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药证

药证，是中医用药的指征和证据。如用麻黄的指征和证据为麻黄证，用桂枝的指征和证据为桂枝证，用柴胡的指征和证据为柴胡证。这是古已有之的命名方法，《伤寒论》中就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

严格来讲，每味药都有其特异性的指征和证据，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得那么宽泛：用补气药便人参、黄芪一把抓，用活血药便当归、川芎、牡丹皮、桃仁一起上。

药证是必效证。即按照药证用药，必定有效，是指服药后必定能解除因疾病导致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换句话说，有效，是给人以舒服。这是中医追求的有效的最高境界，如黄连、山栀除烦，甘草、桂枝定悸，并不局限在客观指标的变化上。因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前提和背景的。

药证是怎样得来的？药证的认定不是来自理论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实验数据，而是中国人几千年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经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尝试得出的结论。你可知道巴豆大毒的代价？可知道小青龙汤治愈了多少咳喘、小建中汤治愈了多少中虚腹痛吗？

药证是应用天然药物的指征和证据。天然药物成分极其复杂，下咽后究竟会有何种效应，要真正解明其中奥秘，相当困难。所以，使用这些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药，也必须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药证是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每个具体的药证所涵盖的面是不一致的，有的药证是单个症状；有的药证则是综合征，有的是病，有的则是一种体质或体质状态。换句话说，中医治病，并不仅仅是辨证论治。

举例来说，桃花汤（赤石脂、干姜、粳米）治虚寒滑脱血痢，就是取赤石脂的吸附和对肠膜的局部保护作用（赤石脂含有硅酸铝及铁、锰、钙的氟化物），是对症治疗；竹叶石膏汤用人参、麦冬、甘草、半夏以养阴，更用粳米以支持营养，主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是支持治疗；黄连治痢，白头翁治阿米巴痢，属对抗治疗；小建中汤用饴糖，大建中汤用白蜜，属食物治疗。

甘草泻心汤本身是治疗白塞病的专方，桂苓五味甘草汤是治疗肺气肿的专方，半夏泻心汤是治疗热痞（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的专方，甘草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法。

还有体质治疗，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经方的思路朴实无华，并且符合临床实际。所以，回到药证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医的世界原来很精彩！

二、抓配伍

配伍是经方中最富有魅力的部位。古人用药，本是单味的，后来逐步发展了，知道复方可以提高疗效，可以减轻副反应，可以矫味，于是有了许多处方的发明。一加一等于几？高明的中医能做到大于二，甚至大于三。这些配伍的结构，是学习经方的关键。

比如小青龙汤，组方关键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小柴胡汤，关键是柴胡、甘草，从原文的加减法就可以看出这个结构。麻黄要配伍甘草，石膏要配伍甘草，这个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黄芪桂枝芍药配伍，治身体不仁疼痛、自汗、浮肿、小便不利；桂枝甘草配伍，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配伍，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配伍，治脐下悸、胸中悸、失精的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配伍，治虚悸；半夏茯苓生姜配伍，治眩呕而悸；黄连黄芩配伍，治烦热而心下痞；枳实芍药配伍，治腹痛便秘；大黄桃仁桂枝配伍，治少腹痛、便秘；半夏厚朴配伍，治腹满呕吐等等。

《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小方，是经方的精华，应当多加研究。如四逆汤、桂枝汤、承气汤、芍药甘草汤、四逆散、枳实芍药散等，均是千锤百炼的经典配伍。后世许多方剂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是我们开发新药、创制新方的最佳选择。

前人说，中医有两种“病”，一是有方无药，即知道用成方而不知变化，是谓有方无药；二是有药无方，即缺乏配伍的规则，组合零乱，叠床架屋，当然效果不好。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基础不扎实，所谓“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没有学好经方，药证不明，配伍无法，临床所据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想象；第二是临床思维僵化，所谓“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如有些人处方时均用14味药，每病如此，每人如此，每日如此，而不知医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可凭个人喜恶。

以经典汤方而论，有药物少至1味者，如甘草汤，多则如温经汤，药物达12味，药味数变化很大，完全依据病情需要而配伍。所以学习经典配伍，可以使处方精练，组方严谨，犹如作古文，加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处方到如此境界，也可算好方了。

三、抓药量

量效关系，是研究经方的又一关键。仲景用药，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一枚，大黄附子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三枚，附子量越大止痛越明显。

