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西方思想之源

希腊诞生了西方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如主张“万物源于水”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Thales），主张“数即万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主张“我们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因而被称作“流变派”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人文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体系哲学家柏拉图（Plato），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腊文明火炬传递到托勒密王朝、古罗马帝国，前后延续了800余年。

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则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壮观的局面，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公孙子，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等。其中，儒家确立了中华道德文明的基础，道家展示了“道法自然”生态学取向，阴阳家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墨家承继了《周易》的辩证类推逻辑，与西方的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逻辑鼎足而立，为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思维工具。而老子对宇宙本源的思考，对事物普遍规律的探索，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

这一时期科学上颇有成就的是天文学和数学。托勒密总结了古希腊的天文学成就，出版了《天文学大成》，统治了西方天文学界1000余年；中国则于公元前4世纪制定了世界最早的星象图表《甘石星表》，发明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预报地震的地动仪，从汉朝到1785年，共记载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称世界之最，除了中国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保存14世纪以前的星图。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集希腊古典数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宏伟的演绎系统，作为教科书，使用了2000余年；中国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成书的《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算术，对欧洲的数学复兴卓有贡献，1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发现了勾股弦定律，3世纪的《海岛算经》，创立了“割圆术”，祖冲之根据其理论，计算出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数。

仅从天文、数学这两门科学的成就来比较，就可以看出东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差别：希腊人的科学思想，重理性思考，重逻辑推理；中国人的科学思想，重实际观察，重解决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差别在于：希腊人尤其崇尚探索精神，喜欢发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强调顺应自然，善于安排“怎么做”。这种差别，至今仍然体现在中、西医两种医学身上。

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分别诞生了西医学和中医学。

2医学之初

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西医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和人物，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全集》与古罗马的盖伦（Galen of Pergamum）；中医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和人物，是《黄帝内经》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差不多诞生在同一时期。《希波克拉底全集》采用了“地、水、火、风”四大理论作为医学的哲学基础，以“黄胆汁、黑胆汁、血液、粘液”四体液学说作为生理、病理基础，是一种宏观的哲学方法，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气血津精的理论异曲同工，都属于自然哲学。希腊医生认为人体得病是“四体液”平衡失调所致，纠正失衡的方法有服药、吸罐、放血、海水浴、日光浴等，目的是调动人体的自然疗能，以恢复身体的平衡。这些都与中医的观点相似。

  《黄帝内经》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框架，它广泛吸取了当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所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无所不包，特别是把那些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如元气论、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水乳交融地结合到医学理论中，至今还对临床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盖伦和张仲景分别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全集》和《黄帝内经》的学说，但都有所创新，有各自不同的取向。盖伦一方面是个临床家，使用几百种药物治病；另一方面，他对解剖表现出莫大的兴趣，自称从大象到苍蝇，无一不是他的刀下过客，但他恰恰没有进行过人体解剖。张仲景则更加重视临床，他将《黄帝内经》的理论运用于临床，对当时广泛流传的传染病和几十种疾病，提出了理、法、方、药俱备的治疗方法，创立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辨证论治体系。

《黄帝内经》的问世，完成了中医对人体和疾病规律的认识论；《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解决了中医的临床治疗方法论。这两种著作，为中医奠定了2000余年颠扑不破的理论基础。相对来说，《希波克拉底全集》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盖伦的学说存在人体解剖学方面的漏洞，两者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学说体系，在统治了西方医学近千年之后，最终被近代医学所否定。

3中西医分道扬镳与现代西医学的诞生

1543年，意大利的解剖学教授维萨里（A. Vesalius）出版了《人体之构造》一书，改正盖伦的解剖错误多达200余处，以600余幅出自名匠之手的解剖图谱，令世人叹为观止。西医学从此摒弃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与自己的古典传统彻底决裂，将学科重新构建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之上，与近代科学同步，开始了近代医学的历程。但维萨里的解剖学成就，仍然没有用于临床，中西医的“彻底分道”，只是理论上的界定，与实际情况滞后了几乎400年。

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W. Harvey）发表了《心血运行论》（De Motu Cordis），将数学与实验这些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成功引入医学生理学研究，发现了血液循环。1761年，意大利解剖学教授莫干尼（G. Morgagni）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提出从形态学上寻找疾病的原因。但这种思维方法的真正影响不是在当时，而是在200年之后。

实际上，18世纪的西医主要理论仍是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治疗的手段和使用的药物仍然是欧洲古代的传统方法。显然此时在西医临床医生那里，还根本看不到中西医“彻底分道”的迹象。

