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2014-01-21 共识网

 

    写在前面的话：红卫兵道歉之后

   最近几年，有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他们做的迫害行为道歉，并且上了媒体。特别是最近的两个例子，在北京第八中学陈小鲁道歉之后，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也道歉了。北京报纸报道了宋彬彬的“道歉会”。因为红卫兵“道歉”成为大新闻。仅仅我接到的中外媒体的询问采访，就有十家之多。 

　　我认为红卫兵道歉是社会中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做了坏事应该道歉，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道歉，对个人来说是有道德心的表现。特别是对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如果不道歉不悔过，人民向往的和平社会不可能出现。 

　　“道歉”这个新主题显然是和文革紧密相关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7年半了，然而关于文革的反省和讨论一直冻结着。这一次，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1966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不可回避地被提到，而且将得到思考和分析。 

　　红卫兵道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同时我也发现，人们对于他们为之道歉的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却并不很了解，特别是对在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是和多年来文革历史写作的冰冻状态直接有关的。因此，在这里我愿意把我通过长期的调查和采访发现的事实贡献出来，请大家阅读。 

　　我相信，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会使得对“道歉”新闻的讨论更有依据更有深度更有教育意义。冻结了的文革历史讨论产生了裂缝，crack。从力学上说，在裂缝边缘处会出现“应力集中”。这次如此多人对红卫兵道歉的关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方面的裂缝出现之后，在裂缝边缘产生的“应力集中”的表现。乐观的看法是，人们将因这个讨论获得一次在智慧方面的发展机会。 

　　《恐怖的红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这里增加了此后新发现的材料，并且补入了因纸质杂志篇幅限制而未能放入的一节“红八月在外省”。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笔者希望读者电邮给我您所知道的红八月的受难者名字，使得这一历史描述更加全面深入。也希望纠正本文中可能发生的事实错误。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为此预先向您道谢。

 

《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发展到全国）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头和笔头的攻击，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他妈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于学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实行一场“语言美”教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脏话。）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曰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的教育体制和学校里“阶级路线”。显然前者的名称更适合于大型群众组织所用而被推广使用。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准许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在“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立宣言中，该校两个红卫兵都是在“要武”新校名下加入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后果也十分明显。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晚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在舞台上打过之后，他们又被押下舞台，在观众席上“游街”，遭到更多殴打。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汪家璆（女）在“斗争会”后，被装上卡车从中山公园送回机关，到达后被从卡车上一脚踢下车去，昏死在地。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古话有“杀一儆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被抄家后“自杀”。（这里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该校语文老师韩静芳当时因半身不遂病卧家中。她的妹妹韩九芳是北京第八中学的化学老师和副校长，她们都同住西城区府右街西椅子胡同11号。第八中学红卫兵来抄家，把韩静芳打死。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身亡。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把他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死里逃生。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学校负责人程璧（女）抬她的尸体。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8月24日，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并被关押在学校中。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他在被“斗争”、抄家后又被驱逐出门。10月3日，汪含英逃出第四中学和丈夫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而且遭到毒打，他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和关押，上吊身亡。北京远郊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死亡。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并遭到各种酷刑，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被关在那里时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北京第31中学书记杜光，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以后，被送进了学校旁边的医院的“太平间”（即停放尸体的地方）里。幸亏这个医院有个医生认识她，听说以后到太平间去看，发现她没有死，把她救活了。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北京第13女子中学的校长兰佩云遭到毒打并被剃了“阴阳头”。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进行“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还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吴兴华死亡，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检查。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女）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服毒，她是中国最好的一部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校园“劳改队”中劳动时，来北大“革命串连”的红卫兵把他叫到路边，煽他耳光。10月9日，沈乃章教授服毒身亡。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校中遭到野蛮“斗争”，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杯强迫长时间跪在系办公室阳台栏杆外侧70公分宽的平台上被毒日暴晒“示众”。在9月底他和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改”。他们睡觉的房间晚上反锁不能出门。向达肾脏有病不能排尿，双脚肿大，却不准治疗。他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时年65岁。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一批“牛鬼蛇神”被关在“科学馆”里三个月，睡在地板上。关押期间，除了“劳改”，还受到各种侮辱和折磨。一名被关在其中的受访者说，一天晚上，几个副校长副书记和教授被命令排队出去抬死人，是抬一批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教授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9月5日，俄语教授胡明在校园中教工宿舍楼“工一楼”跳楼身亡。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遭到“斗争”，被罚跪，被挂牌子“游街”。1966年9月1日，他和妻子吕静贞一起在家中上吊身亡。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他幸而没有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曰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上文写到的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讲话彭小蒙（女）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作“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但是失去了三个手指。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 “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已经在1970年代迁址。人们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只是说，她平时“是不起眼的人”。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农业科学家）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下来。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生。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名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传统的房产私有彻底结束了。私人拥有房产是到1980年代才又开始的。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商店，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当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女）。那时她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被剃了“阴阳头”，并遭到殴打。梁光琪的一个儿子那时曾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后来自己的妈妈也被打死，他说，他为此“后悔一辈子”。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高孑非也遭到毒打和关押。高孑非后来告诉家人，几个该校的红卫兵要把她推下四楼去，说，“死了算自杀”。她拼命挣扎，死命抓住窗户框子，没有让她们把自己推下去。她活过了文革。 