再如半夏，大剂量（二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覆代赭汤、小陷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四两，而小量除痞，量仅一两。

大黄大量（四至六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一至二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中量（三至四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

再如厚朴，大量（八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半夏生姜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小量（二至四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半夏厚朴汤。白芍大量（六两）治挛急，方如芍药甘草汤，小量（三两）和营卫，方如桂枝汤。柴胡大量（半斤）治寒热往来，小量治胸胁苦满。

经方的绝对剂量目前说法不一，大陆中医院校教材通行折算为一两等于3克，而柯雪帆先生认为一两等于15.6克,日本药局方则以一两等于2克。我比较强调相对剂量,即方剂中各味药物用量的比例。

药物的绝对量总结了仲景的用药经验，反映出汉代以前用药的趋势，而药物的相对剂量则体现出组方的法度和配伍规律。方剂功效的大小，无疑受到药物绝对量的影响，但方剂整体功效的发挥，必然受到药物间剂量比例的影响。

例如，桂枝汤中桂枝芍药之比为1∶1，为调和营卫剂，而桂枝芍药的比例调整为1∶2，则变为缓急止痛的桂枝加芍药汤了。麻黄汤、葛根汤中麻桂之比为3∶2，则发汗作用并不强，仅治身痛、无汗而喘等，而麻黄桂枝之比为3∶1的大青龙汤，则具有强烈的发汗作用，仲景不仅说明“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而且在方下又强调“一服汗，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可见剂量的变化，对方剂的功效有相当大的影响。

使用经方，必须重视剂量。量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本不以用药习惯而定。如果均是10克则有违经方规则了。至于影响药量的因素，则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体质、配伍、药物质量、炮制、煎服法等因素，临床变化因素极多，尚难以说明，各家自有经验。

经方的加减

经方的疗效是肯定的，古代医家用“效如桴鼓”形容。由于现阶段（2005年）经方研究处于低潮，而且国人应用经方讲究的是“得其法而不泥于方”，很多报道又严重失真，这是不利于传承经验和深入研究的，所以在大多数人眼里，看到能使用经方而没有繁琐的加减来治疗疑难杂症似乎只有惊叹的份了。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灵胎先生曾说过，医生的毛病大约有二，一是有方无药，一是有药无方。现阶段我国中医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无方”，即处方缺乏结构，没有传统配方经验的支撑。许多方剂，是根据中西医理药理，杂凑而成，往往一方有一二十味甚至更多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根本没有基础方，二是有基础方，或经方，但加减过度，完全已经脱离了经方的精神。这种情况，往往在你所提到的“得其法而不泥于方”的遮掩下越来越变得不可收拾。经方在应用中是否需要加减，是完全依据临床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方病相对，是用药的原则。此方对此病，此方对此人，则此方不必加减，谓之原方。此方对此病，但人有差异，则适当加减，谓之加减方；此方对此病，彼方对彼病，则两方合并，谓之合方。你看我在临床用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高血酯、肥胖、胆石症、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发热伴淋巴结肿大等，常常原方照服。小柴胡汤治疗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硬币样湿疹、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哮喘、巩膜炎、骨关节炎、发热待查、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常根据病人的不同，而有加生地芍药者，或加连翘山栀子者，或干姜五味子者。而使用五苓散时，常视病情不同，有柴苓汤用于肿瘤术后的调理，茵陈五苓散治疗肝炎后肝硬化的肝功长期异常、白球蛋白倒置，五苓散、猪苓汤治疗代谢性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为什么要加减，就因为疾病的夹杂证不同。

如何保证经方在加减后的疗效？我的经验是，第一，熟悉经典药证。即张仲景使用单味药物的指征。二，按照经方加减的规矩。如用小柴胡汤治疗迁延型咳嗽，我常加五味子、干姜，其方法即源于《伤寒论》原文。第三，根据方中药物衍化。比如桂枝茯苓丸加大黄，因为桂枝茯苓丸中有桂枝、桃仁，再加大黄，即可衍化为桃核承气汤。半夏泻心汤加大黄，即因为原方中已经有黄连黄芩，加大黄即衍化为泻心汤。同理，大柴胡汤中可加大黄。配伍里的学问很大，不是想配就配的，要有实践的依据，要有经验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