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精心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报告，分为摘要版、简明版、完整版，并将这三种报告同时寄送给中央最高层十余位领导。他强调，是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寄给中央领导的，并没有找任何特殊关系呈送。

　　自今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3月1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以来，重庆政坛的动态始终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侦查。

　　事实上，早在“重庆事件”发生前半年，就有一份名为《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下称“打黑报告”）被呈送给中央领导。报告对重庆打黑过程中的种种“黑打”现象（即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打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当时，所谓的“重庆模式”正如日中天。

　　坊间甚至有传闻称，“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这份报告不无关系。这份打黑报告是如何出炉的？又是如何呈送给中央领导的？中央领导看到报告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近日，《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在上海就重庆打黑报告出台前后的情况与报告的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进行了交谈。

　　为何要写打黑报告

　　除在华东政法大学担任教授之外，50多岁的童之伟还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及上海宪法学会会长。

　　据悉，报告是童之伟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独立完成的。报告全文5万余字，有完整版、摘要版和简明版三个版本。在报告完成后的当月，即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中央十几位领导。

　　童之伟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颇为不易，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重庆的打黑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谓的重庆模式也如日中天，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仕途亦被广为看好。

　　谈及在当时的背景下何以想到要写这么一份报告，童之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的立场比较独立，与外在的形势无关。“不是媒体说它搞得好，我们就支持，也不是媒体说它搞得不好，我们就跟着批评。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宪法和法律。”

　　童之伟表示，作为法学者，他对重庆的唱红以及黑打现象，一直都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而这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倒台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站在宪法、法律和中央的立场上讲话的，这在根本上不会有大错。”

　　童之伟认为，重庆其实决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在打黑之前就是个人间地狱。事实上，他过去常去重庆，薄当权之前重庆的治安状况与武汉、南昌、南京等其他省会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几年有一种把薄熙来和王立军到任之前的重庆妖魔化的倾向。这对他们的前任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和数据如何获取

　　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童之伟认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的很多做法极不正常，存在大量违法办案的情况。

　　当本刊记者问及其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是否曾前往重庆亲自做调查时，童之伟表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大量的违法办案情况，仅从公开的报道，就已看得非常清楚，根本无需亲自去调查。“各个学科之间有所不同，社会学家要了解一种社会现象，需要去调查了解，深挖根源。而我们做法学的，通常不是特别强调调查。法律事务，就以刑事案件来说，其实就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在侦查阶段是需要做现场调查的，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一般是不做现场调查的，就是把案件材料拿来看，如果有问题就提出来，如果没有问题，证据又比较充分，就认可了。案件起诉到法院，检察官把证据向法庭提出来，法庭可以做法庭调查，但一般不会做现场调查。法庭调查通常就是向控方、被告人、证人等分别提问。”

　　童之伟表示，法学就是根据已经展示出来的现象来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所以，有人说我没去重庆亲自作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去重庆调查。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根本不用搞现场调查，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做过很多其他形式调查的，如同到重庆办过案的律师谈，对来自重庆的各色人等做访谈、与去过重庆的官员、学者聊那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等等。这对于我来说是经常的事情。”

　　这份5万多字报告撰写起来并非易事。“要一个个地整材料，因为所讲的事情都要有根据，否则别人要整你，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事实或数据都要有来源，至于说这个来源是不是十分可靠，我并不一定有把握，但它毕竟有公开的来源，如来自华龙网等网站、《重庆晚报》、《重庆日报》或《法制日报》等等。” 例如，据《重庆晚报》2009年9月26日报道，前一日，重庆市公安局通报“利剑3号”行动战果——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国庆期间全市治安稳定，同年9月24日晚10时至25日2时，全市多警种开展了代号为“利剑•3号”的集中清查行动。警方还有通报称，警方自2009年9月4日起开展集中清查行动以后，短期内即先后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893名，缴获各类枪支142支。

　　童之伟认为，重庆警方这种一个晚上抓捕近千人，短期内关押数千人的行为，是典型的凭感觉抓人、先抓人后取证。而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要在犯罪事实基本查清之后才能作出拘留或逮捕的决定。“案件是要一个个地去侦办的。大规模地这样弄肯定不可能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实际上是搞运动。”