　　第二天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校中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化学老师刘澍华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之后，半夜从清华大学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团委书记顾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刘澍华一起跪着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坏失明。该校红卫兵在8月27日印发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当时能够印发铅印文件是很大的特权）中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当时北京根本没有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传单这样写，是在说谎，而且用这种谎言煽动和刺激起更残酷的迫害。 

　　在北京的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现在有人说红八月发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为“失控”。这不符合事实。打死一个两个人可以说是“失控”，在两星期中陆续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这是谋杀。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很快死亡。 

　　1966年8月，当时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在红卫兵的原发地清华附中，8月中有三人受到侮辱、殴打和关押后，卧轨，跳高烟囱和服毒。其中教师刘澍华（8月26日）和学生郭兰蕙（8月20日）死亡，学生杨爱伦（8月8日）失去三个手指。在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36岁的工人陈彦荣（8月27日），60岁的北京大学家属吴素珍（8月22日），还有一个被打死的女人至今未查到姓名（8月27日），红卫兵说她是“地主婆”。她的尸体丢在操场上，有红卫兵开着抄家得来的摩托车从尸体上碾过去。在也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袖章是该校红卫兵设计的），在8月5日打死了卞仲耘校长之后，8月下旬红卫兵又在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西单“玉华台”饭庄的一名19岁的女服务员。 

　　六、红八月在外省 

1966年8月初，在北京红卫兵兴起大规模校园暴力，打死卞仲耘校长及打伤大批教职员的同时，暴力行为也在各省市开始了。但是由于笔者的能力不及，这里能记载下来的只是发生在全国的红卫兵暴力的很小的一部分。

南京 

　　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静仪和丈夫吴天石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折磨死亡。据笔者现在所了解到的，李静仪和吴天石是文革中全国最早的在“斗争会”上被杀害的人。北京最早被杀害的卞仲耘校长是8月5日被打死的。 

　　李静仪和丈夫吴天石被打死的情况和卞仲耘案件相仿。“斗争会”由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召开，“斗争”了该校的一批领导干部和教员。8月3日傍晚，他们来到李静仪家中抓她的时候，把她的丈夫也一起抓了。吴天石是文革前的江苏省教育厅长，资深共产党人，在学校全面停课开展“群众运动”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已经按照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在5月16日发出）的指示，把省里一批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界的领导干部撤了职，吴天石也在其中。李静仪当时就死亡，吴天石在两天后死亡。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4和56岁，并不算老，显然他们是被程度强烈时间很长的暴力行为折磨致死的。 

