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豪四绝组诗3首《新说文385：三天昨今明、386：三史历信青、387：三学文理科》

徐敏豪

2017年3月14日周二农历二月十七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85：三天昨今明》

徐敏豪

2017年3月14日周二农历二月十七

昨天历史，今天现实。

明天延续，三天俯视。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86：三史历信青》

徐敏豪

2017年3月14日周二农历二月十七

历史故事，信史忠实。

青史不朽，三史文字。

徐敏豪四绝组诗《新说文387：三科文理学》

徐敏豪

2017年3月14日周二农历二月十七

文科信使，理科求知。

学科综合，三科宗旨。

【注】余说：世界的本质是数，理仅对数阐述。民谚：既不因言废人，更不因人废言。兼听明，偏听暗。预则立，不预废。他山石，可攻玉。身为思想库、智囊团一份子，不辱使命、勇于担当，赤子童心、苍天可鉴，不到之处、万望海涵。

2017年3月13日7:08凤凰网国学频道转载《新京报》书评周刊葛兆光、孔雪《葛兆光：晚清民国文化英雄们的精神快断了》（原标题：晚清民国文化英雄们的精神快断了 所谓“国学”也危了）（经本人文字整理）：距陈寅恪、王国维、吴宓等人所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已近百年，他们的人文精神也渐已衰落。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教授葛兆光曾在北大讲过一段话：现在是个暗昧不明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人文学术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可写过去那些很了不起的学者的精神、思想、情感和学术，却不能确定这余音会否慢慢消失，成为绝响。 对每一位同样身处新旧转型时代中的当代学人来说，这都是一种难以坦然面对、无法彻底排解的彷徨。对葛兆光这批在“文革”浩劫后走入学界，见证了三十多年中市场经济对学术界冲击的人文学者而言，更有“灵台无计逃神矢”之感。20世纪中国几重时代中，学术与思想的相互刺激、知识与政治的相互纠缠、理智与情感的相对角力，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非常特别。到21世纪初，在同样充满政治化、实用主义的环境中，“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口号已进一步变成“中国之大，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之现实。2017年初，葛兆光出了两本新书。学术著作《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延续着他在《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等前作中对“中国”的关注，其新著《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广西师大版2017.1）则将他对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二十多年里的琢磨化成十几篇对公众而言更亲切可读的文章，在晚清民国的巨浪颠簸中承受心灵撕裂的一代知识人浮现纸间。此前，葛兆光也出过《并不遥远的历史》等随笔集。那时他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相信前辈学者余荫犹在，若“发潜德之幽光”，后辈仍可循着余波溯流向上。可是，当犹可见的余荫渐成缥缈的余音，葛兆光在《余音》序言中写道，“我的心境很苍凉”。这话题太沉重了，你看，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认为读经热、读诗热便能让中国人重返人文传统。可葛兆光在这些年不断强调的却是如何重建人文学科这样最基础且最迫切的问题。读《余音》，试着理解他所谓的人文传统，应是当大家都习惯了弯着腰时，要追问站起来会怎么样；是在文人精神失落、人文学科衰落的时代，人文学者仍有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在公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是在一个激荡的转型时代，在各种思潮中，在“吾道孤”的慨叹中，一代学人仍愿去寻觅“道”之所在。 葛兆光对此骨鲠在喉。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他反思历史研究不可以自顾自地离开公众领域，变成孤芳自赏的“屠龙之技”。以随笔写《余音》，不只是一种纪念，他也希望“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当一位当代知识分子诚实地捧出自己内心的苍凉，你是否愿意面对他关于余音，或是绝响的提问。（1）葛兆光：余音？绝响？我没有答案。近几年，67岁的葛兆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不免感叹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他确实在2008年做过眼部手术。可读《余音》，仍不难读到他每天看书的场景。2013年底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就忍不住对着余英时送来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一口气看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不知不觉窗外飞雪，再抬头已白茫茫一片。《余音》中，晚清、民国一代学人在潮流变迁与思想动荡中，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他看到另一种颜色，“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对于学术，各人看法各异，葛兆光的观点并不乐观。余音绕梁，但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似乎要袅袅远去了。（2）传统→撕裂：当代学者已远离真正的传统。1977年，葛兆光考入北大中文系，那年他27岁。在此后的几番学术热潮中，葛兆光很快寻找到了学术方向，从80年代起，他研究佛教和道教，在9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版，2013.6），并转向更广泛的思想史研究。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学者，葛兆光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环境有深刻关联。经历过那场“革了文化的命”的浩劫，人们开始反思文化观念及其心理。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要求重视文化史研究的呼声在学界反响强烈，80年代“文化热”由此兴起。它背后更深层的现实关怀，是那一代人对政治、社会走向的深切关注——因公开谈论政治的空间有限，他们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到了环境大变的90年代，学术史、思想史又成为学者谈论现实感受的另一条路。晚清、民国时期一批曾被政治遮蔽、忽略、被边缘化的学人成热议，王国维、陈寅恪等学问专精、思想矛盾、情感复杂的学者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葛兆光的读书笔记中，这些学人的身影和思想片段陆续出现了。葛兆光并不全然认同他们的思想，更让他有所触动的，是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比如他笔记中的顾颉刚，就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徘徊到纠结”。