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

朱嘉明 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

第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国情是什么？“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30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
    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无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
    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市场经济万能”，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机会、权钱交易。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标准的。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可以从“国家”或者“宏观”，以及“企业”或者“微观”两大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这些标准至少包括：产权的清晰程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决定价格、成本、投资程度，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
    上述标准中，市场决定价格、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所以，诸如“市场失灵”和“市场失败”的问题，无从谈起。
    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 1980 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废弃计划经济。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论”。问题是，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成行政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从头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对于政府来说，市场不应该成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经济形态，而是政府的“新领地”。当然，政府的意志是通过决策集团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现出来的。
    在 1990 年代中期，决策层受计划经济传统影响，加上吸取东亚市场受政府管制的经验，在强化市场、民营经济和地方权力，还是强化国家管理市场、国家垄断和中央集权的关键问题上，选择了后者，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回潮，不是扶植而是抑制市场经济制度。结果是政府自身利益不但没有削弱，而是更加扩大。政府功能、政府机构、政府雇员、政府经费全方位增长，政府系统高度官僚化。政府所使用的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增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显著上升。
    第二，政府改造和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工具。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各类市场上特定的并起独特作用的市场机制包括：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等等。在中国，是政府的官僚系统决定货币供给量、利息率水准和汇率波动，没有市场机制的任何空间。例如，利息市场化喊了二十年，至今看不到它实现的可能性。
    此外，货币化应该是中国重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但是，货币化很快被政府所利用。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垄断，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还有，所谓的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甚至衍生工具，无一可以摆脱政府的监控和操纵。金融经济部门形成之日，就是政府获取新经济板块之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
    第三，政府异化为经济实体。政府不仅是国家对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和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代理者，不仅拥有税收资源和对金融资本的操控力，成为中国财富扩张运动的发动者受和益者，而且集储蓄、投资和消费主体为一身，成为实在的经济实体。以土地资源为例，自 1990 年之后席卷全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还有以城市化名义对城市居民的“拆迁”和农民土地的“征用”，其实就是政府主导之下的土地资本化。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政府一次性收取和一次性花掉，成为国有土地价值升高的最大受益者。
    政府财政能力的扩张速度，持续超过国民所得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的经济行为，从动用社会保障基金到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对国民经济影响至深。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市场，那么政府就是左右这个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最大变数。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通过对危机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误导，降低民众对市场制度的信心，增加对政府的依赖，加速国有企业对金融、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进程。
    历史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199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很快遭遇扼杀。没有约束的政府，凭藉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经过政府之手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
    所以，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秩序、保护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垄断，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介”；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占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2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
    简言之，政府以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

第二个“关键问题”──“关于垄断国有企业”。

1949 年之后，伴随私有制被消灭，中国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企业形式。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企业。1970 年代末初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企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企业加入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各类中小型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的扶植，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

但是，1990 年代以后，中国再次回归对国有经济的依赖和培育，市场基本中止了正常发育和成长，加之政府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及国有企业强化对资本、原材料、能源以及市场的垄断，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全面进入被限制、被压抑和日益萎缩的状态，成为了国有企业的附庸。