　　据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长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出版于文革结束20年后）说，当他在8月初在北京参加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他把吴天石被打死的事情当面报告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未写他们二人如何反应。但是正是那个会议的“决定”，把文革的规模和暴力迫害都大大升级了。 

　　8月3日杀害了两个人，还被当作光荣。南京师范学院的文革群众组织，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非常活跃的组织之一。李静仪和吴天石的孩子受到巨大压力，一直不敢说他们的父母是被打死的，只说是因肝炎和高血压死的。 

　　在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到北京“革命大串连”回到学校，立即召开大会打人。目击者说，大会开始，礼堂大门打开，一队红卫兵走进来，为首的举着一面大红旗，把“斗争会”弄出非常戏剧化的声势。该校历史老教员朱庆颐被打死。 

　　9月5日，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数学教员韩康。从早晨开始，韩康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被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批斗”，到傍晚时候死亡。体育教员夏忠谋没有当场死亡，晚上被关押在学校实验室。他看到韩康已经被打死，自己明天要被继续“批斗”，在夜里把衣服撕开拧成绳子上吊身亡。 

　　暴力也扩展到整个社会。8月26日，在南京鼓楼广场，“斗争”了数百名“资本家”。他们站在烈日下，全部被用墨汁浇黑了全身，只看得见白眼珠。 

　　上海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在复旦大学，8月5日晚开始对当时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包括拳打脚踢，黑墨浇身，罚跪和强迫作“狗爬”等等。8月8日，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学生“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死亡。目击者说，他被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墨，被“游街”几百米，在地上爬，并被踢被打。赵教授当时74岁，已经退休。他在校园内被拖了几百米远，又站在桌子上被“斗争”。在那里就倒了下去。生物学老教授谈家桢遭到“批斗”，站在搭在两张桌子间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学教员，那时不再工作，也在大学家属宿舍遭到“批斗”，被强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条可伤害膝盖）。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讲师毛青献被指控在他的单身宿舍房间中说了“反动话”而被“揪出来”。他在复旦大学灯光球场被“批斗”，不但身上被浇了墨汁，而且遭到殴打。他跳楼身亡。 

　　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 

　　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天热只穿单衣）。上海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打老师，血流在地上，强迫老师用舌头舔干净 

　　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 

　　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自杀。王守璠被红卫兵折磨殴打了一夜，还被强迫喝抽水马桶里的水。天亮后红卫兵放她离开，她投了井，死时不到30岁。 

　　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红旗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邱凤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关在教学楼三楼男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中，跳楼身亡。该校生物教员吴伯和被打得满头是血，腿骨被打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 

　　建东中学酆建华原来是教员，文革前因所谓“历史问题”不准教课只管工具，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不几天后死亡。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张孝祥被“批斗”后和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 

　　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 

　　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小学生红卫兵也折磨殴打老师。嘉善路小学的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一批小学教师和校长被押到大马路上“游街”。乌中路民办小学校长（女）是因小儿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着“游街”，走了很长距离，体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饱受折磨。 

　　一名受访的前上海市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一名受访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说，在人民广场，红卫兵围打一个人，说他是流氓，她也上去打了一下。这个人很快被打死了。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上海市委给了红卫兵头头吉普车，在街上奔驰巡察，十分威风。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其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后来也遭到攻击，两年后死在一口井里，被指控是“叛党自杀”。她的父亲后来也遭到关押迫害。但是在1966年，他们没有想过这类残酷迫害的事情将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南昌 

　　在江西师范学院，8月11号在校中“游斗”（意思是一边行走，一边“斗争”）了140余人。在三个小时的折磨中，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校医周天柱三人死亡，历史系教员何基也被“游斗”，当日晚上“自杀”。 

