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辟整版谈美国民主式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院四位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民主作出解读。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张维为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

　　输出美式民主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袁征

　　美式民主并不完美，其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更是暴露无遗。“三权分立”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架构固然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也可能带来政府运转不畅和效率低下，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造成政治僵局。这在近年美国党派之争日盛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党派之争一直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生活，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政治极化现象的凸显，美国两党间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不断加剧，甚至演变成互不妥协的争斗。两党相互扯皮，使得国会立法效率低下。刚刚过去的第113届国会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效率较低的一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各不相让，不分是非曲直，为反对而反对。白宫和国会之间也是争论不休。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一度跌至10%以下。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利益群体碰撞与妥协的产物。利益集团介入政治生活，竞相施加影响，以便出台对自身有利的相关政策。这种讨价还价的民主机制或许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会出现重大偏差，但决策过程常常过于冗长，效率低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是对美式民主一针见血的描述，形象地道出了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金钱可以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政治游戏，穷人往往被边缘化。金钱政治早已成为美式民主的弊病。“共同事业”的始创者约翰·加德纳曾说过，在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竞选经费体制能带来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败和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式民主并非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对外输出更是危险。

　　输出行为，背离民主精神。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将输出美式民主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外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背离了民主的基本精神，难以自圆其说。民主本身应当是由当地民众自主来选择发展道路，而对外输出美式民主本身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准则。

　　国情不同，难以照抄照搬。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尽相同，难以照搬美式民主的基本模式。美国民主制的建立是基于美国的国情设计的，其逐步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早在美国立国之前，公民自治理念就已在北美扎根，有广泛社会基础。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成为凝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而美国输出民主的对象，大多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美式民主适合美国的基本国情，但未必适合这些发展中国家，“移植”到这些国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强行推广，成功机率甚微。罔顾基本条件，凭借枪炮或政治高压来输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会带来严重危害。基本物质条件、稳定秩序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的发展只能是水中之月。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最为关注的首先是国家的独立和温饱问题，然后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强行推行美式民主，反而容易造成局面失控，带来灾难性后果。

　　输出目的，以自身利益为主。事实上，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并不单纯，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所在国民众对美国产生愤恨乃至仇视。在美国大谈自由民主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会忘记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反共需要而不惜支持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即使在国内，美国做得也并不完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依旧存在。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对外推广民主的说服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而四处碰壁的例子屡见不鲜。当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典型。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通过战争手段推翻原有政权，有意将伊拉克建成中东地区民主拓展的桥头堡。但美国显然低估了国家重建所面临的困难，以为美式民主辅以枪炮就可以恢复当地秩序，这自然是一厢情愿。时至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还动荡不安。在美国撤军之后，两国政府都难以有效掌控局面。秩序难以恢复，更谈不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民主也难以真正实现。而战争带来的恶果却要这些国家的民众来承担。“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出现的混乱局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式民主，美国人颇为自信，其他国家中也不乏盲目推崇者。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法治水平乃至价值观念相适应，通过自主探索形成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道路。而民主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美式民主只是一种选择，远非唯一选择，况且美式民主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他国家不能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美式民主，否则将带来政治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