此前引入的超对称观念，可提供粒子物理和几何丰富思想，它预测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对偶粒子，同时极小和极大空间可有相同物理现象，如实验能证明超对称想法正确，阴阳对偶就可在基本物理中具体表现出来，说不定现代物理概念可修正和改进中国人对阴阳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理文并重，他们也将科学应用到绘画和音乐上。从笛卡尔、伽利略到牛顿、来布尼兹，这些大科学家们在研究科学时，都讲究哲学思想，以探索大自然基本原理。以后伟大的数学家高斯、黎曼、希尔伯特、外尔等都寻求数学和物理的哲学思想。“黎曼几何”就从哲学和物理的观点来探讨空间的基本结构。爱因斯坦在创造广义相对论时，除用到“黎曼几何”等观念，更大量采用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想法。能左右科学发展主流的学问必须包含如下性质：它能对大自然、数学现象有普遍和深入了解。在物理学中，我们对一些现象进行抽象、解释，从而创立理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我们去推导，找寻新现象，并重新观察，反复实验，来检验这些理论。当这些理论得到验证后，如应用范围很广，就称之为定律。受欧几里得公理化影响，经典力学的支柱是牛顿三大定律，其叙述极简单，而描述现象却极深刻，其真实不受时空限制，为逾千多年来无数物理学家智慧结晶。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将无数有意义现象抽象和总结而成为定律时，中间过程总极富情感。在解决大问题关键时刻，科学家主观感情作用极为重要，成科学发现原动力。伽利略对教会的挑战，即此感情集中表现。当科学家发现的定律或定理是如此简洁，既不失普遍性，又无比有力地解释各种现象时，我们不能不赞叹自然结构的美妙，也为这个定律或定理的完成而惬意。此过程值得一个科学家投入毕生精力，苟真理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2）科学家与文学家，不仅有感情共鸣，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类似。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其文笔流畅，甚至可媲美文学家的作品。出色的理文创作，必须有浓厚的感情和理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逊色。中国古代学者都有浓厚感情，它们充分表现在诗词歌赋上。诗人墨客，诗词歌赋，最能表现这种高尚情怀。现代杰出科学工作者，肉体上未必经得起上述诸贤的艰苦经验，但他们做研究时的毅力却可与之媲美。科学家与文学家有很多地方能产生共鸣。事实上，除共同感情，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多有类似。数学家也可用和古中国文学家赋比兴类似手法，做出一流创作。苏东坡是一代词宗。在他七岁时，见到眉山一个老尼，姓朱，年约九十。她告诉苏轼，自己曾去过蜀主孟昶的宫廷中。有一日，天气炎热，蜀主和他的妃子花蕊夫人深夜纳凉于摩诃池上。孟昶作了一首词。这个尼姑还能记得这首词，并把他告诉了苏轼。四十年后，苏轼只能记得词中头两句。苏轼有天得暇，寻找词曲，猜测这词应为洞仙歌令。苏轼因此循着这两句意境猜测蜀主想法，将词续完，成为《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苏轼续词对中国文学是一个贡献。但我们想想，不同的文人面对残缺词句，一定会有不同反应。如清代的乾嘉学者，就可能花很多时间对这件事做考据，得出一个结论：即这词不可考！因此不会去续这首词。有一些文人，可能没能力去猜测到这词的词牌名，另外有一些文人，可能像苏轼一样，猜到了词牌名，却没续的兴趣。还有一些文人，虽找到词牌名，但文艺功力太差，续出没趣味的词。但苏轼却兴致勃勃地花了时间去推敲，写出一篇传世杰作！科学发展史上，科研创作情形也有类似。在1905年，物理学家知道两个重要的理论，就是牛顿的“引力场论”和“狭义相对论”。皆与引力有关，同时都基本正确，却互相矛盾。爱因斯坦对此问题兴趣无比，他知道这两个理论是一个更完美的引力理论的一部分，他在数学家闵科夫斯基、高斯、黎曼和希尔伯特的帮助下，完成了旷世大作，就是让我们钦佩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创意和能力当然远胜于苏轼补《洞仙歌》，但却有点儿相似。我来做一个不大合适的比拟，苏轼记得蜀主的两句词，一句可比拟为“牛顿力学”，另一句可比拟为狭义相对论里面的“洛伦兹变换”。爱因斯坦花了十年工夫来研究引力场，就以这两件事情作为出发点，用他深入的物理洞察力和数学家提出的数学结构。物理学需要实验，数学需要证明，文学却不需要这么严格，但离现象太远的文学，终究不是上乘的文学。一首词续得好，需要有文学修养，也需要有意境，才能天衣无缝，但和大型歌剧或小说比，其创作，还是来得容易些。现在来看看文学和科学领域里，大型结构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曹雪芹并没把经典著作《红楼梦》全部完成，这千古憾事，如何将它续完呢？除需有出色文学技巧外，还需了解该书内容和背景。因该书内容错综复杂，以现代观点看，可能需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帮忙。曹雪芹写《红楼梦》，借自身经历来描述当年家族的荣华富贵，也描述封建社会大家族无可避免的腐败和堕落。他与评书人脂砚斋，一路著书，一路触目愁肠断。书中笔墨，充满其澎湃感情，但却是有条有理的创造和叙述。在这本书差不多完成时，作者却因伤感而去世了，“芹为泪尽而逝”。但至今还没任何作者能将该巨著完满续成，对曹雪芹当年的想法如何处理，仍是争论不已的大问题。《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有如一个大型数学创作或科学创作。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企图构造一个架构，来描述见到的数学真理或大自然现象。在此大型结构里，有很多已知现象或定理。在这些表面上没明显联系的现象里，我们要企图找到它们的关系。当然我们还需证明这些关系的真实性，也需知道这些关系引起的效果。但如何找到这些联系的方法，因作家而异。在小说创作里，小说家的能力和经历，会表现在这些地方。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创造自身观点或哲学，来观察我们研究的大结构。韦伊（André Weil）要用代数几何方法来研究数论问题，而朗兰兹（Robert Langlands）要用自守型表示理论来研究数论。他们在建立现代数论大结构时，就用了不同手法来联系数论中不同的重要部分，得到数论中很多重要的结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常一样、殊途同归。当年我和一群朋友建立“几何分析”这门学问时就采取一个观点：大量的几何现象需用非线性微分方程来解释，方程的解常可决定空间几何性质。几何学家想研究的现象包括了子流形和不同的几何结构，我在1976年完成的“卡拉比猜想”就是要构造复流形上的几何结构，方法是解非线性微分方程。二十世纪代数和算术几何的发展就是一个宏伟结构，比红楼梦的写作更瑰丽、结实，但它是由数十名大数学家共同完成。在整个数学洪流中，我们见到大数学家各展所能，发展不同的技巧，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左右整个大方向的数学家，实在不多，我们上面提到的韦伊、朗兰兹就是很好的例子。（3）中国数学家在创新路上提不起勇气，与中国对数理感情的培养不够有关。在汉朝，中国数学家已开始研究如何去解方程式，包括计算立方根。到宋朝时，已可解多次方程，比西方早几百年，但解决方法是数字解，对方程结构没深入的了解。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解二次方程：X²+1=0。事实上，无论X是任何实数，方程左边总是大于零，所以这个方程式没实数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家不去讨论这个方程式。大约在四百多年前，西方数学家开始注意这个方程，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数学家发现它跟解三次和四次方程有关。他们知道上述二次方程没实数解，就假设它还是有解，将这个想象中的解叫作虚数。虚数的发现很了不起！有了虚数后，西方学者发现所有多项式都有解，而且解的数目刚好是多项式的次数。所以有了虚数后，多项式的理论才成为完美的理论。完美的数学理论很快就得到无穷的应用。事实上，后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学家发现虚数是用来解释所有波动现象最佳的方法，这包括音乐、流体和量子力学里波动力学各种现象。数论研究对象的重要部分是整数，但为了研究整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大量用到复数理论来帮忙。