　　另外一则被媒体广为引用的案例是：在2009年3月的一次重庆市公安局副处以上公安干部会议上，王立军主持会议，会场杀气腾腾，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据透露，此次会议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当时在场者，无不胆战心惊。

　　对此，童之伟认为，这也是明显的违法办案。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如贪污、受贿等，应该是检察院的职责，由检察院来立案侦查，决定是否逮捕，轮不到公安和武警用开大会的形式现场捕人。“这些报道的内容重庆官方并没有否认。一个国家机关，如果媒体报道冤枉了你，你要出来澄清。这么长时间都没否认，就说明事实就是这样的。”

　　童之伟认为，当时重庆打黑运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就是刻意布置普遍违法办案，把抛开法律、违法办事作为办案的基本经验。他们不是不懂法，而是因为在领导者个人过分极权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方近乎完全放弃了相互制约，很多官员完全不愿意其行为受法律约束。

包装黑社会的秘密在于株连

　　根据中国的法律，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淡化的说法，类似于准黑社会，而非真正的黑社会。

　　童之伟认为，如果确有黑恶势力，该打就要打，关键是要实事求是，但不能没有黑社会也要包装出一些黑社会来打。“重庆的事情也许最大的问题就是包装黑社会。”

　　根据童之伟掌握的情况，他确信重庆很多所谓的黑社会都是包装出来的。比如，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案就是典型。根据童之伟的调查、与李庄律师的讨论，以及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信息，重庆官方认定的龚刚模组织、领导的有四五十人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实际上都是一些孤立的案子，“团伙”里很多人甚至连龚刚模都根本不认识。

　　那么，重庆为什么要包装黑社会呢？童之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为了搞“株连”。“比如有个企业，可能会有员工犯罪，按照道理，谁犯罪谁承担责任。但一旦这个企业被定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下面人犯了罪，其主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而其老板就是首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作用就是便于株连，在此项罪名下，警方能够把很多不相干的人抓起来。”

　　株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逃亡海外的重庆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案为例，童之伟表示，李俊的公司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公司所有的高管就可以全部抓起来，这样就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吃掉，财产全部没收，“所以必须株连”。

　　“我为什么把重庆的所谓打黑称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因为它大规模地违法使用暴力，用搞恐怖统治的形式来对社会进行管治。它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你确信，我想把你抓起来就能把你抓起来，我有的是办法。他们要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心里都没底，都感到害怕，战战兢兢，于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乖乖做顺民，他们好随意剥夺或侵害你的合法权利。”

　　在2010年3月全国“两会”重庆团媒体日上，薄熙来谈到打黑时表示：“这次打黑重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一开始就是人民群众发起的。两年前我刚到重庆时，市委接到人民群众的不少投诉，我们根据这些投诉感觉到有必要打黑。”他说，2009年，重庆市政法系统光是命案就破了500多起，有的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有的时间更长。“但是，还有五六百起命案没有破，所以，还不能松劲……应该说，打黑除恶是不干不行，通过这一年的打黑除恶，我本人的感觉是大吃一惊，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欠账还没还完，还得继续努力。现在，杀人犯跑到全国各地的还有好几百，我们还得继续去努力奋斗。”

　　对此，童之伟表示，没破的案子都是一个个的具体案件，不可能因为采用了打黑的方式就把案子破了，案子没破是因为没有线索，无法侦查、时间过去太久等十分复杂的原因。他质疑道：“难道打黑之后这些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全解决了？就都有线索了？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逻辑关系嘛！除非是使用刑讯逼供，真案假破，随便拉一个人刑讯到他承认为止，再找些假证据。”

　　报告如何上达国家最高层

　　2011年9月，断断续续经过4个来月的艰苦努力，重庆打黑报告终于完成。童之伟精心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报告，分为摘要版，只有一页纸；简明版，3000来字；以及完整版，全文5万多字。他将这三种报告同时寄送给中央最高层十余位领导。童之伟对本刊记者强调，他是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寄给中央领导的，并没有找任何特殊关系呈送。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我是完全替领导着想的。如果他们有兴趣，一页纸两分钟就可以看完了，法学家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看他们也会有基本的印象。如果他们再有兴趣，还可以看简明版。如果特别有兴趣，也可以看完整版。总之，随便他们取舍。”