　　厦门 

　　1966年8月13日，在厦门第八中学（文革后恢复原名“双十中学”），语文教师萨兆琛在校中被“斗争”，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打了红“×”的大木牌，背上背着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红卫兵押着他从教学楼一楼游斗到四楼，接着又到北望楼操场，逼着他下跪，对他拳打脚踢。年近六旬的萨老师死在操场上。物理教师黄祖彬被强迫吞咽夹有大便的馒头。他遭到残酷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楼上，一天凌晨坠楼身亡。校长李咏裕被绑在一棵树上，红卫兵抓住他的头发反复在树干上猛撞，四十年后还看得到他头上的累累伤疤。红卫兵还强迫“黑帮老师”吃毛毛虫，强迫他们吞下红卫兵吃鱼吐出来的鱼骨头。 

　　福州 

　　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曾樾遭到“斗争”、抄家、毒打、水淹等折磨和侮辱，于1966年10月11日死亡。他的妻子一起遭到殴打侮辱，并在他死后被驱逐出福州，家中的藏书、字画和手稿都被破坏或者抢走。 

　　西安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女）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名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韩志颖，西安市第五中学校长。第五中学的红卫兵把凳子垒成高台，让韩志颖站上去接受“批斗”。他不吸烟，红卫兵把数支香烟点燃后分别插入韩的耳朵、鼻孔和嘴中，用烟熏韩。韩志颖被“批斗”致死。史青云，男，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该校红卫兵“斗争”他和副校长及教导主任。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他们。他们先被强迫跪在地上挨打，后来又被强迫绕着学校操场爬行。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能爬得较快，而史青云由于体型较胖爬不快，遭到红卫兵更多毒打。史青云被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开来。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他是文革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打成重伤。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女）被打死。9月5日，陕西师范大学的地理教授黄国璋和英文讲师范雪茵夫妇在遭到“斗争”和抄家后一起自缢身亡。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被“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 

　　天津 

　　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女）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遭到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正在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走上教学楼四层从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他们在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武汉 

　　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多次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女）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广东省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一批教员遭到“批斗”。8月8日早晨，遭到“批斗”的该校语文教师何佩华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轨上卧轨身亡。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乡劳动两年，回到学校后在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广东佛山专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数学教员邓勋，遭到“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身亡，死后尸体还被红卫兵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拉着“游街示众”。中山县石岐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严臻年上吊身亡，化学老师陈汝汉被民兵押送回家乡茂名，在村子里被用锄头打死。这个中学的语文教师陈现文和郑少妍，后来也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 

　　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女）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红卫兵谢若冰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还被剪了“阴阳头”。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张林“自杀”身亡。 

　　四川省 

　　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在关押中用刀片割血管身亡。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身亡，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身亡，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幸而未死。 

　　黑龙江省 

　　在“八一农垦大学”，8月28日，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被强迫在地上围绕主楼爬行。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教师，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北大荒”。他们在当晚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他们死后学校里还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 

　　从整体来看，外省的“红八月”，血腥程度都不及北京。北京当时被称为“革命中心”，事实也如此。不但文革的号令从北京发出，而且大规模的暴力杀人也从北京兴起。本来，北京是千年首都，被称为“首善之区”。“首善”一词，语出《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是说，要教化全国，要从首都开始。首都有示范作用。1966年，北京成为“首恶之区”。打人杀人，几千年的禁忌，北京先行打破，北京红卫兵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打杀平民，外省纷纷跟随。 

　　外省虽然跟随，但是总体上不如北京激烈严重，死亡人数也没有北京多。外省的滞后，说明原有的法律和民风还在起作用。尽管北京的平均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但杀人数字全国第一，而且是大大超前的第一。显然，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领导人在“红八月”中开始了红卫兵“革命大串连”活动，免费提供给全国的红卫兵学生火车票和食宿，让外省红卫兵到北京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让北京红卫兵到外省各地“煽风点火”（当时用语）。根据笔者的观察，到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和外省，残忍程度和死人数量，变得相仿。这是文革领导者两年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之后的结果。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红八月”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普通居民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也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对1966年恐怖的“红八月”，从事实到因果，从评价到解释，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笔者在此深深感谢在调查中帮助过我的人，也希望读者对本文作出补充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