至 2000 年前后，垄断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导致了中国企业结构进入严重的单一化和畸形化状态。不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企业行为，都以国有企业为标准，以极少数中央企业为马首是瞻，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跟进。严格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进民退”，因为根本没有过“民进国退”。以下是国有企业的若干基本特征：
    第一，国有企业的行业和部门垄断。以中央企业为主，完成了对重要行业的垄断经营。包括公共供水、能源、金融业、保险业、石油业、矿业、能源、通信、航空、铁路、公路。其间，企业数量减少，但是，其平均规模、市场地位和垄断能力急遽增强。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而能源和通信业的中央企业，又构成了中央企业的核心。例如，在成品油市场，虽然零售商很多，但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家大型国企控制了产业链；电信市场，产业链较长、市场主体很大，但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公司几乎瓜分了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国家电网公司改变原本“厂网分离，主辅分离，输配分离”的反垄断政策，实现了对电力工业的彻底垄断。因为实现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为实现有效控制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产品市场的份额，提供了坚实基础。
    同时，以行业垄断为基础，通过联合的管理控制，联合的股权控制，各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之间构建垄断联盟，通过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定价权，比较常见的具有串谋定价性质的是大型国企的固定价，共用垄断利润收益。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凭借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炼制权垄断，长期操纵价格。国有企业之所以长期维持超额利润，除了可以实行垄断价格之外，还可以寻求减低税负，减少分红比例等特权，降低成本。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资本优势，建立无孔不入的垄断资本网络，正在进入一切有较大利润空间的行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农业、零售业、旅游业和餐饮业，有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养猪业。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方面，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排斥出越来越多的行业，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另一方面，更多产业部门的进入门槛成本迅速提高，只有垄断国有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
    第二，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结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植，可谓不遗余力，将公共财政资源转移到国有企业；给与税收的超国民待遇，使其少交或不交资源租金；进出口免税、管制推迟和豁免，限制国外竞争；实行“金融压迫”政策；通过银行拥有大量存款，以及金融当局拥有制定存贷利率和选择贷款目标等权力，提供低于市场水准的优惠贷款和成本低廉的融资服务；给亏损企业注资和补偿；排斥或限制民营资本和其他竞争者，保护国有企业高额利润。特别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型国有公司正在大面积地演变成跨国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大公司和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双重好处，其财力之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
    伴随政府对经济资源控制规模和国有企业财富的扩张，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联盟，共同创造、维护和分享财富的结构。国有企业领导同时具有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互调。政府和国有企业精英互为代理人，保证政府行政权力和大公司经营权一体化，形成利益相互输送的稳定机制。
    第三，全民丧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按照法理，一切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人民委托国家行使其所有权。国有企业所得属于国民，国家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用于全民的基本福利。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制衡和监督，加之资讯严重不对称，官僚和国有企业高管不仅获得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利用多种手段将本来属于全民的权益转归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全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名义，是一种虚幻。国民被排除出参与分享国有企业所获得的丰厚红利。
    长期以来，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利润水准、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加以衡量，其经济效益普遍低于民营企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有企业享有垄断超额利润，以及对垄断超额利润的不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个人收入和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突出表现。例如，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人数不足全国职工人数的10%，其所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0%以上，或者说，这几个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数倍于其他行业。国有企业领导除了天价年薪还有支配大量资源的权利。
    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现象，不仅让人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权传统，还让人们联想到美国建国初期那种政府和公司的紧密关系，在重商主义影响下，从公司创立目的、公司运营到公司资本构成，都需要和政府权力相结合，需要体现政府意愿，甚至不乏官商“混合企业”。特别是，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嵌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corporation的“独立法人”和“自然人”等新特性。
    所以，垄断国有企业包括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基因，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特性，以及国家赋予的垄断特权，正在异化为“超级”力量，不仅成为权贵用以转移或者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还是阻止市场经济发育，破坏市场规则和市场的自由组织机制，以及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已经成势。如果没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垄断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渗透、侵入和影响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政府系统会继续堕落，国家会走上逐渐被国有大型企业控制之路。