在19世纪初叶，柯西和黎曼开始了复变函数的研究，将我们的眼界由一维推广到二维，改变了现代数学的发展。黎曼又引入了Zeta函数，发现了复函数的解析性质可给出整数中的质数（prime number）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他也因此开发了高维拓扑这个学科。因复数的成功，数学家企图将它推广，制造新数域，但很快就发现除非放弃一些条件，否则不可能。但哈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和凯利（Arthur Cayley）先生却在放弃复数域中某些性质后，引进四元数（quarterion）和八元数（Cayley numbers）这两个新数域。这些新数域影响了狄拉克（Paul Dirac）在量子力学的构想，创造了狄拉克方程。从中可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追求完美化而得到重要的结果。爱因斯坦创造广义相对论时，人类观察到的宇宙空间实在不大，他却得到数学家的大力帮助。在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后，外尔和很多科学家开始融合引力场和电磁场理论，外尔率先提出规范场理论，经过十年挣扎，才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看作和广义相对论类似的规范场论，在物理学上，这是一个伟大突破。二十多年后，泡利（Wolfgang Pauli）、杨振宁和米尔斯将规范群推广到非交换群后，完成了一般的规范场理论，成为近代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础。有趣的是，外尔说：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时，我宁愿相信理论。这个看法对规范场理论的发展帮助很大。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文学家和科学家类似的地方。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欣赏现象或舒解情怀而夸大、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有时，数学家花几千页纸的理论，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这是值得惊喜的事：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所以，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来将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非禁锢自身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做少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学者。我们需培养一些能望尽天涯路，又能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者，这需浓郁的文化和感情背景。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因此至明清时，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相比。直到如今，除少数两三个大师外，中国数学家走的研究道路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在创新路上提不起勇气，不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这一点与中国近几十年来文艺教育不充足，对数理感情的培养不够有关。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的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深度的民族。上述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并不落后于世界！但我们的科学家对人文的修养却不大注意，一些管理教育的官员们却有很奇怪的教育政策，他们似乎认为语文和历史的教育并不重要，转而用一些浅显而没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些重要学问，大概他们以为国外注重通识教育的缘故吧。这种做法其实是舍本逐末。坦白说，我还没看到过一个有水平的国家和城市不反复地去教导国民们本国或本地的历史。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小镇读书。他们在小学、中学，将美国三百年的事情念得滚瓜烂熟！因这是美国文化的基础。我敢说，不懂或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必定会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一般来说，文化的根基比较肤浅的人易受愚弄和误导，因他们看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败的原因，它也将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为他们的子孙走错路而感叹！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何不好好地利用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或许有人说，我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这样学。其实这并不矛盾。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怀有浓厚感情后，学习任何学问都会变得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在先进国家一向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比较好的大学招生时，都注重看待SAT中语文和数学部分。除考试外，美国好的中学也鼓励孩子多元化，尽量涉猎包括人文和数理科目。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科普杂志，销量常都逾百万本。而中国好的科普杂志不多，销量也少得可怜，从这一点，就可看到中西文化差异，希望在未来能渐渐改进。最后要指出，数理人文和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关系极大。博雅教育的目标广阔，既着眼于基础知识、鉴古知今、推理分析，又能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且对科学概念和实验的精准性有所了解，同时也强调因材施教，反对操练重复不断，防止出现过早学科化和专业化潮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是许多名校的优良传统，但这绝非哈佛大学的使命。哈佛学子在专注于某门学问同时，学校更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事事关心、善于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人，毕业后有志于贡献社会，并不断学习。美国名校的教育使得不少学者跨越不同领域而成就极大。有些学生在本科时读英文系，毕业后却可成功创立高科技公司。当代数学物理有极为杰出成就的威腾（Edward Witten）教授在本科时念历史。这些例子在美国名校不胜枚举，但在华人社会却不多见。这应当归功于美国博雅教育，即数理人文并重的结果。中国的教育始终离不开科举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出题目，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激励我们的感情，更能培养大学问的成长。我写过一本叫作《大宇之形》的科普书，有些物理系教授也用来作为通识课本。多读多看课本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为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而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生动呈现出来。激情处，可惊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不朽不灭！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同样地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

