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1860 ~ 1933)，河北盐山人。近代中医药学家，中国中西医汇通学派先驱。早年习举子业，科举不第遂转攻中医药学，曾学习西医及其他西学。1912年任军医正，1918年任立达医院院长，1924年因直奉战争回乡悬壶于沧县，医名日噪。晚年迁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中西医汇通人才。他长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其代表作« 医学衷中参西录» 对中医界影响很大，被誉为“ 第一可法之书”。

在学术思想上，他倡导中西医学汇通，衷中参西，提出心脑共主神明说、大气学说等。在实践中，他崇尚临床实验，重视药物研究。他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对山萸肉、生山药等药物作了系统阐发，并创立“升陷汤” 治疗大气下陷证。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继承传统中医药学的基础上，敢于推陈出新，促进了中西医学的沟通与交流。他用药精灵，组方严谨，疗效卓著，临床经验多为后世效法。近代以来，在西医学被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主流医学的时代背景下，张锡纯以其衷中参西的胸怀、精勤实践的精神，被时人称之为一代中医大师。

张锡纯以弘扬中医药学为己任，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学术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被后世誉为“轩岐之功臣，医林之楷模”。当时他与江苏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并称“名医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名医三张”；又与汉口冉雪峰并称“南冉北张”。他的入门弟子有周禹锡、陈爱棠、李慰农、高砚樵、王攻酲、张方舆、孙玉泉、李宝和、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

张锡纯的学术思想与成就简要介绍如下：

１.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

1909年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 自序中说: “今凡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用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特是学问之道，贵与年俱进，斯编既成之后，行将博览西法，更采其可信之说与可用之方，试之确有效者，作为续编。此有志未逮之事，或即有志竟成之事也。” 因此张锡纯参西的思想与时势有关，其出发点在于与时俱进，目的在于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实践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首先在治学上需要尊古而不泥古。张锡纯认为:“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 他以自身的经历来说明他的观点。张锡纯两试秋闱不第，虽在壮年，但淡于进取，遂广求方书，约共搜阅百余种， “知«本经» 与«内经»，诒之开天辟地之圣神，为医学之鼻祖，实即为医学之渊海也。迨汉季张仲景出，著«伤寒»、«金匮» 两书，为«本经»、«内经» 之功臣”，然而“自晋、唐迄今，诸家著述，非不美备，然皆斤斤以傅旧为务，初未尝日新月异，俾吾中华医学渐有进步”，因此他认为， “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唯借以瀹我性灵，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伸触长之，使古人可作，应叹为后生可畏。凡天下事皆宜然，而医学何独不然哉”。可见张锡纯对中医的发展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中医理念上绝不泥古而薄今。他主张: “读«内经» 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

同时，张锡纯对那些攻击中医理论的做法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针对“乃今之偏重西法者，不于«内经» 可信之处费心研究，但于其不可信之处极力指摘” 的情况，他不禁感慨， “夫我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也，以祖宗嘉惠后人之典册，不知倍加爱护，而转欲弁毛弃之，此真令人可发浩叹者也”。因此，他对于中医经典，是主张继承发扬的。

张锡纯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他主张“学医工夫，须先明人身之生理。全身之肢体、脏腑、经络皆生理攸关也”。因此他“兼采中西生理之学，更参以哲学家谈生理处，复以己意融会贯通之。生理既明，而养生之理寓其中矣；养生之理既明，而治病之理寓其中矣”。他“远采古籍所载，近参时贤之说”，从生理、病理、药理各方面积极寻找中医与西医的共通之处。通过比较，他得出结论， “中西之论药性，凡其不同之处，深究之又皆可以相通也”。由此道出了他的医学主张: “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以补中医之所短；在西医尤当精研气化，视中医深奥之理原为形上之道，而非空谈无实际也。”

张锡纯“著书以衷中参西为名，原欲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在«医学衷中参西录» 一书中，他“于西人之说可采者采之，其说之可沟通者尤喜沟通之”，在他看来，只有“如此以精研医学，医学庶有振兴之一日”。所谓“衷中”，“衷” 者“中心也”、“正也”，就是以中医为主，立足于发扬祖国医学；所谓“参西”，就是取西医之长为我所用，阐发中医理论，丰富治疗手段。张锡纯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的学术思想体现了他中医为本，西医为用，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以弘扬国医的理念。