中西医的分道扬镳，应该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决定性的标志有两点：第一，方法论的改变，即借助于显微镜，将微观的方法运用于西医。开始是用于一般的生理、病理学研究，后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地用于精密的外科手术和检测技术。第二，是药物的改变，即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化学合成药物取代了原生态的药物。至今为止，这仍然是中西医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而且是西医取得巨大成就和出现某些问题的关键所在。

19世纪上半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细胞，下半叶又发现了病原微生物。对于以治病为宗旨的医学来说，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致病的微生物，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1882年，当人们在显微镜下看到德国细菌学家科赫（R． Koch）用蓝色染料染出的结核杆菌时，没有人不为用微观方法取得的重大突破欢呼雀跃。因为结核病是历史上危害人类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据统计，19世纪全世界1/7的人患有结核病，如今终于在显微镜下找到并锁定这个元凶了。进一步的工作，就是用药物杀死结核杆菌和那些致病的微生物。

首先是德国的艾利希（P． Ehrlich）从科赫用染料给细菌染色中得到启发，进行了几百次试验，1909年，终于从一种叫“锥虫红”的染料中，研究出一种可以杀死螺旋体的药物，虽然杀不死结核杆菌，但治疗梅毒有效，取名为“606”。这是西医运用化学疗法治疗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接着，德国的杜马克（G． Domark）同样从染料中提炼出磺胺药百浪多息，具有广泛的抗菌作用。更大的惊喜则来自弗莱明（A． Fleming），他无意之中发现青霉菌的分泌物有杀死细菌的作用，后来制成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劳显赫，挽救了无数被细菌感染的伤病员的生命。虽然青霉素还是对治疗结核病无效，但“可以利用一种细菌去杀死另外一种细菌”，这种全新的思维，为药物的研制开辟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天地。一时间，牛棚、马圈、猪栏、狗窝、厕所，一切细菌最易孳生的场所，都让微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趋之若鹜。第二个幸运者是瓦克斯曼（S． Waksman），他在1944年发明链霉素，人类终于找到能够杀死结核杆菌的“特效药”了。“特效药”的说法最初见诸文字，确实是给链霉素特制的第一顶桂冠。接踵而来的是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抗生素的发明。“对抗疗法”，随着外科手术和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在西医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治病方法。而18世纪莫干尼寻找“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的见解，借助于现代科学仪器的进步，已经成为西医临床的思维定式。

4现代医学怎么了

20世纪大量涌现的医学成果，无不与微观的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有关。从发现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到绘制出人类基因图谱，高度精密的人体检测仪器，显微外科手术，器官移植，遗传工程等，这些依靠微观的方法论与现代科学的进步相结合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使传统医学望尘莫及。医学进入到分子研究水平，随着人类基因组的陆续破译，很多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有望获得新的突破；化学合成药物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结束，生物制剂将成为主要的药物。

当然，离这个时代的到来，尚有相当长一段距离，目前，西医最辉煌的成就主要还集中在外科手术和检测技术领域。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医内科和内服的西药，对已检查出来的许多病（当然不是所有的病），要么无药可治，要么药物的毒副反应很大，旧病未好，新病又起；还有相当多的病，用最高端精密的仪器，也查不出原因，更找不到合适的治疗方法。仅仅是西医认定而一般百姓并不熟悉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就已经达到近3000种，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用手术解决，大部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因为大部分找不到确切的病因，只能用患者特定的临床体征或发现者的名字予以命名。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手术之外，现代医学在药物治疗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其实只有半个多世纪，主要是维生素、激素和抗生素。磺胺药和青霉素的发明，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开始的里程碑，20世纪被称之为化学合成药物时代，让曾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医生们激动不已。美国医学家兼科普作家托马斯（L. Thomas），在其名著《水母与蜗牛》（1979）中，动情地描绘了当时的心情，严厉地责怪西方过去上千年的所有治疗都是“荒谬的错误”，然后，他骄傲地宣告：现在，细菌可以用抗生素杀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预防，癌症可以用手术、化疗、放疗，而且不久将攻克，享有完善的医疗保健福利的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恼人的事儿”，只是如何对付慢性病例如关节炎的折磨，和考虑人生百年之后怎样无疾而终了。

托马斯先生实在乐观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他将一系列精彩文章集结成册、把美国人民撩拨得心花怒放的第二年，即1980年，美国发现了世界第一例艾滋病，如今，艾滋病的蔓延几乎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30余种新老传染病的肆虐，使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在1997年的世界卫生日发出“正在出现传染病，全球警惕，全球应战”的警讯。抗生素在开始阶段对细菌确实有强大的杀伤力，然而，几十年过去后，效果却越来越差，副作用也越来越大，有效期越来越短，人类只好不断地发明各种新的抗生素，从而导致价格越来越昂贵。细菌通过遗传变异，拧着劲儿同医生对着干，人与病菌的这场竞赛至今胜负未明，了无止境。还有病毒呢？人们似乎忘记了，直至疯牛病一来，鸡瘟一来，乙肝病人大量出现，特别是2003年SARS的突发，以及2005年禽流感全球蔓延，人们才知道：原来现代医学还根本没有找到对抗病毒、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真正有效的药物。

