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香港民主运动的目标、策略与前景

2014年10月06日联合早报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现为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于2006年至2009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

时事透视

围绕香港特首普选的博弈，随着“占中”的发生，进入了一个对抗的高潮。事到今天，唯一真正的输家是香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除了北京因为携实力和顽固看法而不肯妥协外，泛民自身的策略也实在大有问题，对如今难以收拾的凌乱局面难辞其咎。内部日益分化的香港，其前景不容乐观。

香港民主派争取普选是一场和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博弈，在某些人认为简直就是“民主革命”。说到根子上，这也是争取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泛民等政治力量不仅能在香港管制架构中有效参与，甚至是掌握管制权。既然所争取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应该制定实实在在的策略，采取实实在在的手段。可惜，泛民迄今为止所理解和奉行的策略手段，完全可以用儿戏来形容，可谓理想、浪漫和幼稚兼具。

首先，泛民的指导思想基本是一套空洞宽泛、来自他乡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也许民主的基本目标和形式具有普适性，但实现民主的手段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要意识到这是个实力的博弈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绝不是几句教条所能解决的。笔者曾和一个泛民议员交谈，他津津乐道于自己以医生的专业身份，曾专门进修硕士级别的民主课程，论文也是关于台湾的民主运动历史，是以很了解民主。但是，台湾的民主斗争条件，在香港是否合适？我几乎没有看到对此有什么深入的思考。相反，泛民领袖头脑里充满“公民抗命”、“街头斗争”、“游行抗议”等教条手段，且除此之外几乎不知还会做什么。

其次，泛民斗争目标不清晰，经常混淆直接目标与间接目标，处在一种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状态。如果争取普选“夺取政权”为第一要务，就应该集中资源朝这个方向进行战略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泛民将争取普选与其他事情勾连起来，如在中央安排的北上会谈活动中，携带“六四”敏感资料闯关被拦，导致泛民人物无法参与会谈等事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且这种携带敏感资料闯关的行为，其实也未见得是真心实意的关怀，而常常是出于表演目的。

再次，泛民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对手，甚至也不屑于去了解。作为泛民博弈对手的中央政府背后的真正决策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建党将近百年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组织，不管其理念是否先进，它的政治斗争经验总之是异常丰富。对手从哪里来？它是如何决策的？它决策时考虑哪些因素？它的内部不同意见最后是如何达成共识的？能否以及如何与它及它内部的各种力量进行沟通，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民主派可以说对这些几乎没有概念。

由一点可以看出，全香港几乎没有一家成规模的智库，能够对中国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进行高水平研究，香港的大学也缺乏这样的学者（即使有，他们在“香港民主中国专制”这个已经被限定为唯一的政治正确框架中，难以客观发声）。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自然有之，但他们基本都在美国、欧洲、日韩和新加坡。相形之下，香港充斥的是大量通俗小说体的“大内秘闻”、“宫廷政治”作品，其宗旨还是商业性的，以图卖给喜欢猎奇的大陆游客。

以这种指导思想和斗争技能武装起来的民主派，最后搞出“占中”这样的极端行动，实在说不上高明；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也几乎肯定不会取得成功。第一，“占中”破坏的是香港自己的经济运行和法治秩序，这如同在自家屋子里点火，烧毁的是自己的财物，而别人家都在安全距离之外，无论如何闹，都是在自我破坏。第二，既然“占中”甚至是比这更激烈的行为都是自我破坏，北京只要坐视乱局就好，且有实力不作出任何让步。而香港的民主派，实已无牌可打。

如“占中”这种大规模的示威行为，估计在香港难以持续一个月以上，最多三个月。长期持续的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社会抗争，在两种情况下会发生：一是在那些压迫极端民不聊生的社会，抗争者无路可走，衣食都已经成问题，无论如何抗争，“失去的只有锁链”；二是当初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停滞不前，但半“福利”式的体制犹在，能保证基本的工资待遇且工作纪律松散，大家可以抗议直到制度解体。香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在香港这个很富裕的社会，如果有学生不能上学，有业者不能工作（自然工资也受影响），且所抗议的不是涉及到身家性命衣食住行这样的切身问题，这种抗议应该难以持续下去。

但即使大规模抗议平息下去，香港社会也会进入一个死气沉沉的阶段。为政治情绪所困扰，整个社会的上进心，包括创业精神和进取精神，都会难以振作，进而会出现人心思离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可能性，是香港出现能够凝聚整个社会的务实领袖，代表港人和中央政府谈判出真正的普选。

如前所述，考虑香港问题不能忽视民主自治和中央地方关系这两个方面，最后的解决方案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笔者所设想的方案是，在香港和中央之间建立一种“准联邦”关系以实现这种平衡。它大致包括如下基本原则：

一、启动中央政府与香港各界的谈判（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并非不可能，而是现代国家中经常发生的），重新修改《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详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分清楚后，互不相犯。

二、这种重新划分权力，不应影响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普通法法治。

三、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特首无须中央任命，但特首有不受干涉的权力，以负责法律规定属于香港有权处理的事务。立法会议员同理。

四、香港必须像其他省市一样向中央交税。

五、终审权收归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法设立港澳审判庭，聘请受过普通法培训的法官。

六、逐步废除陆港边境管制，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其初步的设想，旨在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现为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于2006年至2009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