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医教育是中医发展的源头活水，如果中医教育的方向背离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那么整个中医行业都会跟着被伤害。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几十年来却培养不出大量合格的中医人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常言道：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作为培养中医家的教育阵地，高等中医院校能不能办好就看有没有能够坚持文化和理论自信的校长，而现实却让人大失所望，全国几所重要的中医药大学，诸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校长居然都是西医，这就好比让基督教教士去做道教道观的主持一样，如此荒谬的事情就普遍地发生在神州大地上。那么西医“教士”能给中医“道士”带向何方？二十余所高等中医院校到底如何进行改革？本文就以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对该校近几年来发展的西化影响为例进行探讨。

一、西医校长：建西医学院，招西医科研人员，全面走向西化

北京中医药大学始建于1956年，前身为北京中医学院，是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四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也是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中唯一被中央确定为国家级重点高校，并入选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基地、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的示范基地、中医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我国现代中医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校的中医教育方向对其他二十余所高等中医院校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

按道理说，有这样的国家重点扶持的中医药大学，带领着其他二十二所高等中医院校，应该能为现代中医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生力军，然而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医毕业生走向社会，中医却仍然出现空前的西化和萎缩，这表明近半个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并没有满足中医发展的需求。《执业医师法》导致中医学院教育基本垄断了中医家队伍的来源，现代中医家的理论素质反应的正是高等中医院校教育的水平和状况。大量学院派中医缺失主体意识以及理论不自信，并在临床上出现思维和诊疗西化、疗效弱化的情况，本需要政府对中医高等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纠正。然而，政府虽然在政策上高调支持中医发展，但是在中医发展的各个执行层面却丝毫看不到诚意。比如国家教育部在2013年1月24日免去中医专家高思华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职务，任命西医专家徐安龙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教育部这次任免行动的最大亮点就是让西医专家接管了这所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唯一的重点中医药大学。徐安龙在被任命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之前，曾经是中山大学副校长。既然作为中医最高学府的校长，徐安龙校长是不是也像高思华校长那样属于中医专业领域的佼佼者？让人诧异的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分子免疫学专业，这就是说徐安龙校长是西医领域的专家。那么西医专家能推动中医高等院校发展吗？让西医去做高等中医院校的校长，这就好比让教堂的主教去做寺庙的主持，念的是不同的经，走的是不同的路，他们不可能有效地管理与自己思维和认知方式都有着本质不同的中医教育事务。高等中医院校的校长需要依据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去规划中医院校教育的发展战略，没有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西医校长只会推动高等中医院校教育的西化。

事实也印证了上述的判断，西医专家徐安龙校长上任3年后，以自己在中山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经验为基础，通过抽调划归基础医学院、中药学、肿瘤转化医学研究所、中医传统疗法研究与交流中心等有关教学科研机构以及师资力量，于2016年10月组建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这所学院的功能就是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去阐释和认知中医，并培养相应的人才。该学院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属于西医的原子论、思维是逻辑思维、认知方式就是建构实验，最后获取的结果也是西医的理论形态，培养的也是西医人才，就是说这个学院的本质属于西医范畴，中医仅是这个学院科研人员的异化对象，而不是内化对象。徐安龙校长在这所中医的最高学府建立了西医的教育与科研机构之后，接着就是招募大量的西医科研人员进入该校。北京中医药大学更是在2018年2月11日向外发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那么这个公告里要招聘哪些海外高级人才泥？我们看一下其具体内容：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带头人（每个学院招聘学术带头人各5名）

中医学院：人体解剖、组织胚胎、生理、病理、营养、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分子生物学、大数据等医学相关领域。

中药学院：化学、生物学、药学或微生物相关专业，对中医药或传统药物感兴趣者优先。

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免疫学、表观遗传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统生物学、组织工程学（人体器官模型）、生物医学材料、智能医疗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特别是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热爱生命科学的专家学者。

针灸推拿学院：神经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力学、康复医学、医学工程学、人工智能等医学相关领域。

第一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基础医学（脑病、肾病、心血管及肝病）、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等。

第二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放射介入学、肿瘤免疫学、药学（制剂学）、病理学（偏分子病理学方向）、血管外科、生殖医学、实验中心等。

30名待招的学术带头人竟然全部要求是西医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这样的招聘公告你相信是中医最高学府发布的吗？毫无疑问，这30名海外专家学者到位后将会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科研力量和教学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不过提升的只是西医的科研力量和教学水平，而与中医教育、研究和发展无关。那么这所中医最高学府为何每年花费至少2000万（30人，每年税前年薪不低于60万，还有西医研究项目启动经费）来增强本校的西医科研力量和教学能力呢？这些资金可是国家用于支持发展中医的，却被西医徐安龙校长在高等中医院校里用来发展西医。

《中医药法》不是规定了发展中医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吗？ 这位在国家最高中医学府大肆推行西医教育与科研的校长到底会将其引向何方？

中医教育是中医百年大计的根本，如果中医教育出现问题，那么中医的生存与发展都会跟着出问题。威权体制下，医政管理机构对中医的现状只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们在官方的说辞中始终看到的是每年中医发展的成就，却看不到对真实情况的反映和反思，更看不到纠正的举措。尤其是中医高等教育，即使民间舆论在不断地批判其西化的倾向，但是二十余所高等中医院校的西化倾向有增无减，上述徐安龙校长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举措就是明证。