　　童之伟表示，报告寄出去以后，他知道中央领导收到了。过去，他也给中央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提过意见，并且很快便有了反应。“我们这些人是文人，尽我们力所能及在做事，只管说出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有参考价值意见有时会提供给中央领导，寄给他们之后，结果如何我就不管了。我又不是跟他们做生意，不需要对价，也不问他们要课题费，完全是在尽国民或党员义务。”

　　至于在报告寄出去以后，中央有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童之伟表示，他并不指望中央会答复，并且迄今为止，官方和学校里没有任何人找过他，既无人表示鼓励，也无人给他施加压力。但童之伟强调，中央对他的意见应该还是会参考的，因为他所谈的问题跟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中央领导没有理由不看一看，“关键我是超脱的，出以公心，再加上我作为宪法学者在学术界还多少有一点点影响”。

　　至于为什么在2012年春节之后，报告才在网络上流传，会不会与那时王立军事件已经爆发有关系呢？童之伟强调，他并没有把报告当作机密，并非等到事发了才拿出来。在报告寄给中央领导一个月后，2011年10月22日，童之伟将报告的完整版提交给了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我并不是怕重庆方面知道，当时参会代表就有好几个是重庆来的，重庆收集信息的人员也很多。此外，这份报告我寄给了十多位中央领导，当时薄熙来正如日中天，知情者很多，有些人估计他今后可能上位，在报告流传过程中被转发到重庆当权者也是极有可能的。”

　　2011年秋天，他就把报告作为论文投给了《炎黄春秋》和《领导者》两家刊物。在2012年春节去日本讲学之前，他还谋求有关刊物发表，只是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如愿。

　　春节之后不久，王立军事件爆发，刚从日本回来的童之伟尚未找到发表其报告的地方。他觉得不能这么老是耗着了，于是就放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共识网”发表了。此后，网络上的转载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超过了他的想象。全球许多大媒体及国内媒体都相继采访过他，报道了该报告的要点。

　　当本刊记者问道，“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他的报告有无直接联系时，童之伟说道，他个人并不觉得报告本身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整个法学界普遍都对重庆黑打（某种意义上讲也包括唱红）很反感，并且也以不同的形式做出了反应或加以抵制。“很多学者、律师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强烈批评、抵制了重庆唱红和黑打，我的报告只是这波洪流中的一滴水。从理论上讲，也不能说我这份报告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也不宜夸大它的作用。我的报告对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做法批评得比较全面，有一定高度，这点似乎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全面地从法理的角度来批评重庆唱红和黑打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讲，确实比较少见。”

　　童之伟说道，当时重庆的很多做法都违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我没有使用‘路线’这个词，但我认为重庆在某些方面事实上走的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路线。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也提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清算左的路线的决议。尽管我们一般不使用‘左’这个词，但重庆的很多做法确实是‘左’的。在整个报告里，我明显倾向于批评‘极左’，这也是事实。”

　　童之伟对重庆“黑打”研究发现

　　1、重庆打黑最大的问题是包装黑社会，即，没有黑社会也要创造黑社会来打。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包装黑社会是为了搞“株连”，而“株连”的目的又是为了把相关公司吃掉，没收其全部财产。

　　 2、重庆黑打剥夺的对象，都是闷声赚大钱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薄熙来、王立军这样做的原因看来有两个： （1）、主要经营房地产的非上市私企大老板，事实上比名声在外的上市私企老板更富有； （2）、上市私企的利益与股民利益事实上被股市绑在一起，薄王还没有找到对他们下手而又能避免股民连锁反应的好办法。

　　 评论：童之伟：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

　　深度报道：薄熙来案发前后

　　"据调查，薄谷开来（薄熙来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尔·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经复查，现有证据证明尼尔·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详细]

　　延伸阅读：重庆反思："社会管控型打黑"的教训

　　江平：我们常常说"打黑"成了"黑打"，我觉得"黑打"倒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词，准确地说应该叫"运动式打黑"。"黑打"和"运动式打黑"还是要区分开的。"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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