李耳《道德经》：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约定俗成 “三”序列成语，并不多见，且范围狭窄。本人效仿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宏伟气魄，见贤思齐、与时俱进，实为不易，实为艰苦卓绝创造。归纳、提炼，一试便知，其中艰辛，非尝试者并不知晓。实为中国一流、世界一流、古今一流学问与大道至简之壮举，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积少成多、积小成大，万事开头难、好开始为成功半，天生我才必有用；是马拉松、接力赛而非百米跑，必须不断接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努力前行而非因循守旧，躺在前人的功劳薄上睡大觉、裹足不前，方可不孚众望、不辱使命、不愧子孙，功成名就、名垂青史、彪炳千秋。

徐敏豪书法《新横渠四句》3幅

徐敏豪撰并书

2016年4月5日周二农历二月廿八

立天地心，立生民命。

继千秋学，开万世新。

（注：有一段时间，没有书写，手感、笔感、字感生疏，在所难免。因昨日、今日，与光明博友交流、对话，决定从今日起，重拾书法，以练代创。今日，在创作完成《新道德经》41后，开始写书法。两尺生宣、镜心，斗笔、悬肘书写。一共写了3幅，未作任何练习，直接上宣。连续书写3幅，心路历程、心有余而力不足、手生心怯，一览无余。没有关系、来日方长，进阶神速、指日可待，信步神逸、有目共睹，特留此存照）