人们早就心存疑问：现代医学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毛病？没有人坦诚相告。被化学合成药物折腾得早已失去耐性的法国人，早在1980年代就发出这样的呼声：“回到希波克拉底那里去！”他们向往过去用天然药物治疗的时代。当然，想回是难以回去了，心情可以理解，历史无法倒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近代医学已经同传统彻底决裂，形成了百年以上的断崖，哪里还能找到古人的足迹？他们魂牵梦绕，一直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终于，西方人发现东方尚有一块古老的、完整的医学绿地，就像哥伦布当年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

于是，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这些曾经被、而且仍然被某些西医权威贬称的“旁道医学”、“替代医学”、“非主流医学”，甚至“伪科学”，忽然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

5中西医之别

以近现代科学为背景的西医，在取得极其辉煌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在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面，还会留下了许多误区和遗憾？而经历了2000多年风雨沧桑的中医，在经受了近代科学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为什么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日益传播全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历尽艰难的中西医结合，为什么代表着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妄图取消中医的言行，为什么是极端错误的？

 西医与中医，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法论。

西医是在近代西方“征服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学科，“对抗疗法”是其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中医是在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学科，“调节平衡，扶正祛邪”是其治病养生的主要方法。

西医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原子论”是其哲学基础，“还原论”为其主要方法，近代科学强调精确和清晰，长于实验与数理统计，长于微观认识；中医建立在古代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元气论”是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其主要的方法论，古代科学强调和谐统一，长于动态观察，长于整体联系，长于宏观把握。

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是从生理和病理解剖出发的，西医重实体，重形态，近百年来，更借助于现代仪器的发明，从器官、组织一直认识到细胞、基因，微观的认识论几乎登峰造极。因此，西医重视检测指标，注重疾病的病因和结果。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建立在对生命活体的考察之上，中医重结构，重功能，通过望闻问切，面对面地收集患者体内发出的动态信息，由于重视个体差异、气候环境、心理因素对于发病的影响，中医才有因人、因时、因地治宜的临床要求，才有“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因此，中医重视证候表现，注重疾病的过程和趋势。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方法论，导致中、西医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优势和不足。

西医是当代主流医学，西医的优势，是通过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而体现出来的，它的长处在于：有不断创新的外科手术与检测仪器，有一套成熟的常规抢救和生命维系措施，在对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疾病的治疗和对疾病的实质性的诊断方面，在接种疫苗、预防大规模疾病传播方面，在整体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医无法替代。中医的优势，是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而体现出来的，它的长处在于：有几千年积淀的有效理论与临床经验作为后盾，无论是药物还是针灸，都副反应小，价格低廉，不但长于治病，而且长于养生，对亚健康状态，对许多需要通过服药治疗而不是手术治疗的疾病，特别是对许多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老年性疾病、诊断不明的疑难疾病等有很好的疗效。总的来说，微观认识，是西医所长，而宏观认识，整体联系，是其不足；宏观认识，是中医所长，而微观认识，定量研究，是其不足。这两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科学史上找到根源，从临床中找到实证。

由于医学并非如同数学、物理那样的纯自然科学，不能完全用微观的、静态的、割裂的、局部的、分析的方法研究，医学研究的对象是活的生命规律和疾病规律，故医学必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是医学、技术、经验三者的结合。因而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其本身都不是完美的科学，都存在缺陷，有的疾病用西医治疗效果好，有的疾病用中医治疗效果好，有的疾病西医与中医共同治疗效果好，因此，纯中医、纯西医、中西医临床结合，这三种医学都有存在的必要！

6殊道同归

尽管中西医两大体系具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目前在理论上不可能结合，但两种医学可谓殊道同归，都依靠自身的方法论和长期积累的经验，认识到生命和疾病的一部分规律，两种医学的最终目的都是治病救人，两种医学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如果中西医结合起来，在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特别是在对付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严重疾病方面，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相互尊重，不存偏见，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争取创造单纯用中医或西医达不到的效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正是中国医学在全世界医学领域中所具有的潜在的、独到的优势所在。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中医与西医，互相之间，成见很多，误会不少，加上近年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其中挑拨离间，中西医之间的团结面临着考验。面对着人类大量尚未认识、无法治愈的疾病，中、西医为什么不能暂时摆脱文化上的差异，理论上的分歧，学术上的偏见，在临床治疗方面互相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呢？尽管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目前还不够理想，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代表着医学发展的未来方向，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它是现代东西方文明汇合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是花开第一枝，遭遇碰撞的痛楚和早春的严寒，在所难免，但前景一定灿烂辉煌！

