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媒体人眼中的毛泽东与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 幸不知

2013年12月26日

【编者按】：12月26日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中国官方和民间对这一颇具争议的中国开国领袖的评价多有对立。文革、伟人、旧时代、口号、集权等复杂的符号都集于一身，那么毛泽东、毛泽东主义在当下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何有人怀念毛泽东而有人完全否定，在这一问题上，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有发言权。本文为一名曾经在少年时代接受系统教育，萌生对毛的无比崇拜而后深刻反思的八零后媒体人所撰写，FT中文网刊发希望能推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毛主席就要回来了！”

“毛主席就要回来了！”

大约一年前，我在济南英雄山“胜利”纪念雕塑旁，听到采访对象杨建国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伴着寒冬飘落的雪花，几个衣衫破旧的中老年听众大声笑着，他们胸前佩戴着毛泽东像章，却对这样的结论十分不屑。

翻过埋葬着中共内战阵亡将士的小丘，在英雄山南麓赤霞广场，毛的塑像于1997年被当局由倒闭了的国营工厂搬迁至此，继而成了在改革中失势的一代济南市民怀念过去的“哭墙”。

当局对这里的管制若即若离，每一年毛的冥诞，塑像所在的广场上总会聚集大量来自全省各地拥护毛泽东主义的人，他们在这里聚会，欢唱，悼念，有时亦会愤懑、咒骂甚至歇斯底里的哭号。警察混迹在集会的人群中，他们与这些普通市民有着部分契合的情感基础，尽管如此，某些行为仍然受到禁止，比如散发集资印刷的毛主义宣传品，这代表着官方意志——一切映射当下问题的行为无论左右皆不可取。

在我加入的若干毛主义信仰QQ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拥趸本想借120周年这一契机举办众多纪念活动，然而情况急转直下，当局在十二月初逐渐收紧尺度，很多精心准备的集会泡了汤。普通中国人并不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即使在政治体制改革趋于停顿的年月。互联网成为愈发有效的交流工具，据信仰毛泽东主义的济南市民杨建国称，他的主要知识来源是毛选和互联网，在毛泽东主义日渐式微的今日中国，他仍坚持在自己的“论坛”中每天宣传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毛的拥护者们仍然无处不在，在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社区、论坛甚至新闻评论版块，毛泽东的支持者们一直用激烈的表达维护着他们心中神圣的偶像——尽管他们被反对派嘲笑为被时代淘汰的渣滓。失意者怀念公有制，怀念“平等”的分配制度，怀念那时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怀念自己可以对领导“提意见”……在我去往济南采访之前的十一月，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在接受我关于十八大话题的采访中掷地有声：“那些怀念过去、怀念文革的人都是‘王八蛋’！”面对镜头，他神情坚定，目光如炽。

毛泽东主义是否将回归这个国度，在十八大闭幕后的一年中，不同中国人的答案不尽相同。

2013年4月，我在河南省淮阳县采访当地“民主中小学”校长夏祖海——一位据信是坚定的毛主义信仰者时曾真切感受到他的迷惘，在学校教室的墙壁上，毛与老子、释迦穆尼的画像被他并列摆放，理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成了佛”。夏祖海校长回避我一切关于评价本届政府的话题，因为“斗争太激烈”，而他“不想失去这块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净土”。在夏祖海为数不多的囊括了智障、多动症、先心病患儿的学生书桌上，“乌有之乡”免费派发的歌谱引人注目，一本如毛泽东语录般大小的册子里，充满了赞扬薄熙来，抨击普世价值的儿歌以及改编歌曲。

对毛泽东的态度似乎成了甄别一个中国人理性与否的重要维度，很少有知识分子如韩德强、孔庆东们那样采用犀利的语言歌颂文革时代的中国。

在被官方定义为“浩劫”的这段历史中，中国知识阶层逐渐被驯服。由是，在管制放松的后三十余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不愿参与政治，遑论昭彰“独立”“批评”的西方知识分子属性。与此同时，试图批评毛泽东的代表很难发声——特别是在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认”论断横空出世后。

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毛的历史评价若被不加节制的消解十分危险。每当我面对仍然伫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大招手”塑像，电影“再见列宁”中的镜头总是不期而至。

“我要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

大约十一年前，我开始在自己的卧室里张贴毛泽东画像，是时的我由于同班主任爆发激烈矛盾而被勒令在家反省。我翻箱倒柜找出毛主席语录，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下载文革歌曲，在自己屋子里“革反动教师的命”，站在床上大声背诵毛关于革命的论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母亲不堪其扰，希望与我谈谈，但她有时也会被过去的歌声打动而附和着唱两句，尽管她所经历的文革并不美好。