不止顾颉刚，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动荡时代，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在新旧经验、秩序和知识之间，在难舍往昔传统与承认开放之必需之间，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正是在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传统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一批后世无法复现的杰出学者结群出现。半个多世纪后，当葛兆光踏入学界时，面前却犹如一片空地。他曾将自己那一代学人比作“天生石猴”，无法可依，也难循规蹈矩。幸运的是，他的老师是阴法鲁、金开诚那一代学者。尽管难逃内心的撕裂，但是，“他们不会像‘文革’年代把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葛兆光感慨。在他看来，这些老先生们像是从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最后一代学人，虽也卷入时代洪流，但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相比之下，当代学者与古代传统、五四传统之间的撕裂，显然，“这不是搞搞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3）价值→陷落：学术界已没有共识。从1984年研究生毕业至今，葛兆光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课。他坦言，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三十多年来，随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冲击，青年人对政治、社会的关心与共识不断被冲淡。大学教书人还要跟中国年轻人脑子里的被教科书规训的一些东西做“搏斗”。“这是一个态度？”谈及当代青年人对社会现实的冷漠，有青年记者曾追问。“这是一个价值，”葛兆光回应。大家都习惯了弯着腰，站起来会怎么样呢?更多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陷落。2004年，学者赵园在政协会议上发出“救救人文学科”的呼吁。类似的呼声在那几年也登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对全球性的人文学科危机忧心忡忡。葛兆光套用《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一个蔑视人文学科的幽灵，似乎已经在全世界徘徊”。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后，重视实用价值的商业化社会逐渐形成，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文研究也多有限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已有人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年，人文学者们还能洪亮而有力地追问人文精神为何失落。而近些年，葛兆光面对着更具体的人文学科的失落，只能越发感到无力。“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他在文章中直接而怅然地批判市场、体制、政治、媒体等对学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前有句话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出自《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此宣言于1935年12月9日发出，刊载于12月10日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宣言作者为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现在是中国之大，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尽管如此，他仍在自己不平静的书桌之上撰文讨论怎拯救人文学科，强调学者的自省和回归底线：人文学科要建立专业的知识基础，同时人文学者还需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介入公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这不仅是一种呼吁。2007年，葛兆光转至复旦大学并筹建复旦文史研究院，希望效仿民国时期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和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曾任教的清华研究院，在当代开拓“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方向。与之同时，在互联网不断更新国内传媒方式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公共领域的发声一直未断。近些年，他参与讨论“中国”、“国学”、“传统文化”等在当代有争议性的概念，对社会政治的观点直接而有力，比如，“我绝不接受有人说‘文革’有可取之处”。长居上海十年，京沪学界风气不同，少了北京学界“侃”的习惯，葛兆光深感能深谈的朋友不多了，此时写下《余音》，“也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吧”。（4）无解→问答：:这个学界会好吗？ 葛兆光所纪念的，是怎样一种过去?是晚清民国时期大家成批出现、新旧碰撞的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人文学者一呼百应、影响公众的曾经？又或是人文学者还在做当做之事，还能尽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的往昔?有另一种理解，细腻地铺展在《余音》中。那是一个学人在激荡的转型时代，在各种思潮中，寻觅“道”之所在的过去。在那里，吴宓、陈寅恪那样的人于内心撕裂中，仍在追问人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并非玄谈，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原来社会价值系统的解体引发意义危机，导致人们现实困惑。就在此时，实用主义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失却哲学意味成为工具主义，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合上《余音》，人们会恍惚，这种过去已有百年之久，但似乎并未过去？至少，当那代人寻道之余音散去，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却延续至当代，衍生出这个时代学人内心的四分五裂。由此，不难理解葛兆光在书中对陈寅恪书信、诗集格外细腻的琢磨。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所缠绕纠结的难解情结，因学人之理性难以在学术中宣泄，终于“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直教他联想到一个意象：“啼血”。“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葛兆光实在不知要怎么答。但他知道，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作为当代学者，更让他深受触动的是，无论是在陈寅恪的年代还是他所处的当代，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竟是一般乖蹇，两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因之有一种相似的、无计排遣的悲哀。无解的问题不止一个。一次记者问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葛兆光又一次真诚地给不出答案。他只能以反思学术史后的痛苦追问，提出另一个问题作回应——“这个学界会好吗？”