第三个“关键问题”──“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

从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多次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是，因为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互补性，中央集权构架大体稳固。在1980 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乡镇企业兴起，国有企业下放，试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得到显著扩大。在 1980 年代末期，伴随中央控制经济资源的减少，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增强，一种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模式开始形成。但是，自1990 年代开始，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模式被否定，集权模式被重新确立。
    发生这样的转变，既有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来自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冲击。如果说，1989 年重申“党管干部”是再建中央集权的重要政治举措，那么，1994 年的“税制改革”是再建中央集权过程中重要的经济举措。但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在重建中央集权权威的同时，地方权力不但没有遭到真正抑制，而是以更大的能量崛起。毫无疑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地方权力崛起的关键。
    第一，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1994 年，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替代“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根据“分税制”，税收被分成中央税（国税）、地方税（地税）以及共用税三大类。地方税种大都属于比较贫瘠和征收困难的。所以，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立竿见影地占有了全国大部分收入。中央财政收入跃升，而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对中央财政依存度增加。
    中央政府很快意识到，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维持地方政治稳定，都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进入中央口袋的钱已经出不来了，只能容忍地方政府另辟财源，创立创收新模式。于是，中央政府被迫对地方政府让步 : 其一，容忍地方政府在维持传统功能的同时，兼有“发展型政府”和“掠夺型政府”的双重功能。其二，容忍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控股的公司或者关系公司参与所辖地域的经济活动，并且参与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公司行为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自然不可避免。
    第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地方政府公司化，意味着公共政策和服务不再是政府行为的唯一目标，GDP 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而 GDP 的增长，则是考核政府官员政绩、决定其升迁的关键指标。完成 GDP 增长的主体是公司。于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也就直接转化成为所控制公司的产值、营业额、销售额等指标。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其所控制公司的利润目标重合。在追求增长和利润的动力下，政府以“为企业办实事”为名，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地支持它认为有利可图，又能增加“政绩”的企业，甚至直接主导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与投资者洽谈项目，承诺各种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担保、土地抵押，影响银行贷款，参与公共项目投资等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资本来源主要有四个：税收、卖地、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和地方借款。其中，土地收入资本来源是大头。举债则是另一个资本来源。例如，“城投债”就是解决地方政府项目资金缺口的一种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所控制的公司利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收入因为企业利润增长而“水涨船高”，财政收入增加，则可以补贴关系企业。地方政府和所在区域企业结盟，互惠互利。一方面，政府屈从于大企业（集团）的资本利益，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支持，从给钱到给政策；另一方面，做大的企业则给地方带来名声和税收。其中，也不乏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支持下扶摇直上，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领袖，或是进入人大、政协。
    第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与科层化。地方政府，包括从省到地级市，到县级市，县，再到乡镇一级政府、街道一级政府或者政府派出机构。中国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省会及经济发达的非省会城市几十个，被归为五级市场的县级市有数百个。一般说来，“上行下效”，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科层化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基层政府，也需要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有自己相关的公司。所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和控股的各类公司数目，成千上万，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庞大。2009 年县级经济总量已经占全国的 56.31％，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了 1/4。毫无疑义，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必然导致垄断的科层化，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何以在中国的县一级，甚至乡镇和村一级，都会产生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和个人。
    第四，地方政府公司化与经济联邦制格局。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始终拒绝联邦制。虽然地方官员拥有很大资源支配权，法律上也有地方自治的规定，但是，地方自治程度普遍低下，地方政府仍然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政治上维持集权结构。近二十年来，这样的情况正悄悄地发生改变。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实际权力的扩大，地方利益独立化，而且已经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实际权威，呈现衰微趋势。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地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结成一体，加速各地形成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结构，其直接后果便是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开启了经济联邦制进程。
    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民间融资支援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最终导致供给过剩，大量开发商破产，众多民众血本无归。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到内蒙区政府对鄂尔多斯市的监管权威。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内蒙古自治区并没有约束力。在经济联邦制进程中，地区之间的竞争主体与其说是地方性企业，不如说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这种形式的竞争，很可能导致地方市场割据，不是充分竞争，而是垄断竞争。
    应该说，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增长，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以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分不开的。但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甚至直接公司化，成为具有无限管理职能和利益诉求的经济主体，以 GDP 增长作为政府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 GDP 背后的经济利益，导致政府迷失公共价值目标，本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严重缺位，公共产品和服务匮乏，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不仅如此，一旦政府进入公司化的轨道，在权力的驾驭下，无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游戏规则，为官商的权力和金钱交换提供制度性条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就具有了“董事长”身份，政府的“一把手”也具有了“总经理”身份，这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加速了腐败向各级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的蔓延。
    人们对于因为地方政府公司化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至今还没有予以充分估计。放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继续下去，无疑会彻底腐蚀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但是，如若停止，地方政府回归其履行一般公共职能的角色而不是发展地区经济和维护政治稳定，那将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官僚体系的独立利益被彻底否定，也意味着改变地方政府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摇现存的政治统治架构。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第四个“关键问题”──“关于既得利益集团”。

