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书法、还有所有中国学问，全部统统应该撤离大学体系，我们把大学体系还给谈西方学问的人。”台湾作家、学者薛仁明之前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用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的讲座。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引来众多质疑和争议，该如何发展“中国学”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的薛仁明在谈到中医时说，这两年来在大陆对中医的批判一直没有停，在台湾人们却更愿意相信中医。最关键的原因是迷信科学，把中医科学化中医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最后，就培养不出像样的中医。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讲摘录：

从台湾人偏爱中医谈起

我先谈一件比较远的事情，(2014年)3月13日，我父亲突发脑中风，结果送到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医院，当天下午我弟弟先收到了一次病危通知单，晚上我到的时候又收到一次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非得要动手术不可，即使动手术，要不就是救不回来，要不就是成为植物人。我们兄弟商量，我也跟我内人商量，第一个决定就是不插管，医院又希望我们把我父亲送到加护病房，我们也拒绝，我们要让父亲在一般病房，我们要亲眼看到父亲，我父亲如果还有一点意识，他也会很在意旁边是不是他的亲人。

后来医院要插脾胃管，我们也拒绝了，医院说不可以进食，我弟弟也尝试先让他沾一点水，后来再沾一点藕粉，主治大夫还把我弟弟痛骂一顿。

我内人是学医的，她觉得医院点滴里面放了太多消炎药，一直在跟医生讲放太多了。结果医生说你懂什么？然后我内人跟他说，我懂，你们放太多了，我们不希望放那么多，他是我公公，他跟你的关系没有我们亲。

后来医院还是一直坚持我父亲脑血管破裂，一定要动刀，我内人就问他，你们动刀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医院也说不清。我父亲在医院待到第八九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弟弟就找了一个针灸的师傅，开始帮我父亲针灸。

我那段时间在大陆，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带我父亲到台北找我的一个中医好朋友，请他帮我父亲把脉，开药。每个礼拜针灸针两次，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父亲的静脉血块还没有完全打开，但他现在已经可以走到让我的小孩跟不上。

我特别提这件事情，其实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在上海《东方早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上海有一群不知道是文人，还是学者，还是医学相关的人，开了一场中医批判大会，非常严厉地在批判中医，据我所知，对中医的批判这两年来在大陆其实一直没有停，批判的声音非常厉害。

我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基本是不相信西医。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每个人都是全盘西派，年轻人没有几个看中医的，但年过50之后，竟然没有人看西医了，每个人都在看中医，谈养生。

西医只有特殊的情况看比较好，比如你需要开刀干嘛。慢性病没有人看西医，因为大家也知道看了也是白看。现在，大陆对中医的批判很简单，就是中医不行，中医不行的原因有很多，现在厉害的中医越来越少。

今天台湾那么多人开始看中医，恰恰是因为，第一很多人遇到蛮厉害的中医，第二西医医师基本上已经被打破了，大家已经被西医统治那么久，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中医的样子，因为台湾的中医很长一段时间非常不成气候。第一个，以前在日本统治时代就是西医了，所以台湾的中医基本上没有什么传承。第二个，在两岸还没有来往之前，台湾几乎很少有中药材，因为台湾自己能产的中药材非常有限，所以当时台湾的中药材真的是天价。

因此，在两岸还没有开放交流之前，台湾像样的中医非常少，所以中医非常没有说服力。开放之后一些人来大陆学，以前大陆还有一些老中医，结果学了一些回去，然后药材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所以就开始有一群中医有说服力了。

大陆现在为什么像样的中医越来越少了？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整个中医教育，整个中医教育没办法培养好的中医，为什么？因为中医教育全部都是用西医概念来训练的。

当初把中医的教育用西医概念来讲，是我们百年来最大的一个迷信，迷信什么？迷信科学，当时就觉得中医不科学，所以我们就开始把中医科学化，就引进西医的那些概念，然后把中医所有的名词用西医的概念来理解，来分析，这么一分析，中医就死了，中医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最后，就培养不出像样的中医。