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反复出现，“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余音“回放”之前，序言最末一句，葛兆光如是写道。一位当代学人最真切的怅惘由此展开。（5）《余音》序（摘录）。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①从19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袖手旁观、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②这本集子里面写到的人物，除了少数之外，大多人的学术生涯，都经历20世纪上半叶，即好些人都可称为“民国人物”。对晚清民国学术的评价，可能就要看这样几个大关节。a.第一个大关节：“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公平地说，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学术上也堪称从传统到现代的“轴心时期”。梁启超《新史学》之后，原来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加上科举废除，新学堂、新知识、新式教科书，连同报纸杂志，逐渐把传统学问做了一个大改造，所以，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中国文学史改旧换新，中国古代史重新书写，整个学术大变模样。现在你再回看我们自己现在从事的所谓“学术”，是否仍在这一巨变的延长线上？b.第二个大关节：“新发现”和“新解释”。19 20年代，王国维在《库书楼记》、《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里面，曾三次提醒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何？因晚清民国恰是大发现的时代。甲骨卜辞、敦煌文献、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胡适指出的日本、韩国有关中国文献）等，恰在这个时代被发现，偶然却必然。C.第三个大关节：“自由环境”与“时局刺激”。晚清民国的政治强人未尝没有王安石那种禁绝“异论相搅”的念头，但晚清正处乱世，民国政府不强，加上从帝国而共和，总需顺应民主自由大势，因此，对学术的控制相对松一些，这给晚清民国的学术带来自由空间。比如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启超影响犹在，胡适、顾颉刚正是当红，陈寅恪、傅斯年成为主流，柳诒徵、缪凤林也依然不弱，就连被胡适后来斥为“反动”的钱穆等人，也照样进了大学当教授。这个时代的学术，就有着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内在紧张、丰富内涵和多元取向。所以，不必搬前朝万神殿，也不必拿本朝功劳簿，我们只要看看1946 年顾颉刚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明白。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③有意思的是，这些值得纪念的学者，有好些现在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在现在“国学”不仅得到官方首肯，而且被列入体制作为学科，这让我不得不讨论长久以来一直避免直接批评的所谓“国学”一词。重提“国学”，大概要到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帝国）转型至“万国”（现代国家），且还面临新的民族国家深刻危机的时候，那种严分“我者”与“他者”的界定，促使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借了日本国学（其实还应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之名，催生了现在的“国学”这个概念。有关中国历史观点的最大变化，是“空间放大”（从中央正统王朝到涵盖四裔之历史）、“时间缩短”（把三皇五帝的传说神话驱逐出去，让考古发现来重建历史）、“史料增多”（不仅诸多发现至今仍在继续，历史观念变化也使得更多边缘资料进入历史书写）和“问题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分析立场和评价角度，取代了传统或正统的历史观念）。从“国”这个字来说，现在所谓“国学”门径很窄，似乎并不包括汉族之外即以前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如果说“国”就是汉族中国，是二十四史一以贯之下来的中原王朝，这当然还勉强好说（恐怕也难以涵括元朝与清朝），但如你还想维护满蒙回藏汉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中国”，这个习惯于追溯三皇五帝、捍卫周孔程朱之学、动辄要制礼作乐的“国学”，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从“学”这个字来看，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现代学术四个变化冲突：按照传统文化认知，中国文化总是在儒家文化或正统王朝范围，这就与“空间放大”不合；按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这就和“时间缩短”不合；按传统文献范围，那些敦煌文书、甲骨卜辞、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之类，大概并不是习惯使用的资料，更不消说域外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显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于捍卫儒家、理学主流文化，最多勉强纳入佛教道教资源，在预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也完全不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④时代已变，知识人已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应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炉灶。坦率地说，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沉潜，太多了“倚马立就”的急就章。其实，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不是百米短跑。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只有政治与制度创造了一个“放得下平静的书桌”的环境，一方面让社会稍减一些庸俗实用、唯利是图的风气，让人们延续那种重视教育、人文的传统，一方面允许学者拥有“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且把这种精神看得无比重要，也许，这个学界才能变好，现代学术超越晚清民国时代才有可能。2011年夏天。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提问，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曾被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恺用作书的标题，至今这个标题仍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学界会好吗？”这句话被记者用在了访谈的结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说真的，好多年了，这个问题仍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只要你关注学术史，就不得不关注、重新追问这个问题。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答案为何。□