（注：本博主徐敏豪简介，自诩头衔：全球华人公知、时代创新诗人、独步中国书法家，管理、健康顾问。书法润格每尺30万元，顾问项目一事一议。

1960年10月25日凌晨2点本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出生。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告慰双亲在天之灵：你们的儿子，未虚度年华，未辜负期望。你们应为生养了我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与欣慰。告慰祖国与人民：为天地、历史、时代、人民与人类代言，我已经做到了。

年复一年，无节假日，一日一策，逾124项转化为国策，产生国内外影响，已续写《道德经》逾64部各81章等，非凡胆识、能力、体魄缺一不可，责无旁贷、不辱使命、彪炳千秋。

徐敏豪七言新十四行诗《新民歌童谣系列》之一。二尺斗方生宣，站立悬肘隶行草真书，敏豪撰并书。创作条件环境：垫铺为床，揭起为案，照片为证。吃草挤奶，此言不虚。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世界皆同。一个世界文学奖项的获得者，除了自身的天赋、勤奋外，还需要首先得到自己民族的广泛喜爱、影响与称赞，这样才能引起其他国家、民族与世界的关注。因为“诗”是一经翻译就会损失其精华的几行文字，如同新鲜果蔬草虫，只要拨皮断筋，就会营养尽失。中国是诗歌的故乡。一个人、家国、民族如果没有了诗，就会形同行尸走肉。人们啊！你们可以不选择喜欢、接受、偏好、传播我的诗，但不可不选择诗。因为诗歌就是我们人类心灵共同的家园、故乡与心中的太阳。

自2010年3月在《中国投稿在线》建博后，先后在博国中国、新浪、光明、新华、人民、搜狐、中青、凤凰、网易、腾迅QQ（760203694）、美国中文、加拿大华人网等开通本人实名博客与微博，即年4月起开始重拾诗歌，截止目前已创作诗词16859首，力争3至5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时代创新诗人徐敏豪座右铭1.“三个影响”：影响有影响的人；影响中国与世界；影响过去、现在与未来。2.“三个超越”：超越屈原、李杜；超越鲁迅、诗经；超越荷马、普希金。3.“三个一流”：中国一流、世界一流、古今一流。4.“六个追求”：一字血脉精气神，二字贯穿古今身，三字担当天地人，四字弘扬真善美，五字行知信达雅，六字涅槃神逸能。本人已经做到了，奇文共赏、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本人诗词感悟：

一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十三韵、平仄、方言，古今变化，相去甚远，切莫削足适履，正如毛润之所倡导“辞不害意”；

二形质里表、高地上下。民谚：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个真正的诗人、词人慎思追远，聆听天地先民先知先觉，担当天使传递天音，古圣贤有云：得意忘言，早把形式放在其次，舍本求末、无异于买椟还珠，庸人之举。

三社会度量、时代代言。为此，必须喜闻乐见，必须为人民发声，说人民想说而未说之语，倾听人民心声，只有源头活水才能生生不息，理论永远灰色生活之树常青，做一个“人民诗人”、“人民词人”，永远是最高尚、最向往、无止境的不懈追求。

本诗词作者：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处、副研、时代创新诗人徐敏豪，附：以天下为己任·我为诗生——本博主徐敏豪简介，自诩头衔：全球华人公知、时代创新诗人、独步中国书法家、管理顾问、健康顾问，书法润格每尺30万元，顾问项目一事一议。

我已经说过了，认为我狂妄、不谦虚也罢，我就坚持这么说：全世界70亿人，像我这样自诩为当代屈原、李杜、鲁迅、荷马、但丁、维吉尔、普希金，并且要站在他们肩上超越他们，我已经做到了，一个车厢（额定105人）都装不满，而其他沉迷于浮云的人10个车皮（105人×15节车厢×10）都拉不完。徐敏豪时代创新诗词、独步中国书法、得天道健康养生等系列研究、创作、发表、出版、运用与推广，资助热线：13971410246，银行账号，户名：徐敏豪，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2848 0051768190715。在此，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的热情关心、支持与帮助，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