中国音乐、中国美术哪去了？

同样道理，龚琳娜的老公老罗，他干了一件事，他常常跟中国音乐学院的一群教授舌战群儒，那些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心里面的中国音乐跟老罗心里面的中国音乐是两码事。

那些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认为老罗不懂中国音乐，可是，后来我听听才知道，真正不懂中国音乐的是这些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没有一个懂，全部都是用西音的概念来理解中国音乐，然后把中国音乐改造成西乐那样的标准。

我必须要诚实地讲一句，两岸的大学里面的人都不太有资格谈中国的东西，包括中国经典，他们即使可以谈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他们谈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的生命力。

今天的题目不是说“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医、中国音乐、中国美术、书法、还有所有中国学问，全部统统应该撤离大学体系，我们把大学体系还给谈西方学问的人。

我记得，我去年8月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中国美术学院成立时，请了近代史上排名前三的画家黄宾虹（黄宾虹与齐白石号称“南黄北齐”），但他们不让黄宾虹上课，为什么？他们担心黄宾虹误人子弟。黄宾虹讲的那一套跟中国美术学院那一套完全是相背离的，我今天只是借你黄宾虹的名声，如果你真的来这边讲不是乱套了嘛。

其实所有谈中国学问的每一个环节，统统都遇到同样的困境，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还给他们。

大学体制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

别人姑且不论，我说我自己。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高中时怀着对中国历史的憧憬，被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给打动了，结果等到我真正读了历史系，4年下来，我读越多的书，我自己离通天人之际越远，还没有读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点近，越读就离得越远。为什么？从我们进历史系的第一天，就学导论，老师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写论文，就开始教我们怎么分析，怎么批判。我后来回头想想，笑死人，我们连书都还没有好好读过一页，就开始教我们批判，然后就教我们怎么做卡片，怎么引用资料，所有读的书都是资料，从来没有老师教我们好好读过书。

全部都是在分析，在整理，在作比对。幸运的是，我后来实在受不了，我大学四年级决定不再读研究所。我如果还继续在大学里面读中国学问，那就叫自欺欺人。

当时我最认真上的一个课，一个中文系的老教授，他讲《庄子》，有一次我去台大去旁听他的课，是面对大众的。结果那一门课三个人听。我在想，中国学问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很自动的把整个中国学问都消灭了。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那不是某一个老师的问题。今天，即使你再有心的人，进入这个体制，你也会做得很牵强，做得非常事与愿违，即使你是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大家看一看唐君毅晚年的一些心情，他比较诚实，比较诚恳。整个体制本来就是设计给西方学问的，中国学问在这种地方一定不适合。

为什么不适合？第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西方学问的根本体制，是站在客观的、分析的一个角度。      

什么是中国学问？简单地讲，两句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把人家讲到听不懂，固然对方有问题，你自己也有问题，这个才是中国学问。孔子跟人家讲话会不会讲到人家听不懂，不可能。孔子不只跟有学问的人讲话，一个人的学问只能跟有学问的人讲，那个人的学问是假的，那个不是中国学问，那是西方概念的学问。

什么是大学？大学是西方的产物，西方的大学就是所谓知识的殿堂，什么是知识的殿堂？我们要站在客观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事物。今天，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地方来谈中国学问，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把中国的学问改造纳入这个架构，这样子你才能够被承认。大家都知道港台的新儒家，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儒释道三家纳入西方的哲学体系，他取得了西方的认可，开始跟西方所谓的对话，从此他们在学院占得一席之地。现在，台湾谈所谓中国哲学，一半以上还是新儒家的徒子徒孙。

问题在哪？最后中国学问儒释道三家的力量从此消失掉了，儒释道真正的力量就再也不见了。这种做法简单的讲就是“西体中用”，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架构来讨论，来谈。大陆这边姑且不论，据我所知，这是台湾的主流，台湾所有会被认可的东西全部都是西体中用的东西，可是，所有西体中用的东西，骨子就是西方的。

