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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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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匪：祸国殃民 ，指有组织的匪徒或行为如同盗匪的政治集团。
近代中国内战频繁，盗匪猖獗，政府通常将各种造反的武装团体与盗匪等同。
清朝政府曾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粤匪”，义和团运动则被称为“拳匪”。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各派政治势力常以“匪军”之名加诸于对方。国民政府在1927年宣布剿共后，贺龙、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等地建立独立的武装与国民政府对抗，国民政府遂将中共红军及本身称为“赤匪”、“共匪”、“毛匪”、“毛赤”、“黄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则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称为蒋匪或蒋介石集团。
共匪或称赤匪是中文里对共产党的人士一种蔑称，其多数情况指中国共产党党员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共人士，很少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此名词主要用在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包含国共内战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对立的时期。也有以“共狗”、“土共”、“黄俄”、“共惨党”及“国家黑社会主义”[1][2]等称呼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支持者。
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予承认的人也会使用“中共”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3]，但该用法很少，或者是称呼伪“中华人民共和国”，此时的中共一词也是贬称。[4]亦有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称作匪区或者北平匪伪政权[5]、中共匪区[6][7]、大陆匪区、沦陷区。
共匪和赤匪亦可以指向中国共产党附属组织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包括“越南共匪”（越南共产党）[8]，“朝鲜共匪”（朝鲜劳动党）。[赤匪”一词用来指称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而“共匪”除指称共产党人外，还用作指1949年前后的中共政权：
中国目前最大之祸患，厥为赤匪。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当前最急要之工作，亦莫过于扑灭赤匪。赤匪之祸患，其已发露于江西、湖南等处者，固在政府与当地人民协力扑灭之中，而其潜伏于他处，冀图使各省均为江西与湖南之续者，亦已渐露其端，而实不容吾人之忽视。以各地受匪残害之种种事实言之，赤匪之存在与蔓延，不惟于中国民族生存与发展不能相容，且于全国人民各个人之生命与生计不能并立。
《国民政府向国民会议提出剿灭赤匪报告案》 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二日
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蒋中正:《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共匪党啸聚了一些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和卖身投靠份子，扮演了所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不到十天的短时间内，执行了共产国际预定的计划，宣布了苏维埃极权主义的国体，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采用了俄国式的红旗，改变了我四亿五千万国民同声诵唱的国歌。
蒋中正:《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九日
现在的共匪，不管他手段如何毒辣，方法如何奸诈，都是不足畏的。因为他根本是一个无人性道义的匪党，迟早必然要消灭的。何况现在全国民众处在他横征暴敛宰割屠杀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即使其不能揭竿而起，亦必将箪食壶浆以迎国军。这种普遍的民怨沸胜更要加速共匪的崩溃，促成我们的成功。
蒋中正:《军人魂》 民国三十九年
杭州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城外的西湖，周围几十里。湖边有杨柳，真像一张图画。杭州人民，有的打鱼，有的种田，十分快乐。所以大家都说杭州是天堂。 自从共匪到了杭州，又是“清算”，又是“斗争”。人民被杀的被杀，饿死的饿死。过了几年，共匪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们把人民当牛马，让几百人几千人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睡觉。男的在男“公社”，女的在女“公社”。使得家人分散，爸爸见不到妈妈，妈妈见不到儿女。人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吃不饱，穿不暖。杭州从前是快乐的天堂，现在变成了愁苦的地狱。
中华民国国小《国语课本》第五册第十四课《天堂变成地狱》[10]
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同胞之公敌；对外肆行颠覆侵略，为联合国所裁定之侵略者。目前大陆虽为毛共匪帮所盘踞，但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代表他们的共同意愿与痛苦呼声，并给与他们反抗毛共暴力，争取人权自由以最大的勇气和希望。
蒋中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 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与此类似的词汇还有“匪新华社”、“杀朱拔毛”等。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则被称作“中共匪区”、“大陆匪区”、或简称“匪区”。[11][12][13]“共匪”的间谍曾被称作“匪谍”。[1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被称作“匪伪政府”或简称“匪伪”，例如《戒严时期台湾地区查禁匪伪邮票实施办法》。