张锡纯认为中西医能够汇通的前提是“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一方面西医尚不能够解释的中医理论未必不如理、不正确，如“答陈董尘疑«内经» 十二经有名无质” 的质疑中他提出“天下之妙理富于迹象之中，实超于迹象之外，被拘于迹象以索解者，纵于理能窥其妙，实未能穷其极妙也”，那种“因研究剖解之学者于十二经之起止莫能寻其迹象，遂言«内经» 所言十二经无可考据” 是不正确的。他认为， “ «内经» 之«灵枢» 原名«针经»，故欲究十二经之奥妙，非精针灸者不能得其实际”。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西医学说阐明一些中医理论，如对中风症，他认为«素问-调经沦» 之“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不反则死”，即“西人所谓脑充血也”，据此他创制镇肝熄风汤、建瓴汤等名方，后世应用颇多，并被收入现代中医教材。又如“黄疸之证，中说谓脾胃受湿热，西说谓胆汁滥行，究之二说原可贯通也”，这里张锡纯采用中西医之理阐明胆汁阻塞型黄疸，他还用西医血液循环理论解释中医脉诊，以西医神经系统功能来阐明心脑体用等，体现了他在中西医理论汇通上的有益尝试。

张锡纯中西汇通的另一个特点是主张中西药并用。他著有“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 专论，强调中药、西药应相济为用，不要有“畛域之见存于其间”。他本人就是“用药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济吾中药之所短”。如他首创的“石膏阿司匹林汤”，采用中药石膏、西药阿司匹林合用，治疗实热性关节肿痛。张锡纯认为“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张锡纯甚至认为“能汇中西药品，即渐能汇通中西病理”。在临床上，他也常常应用西药加复方治疗疾病。如张锡纯首创用西药阿司匹林配合中药治疗肺结核，效果颇佳。他认为: “西药阿司匹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对于中西药并用的具体方法，他提出“凡西药之性近和平，确知其原质者，不妨与中药一时并用。至未知其原质者，虑其与中药有所妨碍，正不妨中隔数点钟而先后用之也”。中西药合用的实践对后世中西医结合有很大的启迪。如现代临床常用的维Ｃ银翘片等中西药合用的药品就是以这种模式发展的。

张锡纯致力于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他中西互参的努力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他一方面在理论上试图汇通中西医；另一方面他并不空谈，而是崇尚实验方法。他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却有坚持不懈的实验精神，突出体现在对药物的切实研究和临床的细致观察上，为了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不断地实践古方新药。

2.与古为新，阐创古方新药

张锡纯毕生勤于实践，坚持临证，注重实验，言必有据，时人称之为一代“实验派大师”。他认为“天下事理之赜，非一一亲身经过，且时时留心，必不能确切言之”。他强调“凡事必实验而后知，不敢人云亦云”。他认为药必亲验而知其药性，明其用途，而后才施之于人。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他均亲口尝验。又曾煎服麻黄八钱，以验其发散之力。曾嚼服甘遂一二钱，泻下大量水及凝痰，始悟其有开顽痰之功。嚼服花椒三十粒，知其确有毒副作用。对代赭石的应用，张锡纯谓其“能镇逆气，坠痰涎，止呕吐，通燥结”，通过实践悟出代赭石虽有重坠之力，但“降逆气而不伤正，通燥结而毫无开破”，临床常用至数两。

张锡纯认为“学医工夫原有数层”，其中“就第一层工夫言之，则最在识药性”。他指出“ «神农本草» 为讲药性之祖，胜于后世本草”。但他本人在药性上的诸多发明皆本于实验与临床效应。如论山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三七消疮肿，三棱、莪术化瘀血等均基于个人经验。其善于运用生石膏、生山药的经验更具特色。

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张锡纯认为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 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症，有痢疾、疟疾、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张锡纯曾说“愚临证40 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

张锡纯临证以喜用山药而著称，他认为“山药之性，能滋阴又能利湿，能滑润又能收涩，是以能补肺补肾兼补脾胃，在滋补药中诚为无上之品”。其所创制的160余首方剂中，有48首方应用山药，其中27首方中山药为君药。他用山药滋阴功效治伤寒、温病、淋浊、消渴，用其利湿功效治带下、泄泻，用其滑润之性治咳嗽，用其收涩之性治脱证，用其补肾功效治喘息、淋浊，用其补脾功效治久泻、久痢，用其补肺功效治虚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