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剂小剂持之有故

清末民国，广州名中医辈出，最有特点和具传奇色彩的，当数陈大剂与孔小剂。陈大剂即陈伯坛，其方剂中的单味药常以两计，甚至上斤，所以人称“陈大剂”。孔小剂即孔沛然，其方剂中的单味药常只用二三钱，甚至数分，一剂药总量不及一两，所以人称“孔小剂”。

陈大剂与孔小剂的用药剂量，不仅迥异于一般的中医，也悬殊于中医经典《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后人整析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成，被称为“方书之祖”）里的经典剂量，一个超过200%，一个只有20%。

对于为何大剂用药和小剂用药，各人言之成理。

陈大剂说：“治病譬犹捕贼，知有五贼而仅遣警察三人掩捕，贼多兵少，必致漏网。若派警二十围捕，即可一网成擒，百无一失。所以治病必用大剂，始能一击而中，一举便把贼邪歼灭。”

孔小剂则说：“小剂可以疗病，何必用大剂？药能杀病菌，亦杀细胞。药能攻邪，亦伤正气，故用药之量，当适可而止。过量即难免有害病人之体质矣。”

在实际用药上，大剂往往一击而中，病人便觉其医术神奇，但如果偶然药不对症，那后果也较严重，但这种事在陈大剂身上很少发生，这也是他著名的原因。

而小剂量用药，疗效肯定较慢，但可保证无大过失，如偶然药不对症，为害不大，还可调整补救。医术稳重可靠，这是孔小剂闻名的原因。

陈大剂和孔小剂所开的药亦迥异，陈大剂喜用贵重的药，如参茸、附桂、羚羊、犀角，一个方剂的药常要银数两。

而孔小剂则不喜用贵药，认为“贱药”可治病，不必用贵药。一个方剂的药往往只需百仙（相当现在的几元），所以药店喜陈大剂而不喜孔小剂。

大剂亦好小剂亦好，两人均医术不凡，救人无数，成效卓著。

大胆用桂枝

陈伯坛（1863-1938年），广东新会县外海乡人，他自幼禀赋独厚，聪颖过人，光绪甲午科，考取广东第七名举人。

早年陈伯坛在书院念书时，见一同窗学友每晚必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其实这位同学并不爱好医学，只是遵从父命而背诵，读得味如嚼蜡。陈伯坛借来同学的书一读，竟被书中精辟的医理深深吸引了。

自此之后，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医学。当时书院内有一棵玉兰树，陈伯坛经常在树下苦苦思索，探求医学奥秘，在不知不觉中，顺手扯下枝叶，日子一长，玉兰树的枝叶竟被他扯得零落殆尽。他曾说：“余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

陈伯坛的父亲本想要他继续考功名，见他立志学医，也不再争持了。

22岁时，陈伯坛在广州书坊街设医馆行医。他善用《伤寒》和《金匮》里的方剂，以使用大剂量的药见长。

陈伯坛行医不久，名声便起。两广总督谭制军患外感，缠绵一月不愈，谭的朋友推荐陈伯坛为之诊治，并叮嘱陈说：“谭曾经服过三分桂枝便流鼻血，你切不可用桂枝。”陈伯坛到诊，时值初夏，见谭却穿着棉衣，汗则涔涔出而不自觉。切脉后发现其脉象浮弱，便诊断为伤寒桂枝汤症，于是大胆以桂枝汤原方，主药桂枝加量至九钱。

在场的人都认为谭不可用分量如此重的桂枝，陈伯坛当即写脉论，洋洋千言，谭看完脉论，极为信服，并说：“此公下笔千言，定有真知灼见。”于是煎服此剂一饮而尽，次日痊愈。

广州近郊有妇人得病延治，送到陈的医馆已气若悬丝，陈让人取了盆水，将妇人头发浸于水中，不一会被吸了大半，陈说：“有救了。”于是取来大剂中药，让人分次灌之，后痊愈。人皆说陈能起死回生。

从不检看诊金

陈伯坛用大剂，社会上讹传他开的中药均要用牛头煲来煎煮（即广东人煲粥的大型粥煲），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陈伯坛在方剂分量的掌握上，是应重则重、应轻则轻的。

有些病症，一旦判断准确，就投以重剂。重的时候，比仲景方的剂量多150%至200%。例如，治疗胃肠大寒症，《伤寒论》“大建中汤”原方为蜀椒五钱、干姜四两、人参二两、饴糖一升，但陈伯坛常加大剂量，达原方总剂量的160%，其中单是蜀椒就用八钱，但往往一服而愈。

陈伯坛使用“小柴胡汤“，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小柴胡汤“中的主药柴胡，陈常用八钱，大大超过一般的医生用量，故药店曾经不敢配药，后来陈伯坛就在处方的左上角写一特殊符号代替签名，药店见符号，知道是“陈大剂”的处方，就不再怀疑，大胆配药了。陈伯坛书写的处方，字体流丽，犹如一幅好书法。