1983年，蒋经国在总统文告首次以“中共”而非“共匪”称呼对岸政权。此后，在描述中共政府机构、职称及文件时，仍要将相关名称用引号包住以作不承认之意，如：[15]
台湾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共匪一词就不在正式场合使用，“匪区”一般改称“中共统治区”。随着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台湾有越来越多民众使用“中国”一词来指称中国大陆，但在中华民国官方正式公文中通常仍避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以“大陆”或“中国大陆”称之（陈水扁担任总统时例外）。[16]1994年，中国大陆浙江省发生千岛湖事件后，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曾经公开说中共是“土匪政权”，以“像土匪一样害死我们那么多同胞”批评。[17]
香港[编辑]香港一些传媒和泛民主派人士有时使用“土共”一词来指称香港亲共人士或建制派支持者[18]：
土共这种紧急转呔的无耻手法屡见不鲜，最明显的是七六年那年，今天喊彻底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江青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明天就喊打倒“四人帮”，文革是“十年浩劫”；在香港一直引为笑谈。如今故技重施，没有与时俱进，香港土共可是太不争气也。
凌锋：《中央支持特首 土共紧急转呔》[19]
自1949年至1971年之间，除左派报纸外，香港的反共报纸（亲国民党或港英政府）均以“中共”称呼大陆的政权，以区分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又称“自由中国”）政权。
不少香港网民，如高登讨论区的使用者，亦使用“共匪”一字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国共产党或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人。单是2011年4月一个月内，高登讨论区已经有798个“主题”或“跟文”内，使用“共匪”字眼。[20]“共狗”一词被爱护动物人士认为是侮辱犬只[21][22]。
香港亲共人士另有一个蔑称是“港共”，最早见于六七暴动期间，亲国报纸（如《工商日报》）以此词汇抨击左派暴徒的恐怖主义行为[23]。及至2010年代随着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班子上任，有高官被指为共产党员，“港共”这一称呼再被亲民主派传媒（如《苹果日报》）所使用[24]。
中国大陆[编辑]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期，就有部分中国大陆示威者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公审杨匪尚昆、伪总理李鹏”的横幅，可能就是受了中国国民党方面“共匪”、“匪伪”等说法的影响。中国大陆的一些论坛为避免受到中共压制，常常把“共产党”和“共匪”列为屏蔽关键字，于是网民又以“GCD”、“GF”（分别是“共产党”、“共匪”的拼音首字母缩写）、“TG”（音译：土共。另有象形意义：T为锤子，G为镰刀，锤子与镰刀即中共党徽）、“土共”（或异作垬）、“土鳖”、“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之缩写，此处反讽）、“The Party”（或简作Party）等指代中共。亦有以“天朝上国”或“天朝”（或异作兲朝）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处亦为反讽）。
随着“共同愿景”提出的3项“体认”得到巩固和强化，5项“共同促进”得到逐步落实，尤其是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两岸人员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前所未有。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这是朱立伦就任国民党主席之后首次访问大陆。
习近平会见朱立伦 自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以来，十年间，两党高层交往频繁，两党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局面。 友好合作超过十年，这在近百年的国共交往史上，绝无仅有。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国共分分合合，既有亲密合作，亦曾兵戎相见。 总的来说，2005年之前，两党“分”的时候多，合作的时间短。 1921——1949：两次合作，十年内战 1949年之前的28年，国共有两次合作，分别是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以及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合作时间大概11年半。 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更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被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之职。 其后成立的黄埔军校，蒋介石担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前线督战的蒋介石看到叛军追来，拔枪企图自杀，被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陈赓下了武器，连背带拖救出来。 两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而曾救了蒋介石一命的陈赓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 8年抗战期间，两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期间也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的冲突。 两次“国共合作”之外，这28年间，两党长期内战。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两党爆发了长达10年的内战，国民党先后5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过草地、翻雪山，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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