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秋，一天，小妹递来一封信，说是在井边拾到的。拆开一看，内容大意是：“华松兄，久闻大名，知你电技高超。今日本应前往你家，但觉得有很多不便，于是请见字后于今天上午十时左右，在华城车站内见。我手拿一本书，穿白色球鞋。”
地主崽见信后没有考虑，当即前往。十一点左右到达车站，正在左看右看之际，被二三个人（便衣），引进了车站的接待室，二话没说被锁上手铐。没多久，就进了五华看守所。
 
华城镇天后街有一间日杂商店，老板姓张，其兄在“乱打乱杀”时期，也在“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字之中。真惨！还是高中生，才二十来岁。改革开放的大潮冲淡了人们的记忆，那已是上世纪的事了。
张老板，早已花甲出头，为人正直忠厚，来往都是客，茶水极为方便，于是亲朋，好友，同乡，同学，故旧，每逢圩日，不论有买无买，都喜欢到他店里竭脚坐坐，他的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有一天，一个是当年治保主任，一个是当年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约而至来到张老板的店里，茶话之中讲起文革初期，把武松骗进车站拘留，然后被投进看守所一事。先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说，武松曾经讲过，那年他应多谢捉他的人，倘若不是提早进入看过所（当年被戏称为黑色保险柜）里，他肯定会在乱打乱杀时期没命了。接着主任讲述经过：“县公安也是，自已又不敢去抓，反要我暗中协作，叫我送信，偷窃似的，既不能直接交给他，也不能给旁人看见，那段时期都是乱七八糟的事。”
 
文革武斗进行到决战阶段，各派为显示自我，专拿“五类”开刀。那天，五类们被分成二类，一类是捆着的，一类没捆，没捆的占多数，这些人被赶到乌坡河的河滩上，距乌坡桥约二十米，桥高约三米，三米高，二十米远，是一个良好的射击场所，二十几个活“耙子”，事先被捆得扎扎实实，一字形排列着。其他五六十个属培罪者，当中有十五六岁的黑五类后代，距离前排捆着的那一类，只有十米八米远。
 
武松的妈妈属于“培罪”那一类。小妹还好，没有被拉去，此时她只会哭。妈妈还会回来吗？她心里一直在问。不久，上刑场被吓得半生半死的妈妈，抖动着瘦小的身躯，失魂失魄地走着回到家中，说是偷走返回来的。许多人都还正在做工，挖穴的挖穴，扛的扛，抬的抬。枪声过后，本要他们去埋那些同类的尸体的，但妈妈与另一个人借口回家拿（锄，铲）工具，离场后，就偷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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