陈伯坛既是出众的临床家，又是理论家，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及《麻痘蠡言》三本医书，共计80万字。陈伯坛能写能讲，上世纪初，广东设立陆军军医学堂，聘请陈伯坛为总教习。未几又为中医夜学馆主任。后在香港开办“伯坛中医学校”。陈伯坛桃李满省港，加之著作大量刊行，其医术与“大剂”方法颇为流传。

在广州行医期间，陈伯坛每天上午开诊5小时，按当时名医的门诊收费定例为小洋2角（广东铸白银辅币），但他任由病人用红纸包好放置案上，从不检看，所以贫苦大众也可就诊。出诊诊金则较高：老城（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以北地段）4元，东山5元，西关6元，河南10元。

1924年，因马路扩建，医馆要拆迁，加之接到强盗5万元的勒索单，陈伯坛遂移居香港，在永乐东街设馆开诊。

在香港时，他经常参加中西医会诊，不少西医感到束手无策的病人，常被陈伯坛几剂中药便救治过来，成为香港医学界的传奇。

港英卫生当局也钦佩他的医术，派人用其处方，执了中药，进行化验研究，但受当时水平所限，未能化验出结果。后来，港英卫生局向陈伯坛要相片，说是寄到伦敦去，要宣传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师。

陈伯坛喜欢麻将，晚上没事总爱玩八圈，常输，但乐此不疲。

1938年，陈伯坛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

消毒饮平息瘟潮

孔沛然（1854-1945年），番禺人，清朝附贡生，自幼承父志，广读医书。现在的番禺诜敦村，还有孔氏家族的祠堂。

1887年，精通医籍的清廷考官汪柳门作为广东主考来粤取士，他特设“医学经古”一科。孔沛然应考，汪读他的文章后，惊为奇才，放于案首。孔沛然的医名遂起，并在广州豪贤街及榨粉街设医馆行医。

1891年春，广州瘟疫流行，孔沛然以清代著名医家吴鞠通的“普济消毒饮”方，加减各味药量，免费提供，治愈了数千人的瘟症，于是名声大噪。孔沛然还曾到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用中西医术为人诊治，孔沛然在南粤应为第一人。

孔沛然也善用《伤寒》、《金匮》古方，但经常是减去其中的药味和剂量。

孔沛然喜用《伤寒》“黄芩汤”（黄芩、白芍、甘草、大枣）治疗肠热、杆菌性痢疾和急性肠炎，常生奇效。使用此方，孔沛然是去掉大枣的，他解释说：“黄芩能消炎杀菌，白芍可载药缓行肠中，以助黄芩之功。白芍能和逆气且止痛。去枣者，因枣有利于细菌滋生。”

他还大幅减少“黄芩汤”中的药量，原方黄芩、白芍、甘草分别用三两、二两、二两，孔将其减为钱半、三钱、八分，比之原方各味，分别减至20%、60%、16%，平均为32%。

有一产妇患有产褥热，孔沛然为其开出《金匮》“竹叶汤”，但减去了原方的防风、葛桔、桂姜枣、甘草。原方中的竹叶，用量为二两，他只用一钱，仅及原来的5%；原方党参，用量为一两，孔只用一钱，只及原方的10%。

孔沛然擅治瘟病，但他常用的药竟是茅根、梨皮、竹叶三味。有时去梨皮加银花、连翘、甘草 ，有时只用茅根、竹蔗二味，有时仅用雪梨一个或雪梨浆，这些平淡至极的药，让无数瘟病患者转危为安。

他开出《金匮》“清络饮”，竟用茅根一味，代替了原方中的鲜竹叶心、西瓜翠皮、甘草、桔梗、麦冬、知母六味。

一般来说，孔沛然用药剂量约等于仲景方的20%。

每天免费号10个

当时治疗疟疾，古方多无效，孔沛然在治疗这个病时，除了用西药奎宁外，他还听从药农的教导，以“路兜勒”为主药，配出了路兜勒汤（黄芩二钱、路兜勒三钱、槟榔五分），服用二三剂便可愈。

在疾病诊断上，孔沛然极为严谨，病人如是步行到诊，他一定令其休息10分钟后才施诊，以免脉象有假。除用望、闻、问、切手法外，还采用西医的听诊、扣诊、触诊。

孔曾被陆军军医学堂聘为军医长，兼医学教习，主讲生理卫生学及急救法。孔沛然的医术虽独到有效，但他既未像陈伯坛那样刊印自己的著作，亦没有广传徒众，到了晚年，才将自己的医术传于两个儿子，但他们都仅窥堂奥，而未能登堂入室。孔沛然的医名慢慢便湮没无闻了。

在广州行医时，到他医馆就诊者极多，为避免诊症不周，他每天上午（7时到12时）只诊60号，每人恰好5分钟。

诊金开始时并无规定，任病人送红包。后定为小洋2角，之后渐升为4角、6角，优先号则收1元，免费号每天10个（为贫苦者设）。出诊收费较贵：老城诊金1.5元、东山2元、西关3元、河南5元。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孔避居香港。开馆于利园街。

孔一生除浸于医籍外，对佛学也深有研究，尤精于《楞严经》。孔还擅长围棋，朋友到访，一定拉住下棋方才意足。

1945年，孔沛然病逝于香港，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