假设有一天真的撤出来了，中医、书法、美术、舞蹈，只要是中国的，我们全部脱离大学，另外成立一个体系，我们暂时把这个体系叫做书院体系。那这个书院到底怎么操作？到底它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中国学问跟西方学问的第一个最大的差别是，西方学问他要把情感给抽离出来，用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分析。中国学问的第一个特色是要问你的感觉在哪里，中国的学问一定要清楚的看到你这个人。有真人才有真学问，这是中国式的说法。

中国式书院教育的可能性尝试

整个中国学问它建立的第一个基础是恢复中国人的感觉状态，所以我们将来书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恢复这个感觉系统，现在两岸有非常多的所谓书院，但它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能离我讲的还是非常远。

到底怎么做？宋代以后的书院不一定是中国最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大家知道整个中国文化是从宋代之后开始萎缩的，书院固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功劳，可是整个书院实际操作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萎缩可能也有推波助澜的恶果。

现在两岸到处都在做，到处都在尝试，我觉得可以参考的一个是在台湾的台北书院，另外一个是我这几天待的辛庄师范。

我先谈一谈台北书院，台北书院其实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构，大概就10个左右的老师开课，目前在上课的老师只有五六个，学员来上课也非常松散，就是今天你要上某某人的课，你就来报名交钱，他什么时间你就来。另外一个老师有兴趣，那你就去，非常松散，但台北书院上课的内容，师资，还有环境，值得参考。

先讲环境，那个空间感很接近，尤其晚上的时候，会让人家感觉你是进入唐宋古画的那种画面，这个地方好安静，整个心可以静下来。我记得有一个美术编辑一次到台北，我带他到台北书院，看到台北书院的讲堂，他说，好想在这边上一次课。

上课的内容分两大块，第一块讲经典，这里讲经典跟大学讲法完全不同，他不是分析式的讲法，更不是什么寻章摘句，考证，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讲经典是直接扣着生命来谈，那些外在枝枝节节的东西不谈，也就是说他们这种谈法是绝对不能写论文的，因为也没有分析论证，可是你听着，听着，生命会被触动。

第二，台北书院有很多艺的课程，他们有一位台湾最好的京剧小生曹复永先生来谈戏曲美学。第一个他戏演得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背后的美学说的很清楚，这个很不容易。他们也请几个重要的书法家，谈书法跟生命的连接，书法后面整个中国人生命的态度。谈艺的目的是什么？艺是凭感觉的东西，从感觉中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感觉，然后再拉到中国人的生命状态。

第三个，台北书院的师资，他们的师资最重要的他们除了是经师之外，更重要是人师。所以台北书院的师资本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相当的年纪，因为没有相当的年纪，你生命没有办法累积到那个厚度，生命的智慧没有办法到达那种通透。

北京辛庄师范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受，现在全世界有一种体制外的非主流教育体系，叫做华德福教育，辛庄师范是要培训华德福的中学师资，看他们的实际操作，我感觉他们在尝试中国式书院教育的可能性，这个尝试非常有意思，这个尝试可能比两岸其他的书院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启发性。

辛庄师范所招收的学生，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很多人其实在外面已经当了很久的老师了，到了这个地方，一切归零，重新当学生，过团体生活。每天早上5:30起床，6点开始站桩、练武术，7点吃早餐，这个师范没有厨房的员工，所有的学生就是厨房的员工，这个师范也没有打扫的工人，所有师范的学生就是打扫工人。早餐之后，他们上比较重要的主课，中国文化，他们第一个邀请的是台湾的王振华先生谈中国文化的精神。王振华先生所讲的某些内容其实不见得有多好，但王振华先生人非常好。王振华先生的调性，可能也是辛庄师范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你讲什么其次，人要保证后面的这个学问，这个是中国学问的根本。