李耳《道德经》：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约定俗成 “三”序列成语，并不多见，且范围狭窄。本人效仿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宏伟气魄，见贤思齐、与时俱进，实为不易，实为艰苦卓绝创造。归纳、提炼，一试便知，其中艰辛，非尝试者并不知晓。实为中国一流、世界一流、古今一流学问与大道至简之壮举，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积少成多、积小成大，万事开头难、好开始为成功半，天生我才必有用；是马拉松、接力赛而非百米跑，必须不断接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努力前行而非因循守旧，躺在前人的功劳薄上睡大觉、裹足不前，方可不孚众望、不辱使命、不愧子孙，功成名就、名垂青史、彪炳千秋。

徐敏豪书法《新横渠四句》3幅

徐敏豪撰并书

2016年4月5日周二农历二月廿八

立天地心，立生民命。

继千秋学，开万世新。

（注：有一段时间，没有书写，手感、笔感、字感生疏，在所难免。因昨日、今日，与光明博友交流、对话，决定从今日起，重拾书法，以练代创。今日，在创作完成《新道德经》41后，开始写书法。两尺生宣、镜心，斗笔、悬肘书写。一共写了3幅，未作任何练习，直接上宣。连续书写3幅，心路历程、心有余而力不足、手生心怯，一览无余。没有关系、来日方长，进阶神速、指日可待，信步神逸、有目共睹，特留此存照）