 通过价值认定的方式审视中医知识体系，使我们对中医学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同时也发现，中医知识体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健康的维护和疾病防治的手段，它更是一把开启我们思想宝库的钥匙，为解决当代一些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启示。

        近百年来，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从未消停，中医存废论、废医存药论等等学术争辩的核心，便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所有“取消中医”或“废医存药”论点，都是站在“中医不科学”的立足点之上。随着人类科学的不断进步，论争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国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即便中医不科学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一词，随后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所向披靡地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这120年间，“科学”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直至目前，“科学”尚无精准定义，但是在数十种对科学的释义中，达尔文1888年所表述的科学核心要素“事实”、“规律”都是必须包含的内容。简单来说，科学是指以培根倡导的实证主义、伽利略为先驱的实验方法为基础，以获取关于世界系统知识的研究。其中“实证”“实验”“证伪”是其基本特征。这也是汉语“科学”词义从“科举之学”演变为“分科之学”的由来，也是科学“发现物质本原”——还原论本质的基础。

        科学的本质之外，带给人们的是“探索”精神：承认世界的无限性，人类认识的有限性。

为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对科学的内涵和外延：

1、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实证、实验是其主要方法；

2、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众多知识体系中的一种；

3、科学只能解决有客观现实基础的问题。科学不能解决思想道德、价值判断、社会取向、个人态度等问题。

4、科学不是真理，科学只是寻求真理的途径之一；

5、科学精神是勇于探索，不断发现未知世界；

        6、科学有局限性，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科学错误。

        经过上述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取消中医”者们的问题所在：他们的荒谬不在于“中医不科学”，他们的荒谬在于“凡是不科学的都要被消灭”！——他们的荒谬在于将科学变成了霸权主义。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医确实存在不符合现代科学本质的内容，中医很多研究对象不是客观的物质，而是虚拟的概念（如五脏）；中医的理论也有很多无法用实验的方式来证实或证伪。但是，科学的精神要求对未知的知识勇于探索，而不是消灭。可知，“取消中医”违背了起码的科学精神。人类认识真理的途径很多，宗教、文艺、心理、哲学，都不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假如真的采用“不科学就要取消”作为判断标准，最应该取消的倒不是中医，而是宗教。

基于同样的道理，对“科学”的认识偏差，不仅仅是在中医界，国内诸多领域内都有将科学“泛真理化”现象，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甚至有宗教化、神学化的倾向，科学成为一切知识的顶层，高高在上，所有不以物质世界为对象、不以实验手段为方法的其他类型的知识，都像婢女一样蜷伏在尘埃之中。

五四运动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彰扬，为了打破闭关锁国，思想僵化的局面，实现思想启蒙的目的，采用了很多矫枉过正的做法，这在当时的情势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100多年过去了，对科学的本质、价值、地位仍然得不到清醒的认识，却是不应该的。

以表象为例，许多不以客观物质为对象的学科，纷纷自降身份，投奔到“科学”的门下，好像拳师有了少林的名头就可以行走天下一样，“社会学”成了“社会科学”，“哲学”成了“哲学科学”，“思维学”也成了“思维科学”……还有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研究院”改名“中医科学院”。

如果“科学”的定义真的改变了，变成了“真理”的代表词，那也应该昭告天下，人所共知，形成学术公知才是，否则就必须回归本真。目前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类赫赫在目，如果按照科学的准确定义，那将来一定会在实验室的细胞分析中寻找政治家的谋略，也可以考虑“移植”兴趣爱好……

另外，对科学的无限膜拜，在现实中也在上演着：国家对转基因粮食的引进、种植、生产，完全取决于实验室得到的知识，却不顾人类对生物演变几千年的观察，也不知道从“天人合一”理论中寻求依据。殊不知：“地心说”也是基于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人类使用塑料100多年才看到对生物生殖功能的损害——在科学泛真理化的背后，往往是科学双刃剑的另一面。

还有，“科学发展观”一词的广泛使用，是“科学”泛真理化的又一表现。从本质上看，科学只是物质世界的知识，不能解决价值判断等思想认识问题，但在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科学发展观”就是“正确的发展观”，这已经是价值判断的范畴了，“科学”成了形容词，正是“科学”在思想界被异化的真实写照。

因此，中医学跨文化传播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打破科学迷信的藩篱。否则，连自身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何以奢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