我在他们那边上史记，不管谈刘邦，谈项羽，都是在谈他们自己生命的连结，谈怎么跟你生命的连结，谈怎么对应当代的社会，这是辛庄师范谈学问的方式。

上完史记之后，有一个小时是带着他们看京剧，让他们恢复中国人的美感，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身体线条，中国人声音，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中午，他们又有一群人先回去做饭，到了下午，他们要去田里面种地。傍晚有一些人再回来做饭，晚上去禅修，最后再自习读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书，10点30分准时就寝，集体生活这样子过一年，他们这些课程有一个特色，基本上不空谈，即使谈中国学问也不空谈，谈来谈去一定要你自己有感觉，不谈没感觉的东西。

辛庄师范跟台北书院有一些通性的东西，不谈纯粹抽象的东西，不谈跟生命无关的东西。所以林谷芳先生在台北书院创办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台北书院所谈的学问叫做立命之学。

大学能让你安身立命吗？

中国的大学，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你的安身立命，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你只会越惶恐，你的生命只会越不安稳。你即使有某些地方好像还安稳，常常都是因为外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可是你内在生命的安稳并不是因为你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大学体系给你哪些安稳的力量？哪些生命的指点？没有。大学没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

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安。南怀瑾讲过，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病是精神病。我上一次来北大讲《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后来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之前从来没看过我的书，也没有听过我的讲座，那一天纯粹是冲着我的题目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困惑，有这个躁郁。

这个躁郁的问题不只是大陆和台湾，是全世界的问题，大陆的浮躁躁郁恐怕在全世界比较靠前，因为大陆信仰真空，然后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科学崇拜，把自己给活活困死。

我昨天接受《北京晨报》访问，记者跟我提了一个看法，因为我跟他强调了台湾的祭祀传统保存得非常好，现在非常多的人，甚至知识分子，都参加早晚三柱香，不管是对家里面的祖宗神位，或者到庙里面，很多人保持着这个习惯。

记者模拟很多知识分子的话语说，早晚三柱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吗？我只好不客气的回答，会觉得早晚三柱香是非常愚昧的这个想法才真正愚昧。我就跟他说，今天所有的华人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马来西亚那些华人，甚至不止是华人，韩国、日本每天三柱香，每天祭祀，或者祭祀是他生活很重要一部分的人有多少，难道你好意思说，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所有这些人都是愚昧的吗？

我们被科学主义洗脑得多彻底，洗脑到连拿三柱香都觉得是愚昧，这么愚昧的教育才可怕。弄到最后，只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不安。

书院将来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国大陆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心不安，所以，将来书院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心安的问题，让人安身立命。今天书院培养的学生有办法安身立命，这些人将来才有办法去安别人的心。

因此，书院将来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大，更积极。他不仅要扮演老师，扮演文化工作者，甚至要扮演从政者的角色。换言之，书院将来要培养的是一个个可以身心安顿的士人，中国传统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士”。

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脑袋加思维的。书院要培养的是士，士是什么？士要先有感受，先能够感觉，然后自己先能够心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然后知道先修养自己，修己已安人，这个叫做士。

知识分子没有修行的问题，没有修养的问题，他们是每天在想，每天在批判，每天在分析，跟士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要把士跟知识分子扯在一起。

培养出士之后，士很重要一个角色是要从政，这就牵扯到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政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将来慢慢地变，第一个，绝对不可以走向政党政治的路，走到那条路，只有那些知识分子很兴奋，可是中国就完蛋了，中国一完蛋世界就完蛋了。

第二，中国共产党也要慢慢告别一党专政，他既不走政党政治，又不是一党专政，那怎么办？中国共产党要慢慢转型，转型成什么？要转型成士党，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治。

那中国共产党转型成士党之后，士第一个要恢复天下为己任这个担当，更重要的士是要恢复修己以安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个中国文化，先安顿自身再来安顿别人，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原点，可能往这边慢慢转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慢慢找到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路。

我今天谈“以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命题，可实际上是最有现实感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