（注：本博主徐敏豪简介，自诩头衔：全球华人公知、时代创新诗人、独步中国书法家，管理、健康顾问。书法润格每尺30万元，顾问项目一事一议。

1960年10月25日凌晨2点本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出生。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告慰双亲在天之灵：你们的儿子，未虚度年华，未辜负期望。你们应为生养了我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与欣慰。告慰祖国与人民：为天地、历史、时代、人民与人类代言，我已经做到了。

年复一年，无节假日，一日一策，逾124项转化为国策，产生国内外影响，已续写《道德经》逾64部各81章等，非凡胆识、能力、体魄缺一不可，责无旁贷、不辱使命、彪炳千秋。

徐敏豪七言新十四行诗《新民歌童谣系列》之一。二尺斗方生宣，站立悬肘隶行草真书，敏豪撰并书。创作条件环境：垫铺为床，揭起为案，照片为证。吃草挤奶，此言不虚。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世界皆同。一个世界文学奖项的获得者，除了自身的天赋、勤奋外，还需要首先得到自己民族的广泛喜爱、影响与称赞，这样才能引起其他国家、民族与世界的关注。因为“诗”是一经翻译就会损失其精华的几行文字，如同新鲜果蔬草虫，只要拨皮断筋，就会营养尽失。中国是诗歌的故乡。一个人、家国、民族如果没有了诗，就会形同行尸走肉。人们啊！你们可以不选择喜欢、接受、偏好、传播我的诗，但不可不选择诗。因为诗歌就是我们人类心灵共同的家园、故乡与心中的太阳。

自2010年3月在《中国投稿在线》建博后，先后在博国中国、新浪、光明、新华、人民、搜狐、中青、凤凰、网易、腾迅QQ（760203694）、美国中文、加拿大华人网等开通本人实名博客与微博，即年4月起开始重拾诗歌，截止目前已创作诗词16844首，力争3至5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时代创新诗人徐敏豪座右铭1.“三个影响”：影响有影响的人；影响中国与世界；影响过去、现在与未来。2.“三个超越”：超越屈原、李杜；超越鲁迅、诗经；超越荷马、普希金。3.“三个一流”：中国一流、世界一流、古今一流。4.“六个追求”：一字血脉精气神，二字贯穿古今身，三字担当天地人，四字弘扬真善美，五字行知信达雅，六字涅槃神逸能。本人已经做到了，奇文共赏、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本人诗词感悟：

一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十三韵、平仄、方言，古今变化，相去甚远，切莫削足适履，正如毛润之所倡导“辞不害意”；

二形质里表、高地上下。民谚：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个真正的诗人、词人慎思追远，聆听天地先民先知先觉，担当天使传递天音，古圣贤有云：得意忘言，早把形式放在其次，舍本求末、无异于买椟还珠，庸人之举。

三社会度量、时代代言。为此，必须喜闻乐见，必须为人民发声，说人民想说而未说之语，倾听人民心声，只有源头活水才能生生不息，理论永远灰色生活之树常青，做一个“人民诗人”、“人民词人”，永远是最高尚、最向往、无止境的不懈追求。

本诗词作者：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处、副研、时代创新诗人徐敏豪，附：以天下为己任·我为诗生——本博主徐敏豪简介，自诩头衔：全球华人公知、时代创新诗人、独步中国书法家、管理顾问、健康顾问，书法润格每尺30万元，顾问项目一事一议。

我已经说过了，认为我狂妄、不谦虚也罢，我就坚持这么说：全世界70亿人，像我这样自诩为当代屈原、李杜、鲁迅、荷马、但丁、维吉尔、普希金，并且要站在他们肩上超越他们，我已经做到了，一个车厢（额定105人）都装不满，而其他沉迷于浮云的人10个车皮（105人×15节车厢×10）都拉不完。徐敏豪时代创新诗词、独步中国书法、得天道健康养生等系列研究、创作、发表、出版、运用与推广，资助热线：13971410246，银行账号，户名：徐敏豪，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2848 0051768190715。在此，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的热情关心、支持与帮助，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