我曾经抱着悬壶济世的愿望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专业，没料想被调剂到中药学院中药制药专业（这个专业本质上属于西药范畴）学习了近四年的化学。虽然没有直接在临床专业就读，但却心系中医的发展，近过3年的业余学习与自我救赎后，我于1997年大三暑假期间在家里给时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龙志贤校长（龙校长在当年4月份已经卸任，由王永炎校长继任，我当时不得而知）写了一封12页的信，内容就是建议北京中医药大学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用北京大学王力教授编写的《古代汉语》代替《医古文》，开设相应的易学、道家以及儒家文化教育课程，并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研究生等。虽然这封信没有得到龙志贤校长的回复，但后来让人欣慰的是母校在2014年组建了国学院，由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张其成教授为院长，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国学教育课程。

我在大学课外自学中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学习上古六经和儒道文化对培养中医学生的重要性，那时的直觉也被后来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进一步完善和论证，所以我在毕业后始终倡导复兴中医需要先复兴儒道文化。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是在上古六经文化以及儒道文化环境中诞生与发展的。学习中医就像学习西医一定要掌握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一样，必须要经过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基本训练，逐步形成中华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建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医经典。“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就充分表明了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学生学习儒家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毫无障碍地深入中医经典，体悟古代医家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认知和防治人体疾病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中医理论自信。学习中医经典之后，中医学生可以进一步学习古代临床的各家学说，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进而树立起临床自信。现代中医生一旦树立起文化、理论与临床三重的自信，进入临床后就会很快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达到较高的疗效水平。

从现代高等中医院校教育的“三自信原则”可以看出，北京中医药大学应该培养的是能在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内，利用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认知和研究人体疾病的中医家，尤其是对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三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更应该强化中医理论思维，让他们诊疗急危重症，能在较高疗效水平的基础上去提炼中医理论，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培养对象的要求一旦确定，就可以确定北京中医药大学应该存在的三类主要人才：一、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包括儒家、道家以及史学等研究领域的高级人才；二、中医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医经典理论、中医方法论以及认知论等研究领域的高级人才；三、中医各家学派的专家学者，包括伤寒学派、温病学派等各家学说的代表人才。中医药大学的功能是培养能在临床实践中利用中医理论思维诊疗疾病的各级人才（中医的研究也在临床，不是在实验室），而不是利用西医的原子论、逻辑思维以及实验建构研究中医的西医科研人员。“以西释中”的阐释性研究工作属于西医研究范畴，应该由西医科研院所来承担，与中医高等院校的发展无关。

如果医学界和科技界还是分不清中医研究与“以西释中”阐释性研究各自的专业属性，仍然将西医承担的工作交付给中医院校来进行，那么中医院校就只能被彻底异化成为西医教育和科研的分支机构。

三、历史使命：中医药大学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地

上古六经文化以及儒道文化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中医与儒道文化一荣俱荣、一衰俱衰。中医之所以在近代走向式微和边缘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母体文化的缺失。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式微让中医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主流学界只能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去认知中医，将其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中割离开来，植入自然科学的母体文化环境中，企图利用西医和现代科技来阐释和改造中医，缘木求鱼的发展路径导致中医出现前所未有的衰败。所以要复兴中医，首先就要复兴儒道文化。没有儒道文化的复兴，中医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环境中就不可能得到复兴。

复兴中医首先要复兴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每位中医家既是悬壶济世的仁者，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中医家如此，培养中医家的各个中医药大学也是如此。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不仅肩负着为中医输送大量合格中医人才的重任，还有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每所中医药大学都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阵地和重地。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各个中医高等院校应与全国的国学、儒学高等教育学院以及研究院结成战略联盟，联合培养大量能够掌握儒道医等文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说古代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培育了中医，今天中医就要反刍儒道文化，推动儒道文化的复兴。

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期间，脑海里就经常莫名其妙地冒出这样一种想法：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中医药文化教育的最高学府，而中医是当下仅存的中国固有文化，这个不朽的文化根脉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担当起引领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重任。因此，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始于北京大学，而现代中国古典文化复兴运动应始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离不开自己文化母体的滋养，就像西医离不开现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一样。作为中国中医药文化教育与研究的最高学府，北京中医药大学应该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对广大师生不断地加大中国上古六经文化、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教育，培养更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旗手。北京中医药大学只有成为中国古典文化复兴的重镇，才能担当起中医文化复兴的重任。

面对还在有增无减的西化，全国23所高等中医院校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勇气，进行革命性的全面变革，将那些大规模侵入中医肌体的“西医病邪”清理出体外，废止所有西化的教育课程以及隶属于西医研究范畴的科研项目，增加和强化儒道文化的教育内容，就像徐安龙校长在海外引入大批西医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一样，招聘大量的国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其提供研究经费和相应的研究条件。只有高等中医院校建立起了文化自信，才能培养出大量文化、理论和临床三重自信的合格中医家，推动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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