现在想来，大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时至今日仍然是摇摆的，在与我的父辈们谈及有关话题的时候，他们时而因为追忆起压抑的青少年时光而不忿，时而又希望一种超越制度的文革式强权可以将当下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青春期的我向母亲痛陈我观察到的这个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要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希望自己能像当年的“小将”们那样，在一个被支配被瓜分的世界里一呼百应，改天换地。

“可是法制何在，人的尊严何在？”母亲问我，我答不出，只能以“资产阶级法权”云云予以搪塞。为了支撑我的观点，我开始用每个月的零用钱购置大量文革书籍，我买齐了山东大学淘汰的“红旗”杂志，“林副主席语录”，甚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红宝书。在淘书过程中，我亦买到《中共五十年》和《我的回忆》，王明张国焘笔下的毛泽东是那么不堪，这些书被我弃之一旁，好多次我想烧毁这些诋毁“伟大领袖”的读物，但想想又忍住了，它们昂贵的价格让我不忍作出如此举动，我一直希望找个机会把它们以合适的价格出手，供其他革命同志“深入揭批”。

阅读在进一步丰富了我文革词汇的同时，亦给了我诸多困惑，我在那些读物上看不到“人”，而只有“群众”，我对号入座，发现自己的家庭属性根不正苗也不红，在我即将步入高中的那个暑假，奶奶在我贴满语录和文革宣传画的房间里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笑，她的笑里充满了对我的贬低和讽刺，她在大学时曾参与过地下学运，然而却始终拒绝入党，我揪住这一条质问她为什么不向党组织靠拢，她笑得更开心了：“因为我不想失去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至今想来，这句话一如当头棒喝。

我在完成学业进入媒体工作后时常回想起那时自己的状态，随着我的镜头和采访，我发现毛泽东对当下中国的影响远比我当年笃信他时所判断的程度要深。高中毕业的那年我第一次来到延安，当我见到五光十色的毛泽东纪念品在各大景点被议价出售的时候，曾经我偏执而狂热的崇拜摇晃了，印着毛头像的黑色纯棉T恤被挂在架子的第一排，然后是格瓦拉、拉登与希特勒，统统25元一件。

我开始兼听不同派别对于毛的评价，来到北京念书，我有时去苏州街参加乌有之乡的活动，有时看看同学手里有关林昭、王佩英的杂志。“毛概”老师用陈旧的口径讲课时我甚至会感到愤怒——在我们与旧时代切割的当口，对于毛泽东这样历史人物的解释不应当是平面而简单化的，假如一代又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只能了解一个平庸的结论，那么毛所书写的历史一样缺乏真正意义。

现在想来，我们一代八零后与毛的交集恐怕少之又少，少年时对毛曾经的崇拜或许来自一种莫名愤怒与躁狂。很多中国人在自己的不同人生阶段不知该如何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与十六岁时的我一样需要一个寄托，这种寄托所描绘出的毛泽东时而是无所不在的神格化形象，一切问题都因其迎刃而解；时而又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正义化身，一切在改革中被遗忘的美好都可以被吸附；时而它又变成一种纯粹的迷信，正如无神论者毛泽东曾反对的那样，它被祈求财源广进、出入平安……毛在当下已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潜知识”，当你试图接近他，看清他，评价他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困惑，并且，这困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不会解脱。

“把鸡的基因搞到牛身上”

在满篇都是“市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即使最最怀念毛泽东的拥趸亦很难发掘有关毛主义复兴的蛛丝马迹，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达过自己对未来中国深切的忧虑，然而在《决定》公布之后，她在一次讲座上却表示了谨慎的乐观。

上周末，我在济南英雄山广场再次聆听了市民杨建国的演讲，是时他正对转基因话题发表见解，与大部分左派不同，杨建国的态度相对温和，他将转基因技术形象的解释为“把鸡的基因搞到牛身上”，继而“牛身上长出来的肉不就是鸡肉味儿了么”。听得一干观众哈哈大笑。曾对我表示要开“总书记培训班”的杨建国，此刻已成为一个爱说笑话的普通老头。

这个冬天，毛泽东没有如1967年“北京消息”所预计的那样活到150岁，在他两个甲子后的寿辰，不同观点的中国人正试图倾听对方观点，在全部或部分的共识中向激越时代告别。英雄山广场的公告栏上，关于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集会的告示只剩下凌乱的纸屑。鸡的基因能否与牛的基因结合或许并不重要，在倾诉与倾听中，作为话题的毛泽东从未走远，远去的或许是前现代中国的盲动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