在现代民主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归属于某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也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归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过是各种利益集团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尚在发育和形成之中，只有既得利益集团捷足先登。
    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于1990 年代，获得长足发展则是过去10年间的事。虽然，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不过20年，其人数在整个人口中比例很低，却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及历史走向。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注入了西方国家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些特性，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既得利益集团是由特权阶层转换而来。早在毛泽东生前，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主体是新政权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有依附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并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在经济、消费品、资讯、教育等方面民众所没有的资源。例如，阅读《参考消息》和“内部读物”，拥有电话和小轿车，享受“特供”，都属于特权。
    用今天的眼光看，如此特权似乎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比较当时民众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那就是天壤之别。文化大革命动摇和冲击了这个特权阶层。但是，自 1990 年代开始，伴随国家极权主义复辟，威权政治兴起，国家资本主义起步，原本被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所抑制的特权阶层再次得以凝聚，并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向经济领域扩展，参与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改变了存在形态，使得原本简单和单薄的政治特权转化为相对复杂和雄厚的利益集团。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度家族化。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家族化最初表现为“太子党”现象。1989 年之后，共产党元老在平衡家族利益和默认“太子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问题上形成共识，大体奠定了家族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格局。2000 年前后，以政权新贵为背景的“新太子党”全面崛起，并派生出“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但是，他们基本被同化。另外，家族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联姻，逐渐形成了新型“门阀制度”。在社会上，再次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现象。
    值得提及的是，在这种新型的“门阀制度”中，还混合了所谓西方贵族文化、礼仪，甚至等级元素。为此，他们的后代，对欧美的所谓贵族式教育趋之若鹜。在 21 世纪的中国，这种和血统紧密联系的、以家族化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拥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特权的同时，还拥有在社会财富资源配置中的优先位置，无视法律，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规则，阻碍其他社会精英，特别是“底层知识青年”的上升通道，让人们相信和崇拜权力，羡慕金钱和家庭背景，动摇支撑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几年前的那个“我爸是李刚”的故事，就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基层的一种畸形和变态的显现。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基于权力和资本的持续交换。一方面，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资本化冲动，一切资本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通过商业操作和权力运作的结合，实现最少投入和最大产出，权力最终转化为财富。另一方面，资本也有权力化的冲动。通过金钱改变权力结构，影响甚至驾驭决策，控制行政资源配置，可以获得超常的高额回报。通过权力和资本持续不断地交换，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得到积聚。
    如何划分既得利益集团的类型，有不同的方法。最有影响的分类是将既得利益集团分解为政府官僚利益集团、部门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四种既得利益集团是互相交叉的。需要强调的是，权力和资本比较，权力更为重要。在中国权力至上和官本位的国情之下，支撑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始终是政治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反抗任何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四，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化、体系化、国际化和多面化。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化，主要指既得利益集团的产业和地区板块。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几乎涉及一切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部门。即使是文化、教育、医疗和法律系统也不可幸免。例如，“石油帮”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石油板块”；“上海帮”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上海板块”。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体系化，是指既得利益集团的纵向分布，从中央到基层。乌坎村事件的对抗双方，一方是村民，另一方则是村和乡镇一级的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国际化，是指既得利益集团与跨国公司和海外资本紧密合作。西方国家各种机构参与其中，从大型公司、投资银行、全球性基金到名牌大学，其地理跨度从东京、莫斯科到伦敦、纽约。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多面化，则是指既得利益集团大都有合法的外壳，例如，公司、基金，甚至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庙宇和 NGO，都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载体或者平台。还有，既得利益集团与“黑社会”的联系，参与肮脏不堪的交易。
    第五，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政策，却不受制衡。在民主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获得某些经济和政治利益分配，需要通过各种“院外活动”，以求影响政府官员的相关决策。但是，因为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政府依民主程序而更迭，以及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政府运作，一手遮天。但是，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通有无，诉求基本一致，彼此之间不需要竞争，不存在制衡。
    此外，因为没有民主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和政府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政府不仅难以成为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者，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垄断能力，根本不需要支付“院外活动”和“游说”成本，政府部门就会做出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决策。既得利益集团还可以从政府的公共政策，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区域政策，甚至扶贫政策中获得新的利益，直接参与和享用公共产品的分配。更严重的是，即使既得利益集团侵害了公众利益，例如毒奶粉事件，也可以被网开一面。薄熙来事件所折射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实现了政治权力、司法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以及国内和国际权势网络的紧密结合。
    毫无疑义，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显现出三个趋势：其一，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融合。垄断国有企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重要的安身之所，从而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对某些产品、行业和区域的市场控制，增加超额垄断利润。在中国，没有垄断的既得利益和没有既得利益的垄断是不可想像的。其二，既得利益集团向媒体渗透和延伸，主导舆论，完成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其三，既得利益集团对司法系统的影响全面增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家利益不断被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被重组。
    所以，今天的既得利益体集团，已经不是一个“集团”二字所能容纳，而是拥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社会阶层，甚至说，是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既得利益阶层，蔑视法律体系，破坏市场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机制，压缩中产阶级生长空间，加剧贫富差别，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中国要进步，不仅要正视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而且必须打破其存在的格局。

第五个“关键问题”──“关于经济增长”。

过去20年，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时期，在政府、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增长联盟”主导下，实行了一种接近“大推进”理论的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曾经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特生产方式”在中国得以空前的放大，使之成为了“世界工厂”。
    但是，2012 年，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显现和预示着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下落。对于这样的经济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2012 年的经济下落是暂时的，只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点，仍旧可以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另一种判断是，2012 年是历史性拐点，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后一种判断更接近事实。从中长期看，至少有如下五个约束条件发生作用，使中国的高增长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
    第一，经济增长阶段。在当代世界，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格局和速度，都需要确认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来说，因为彼此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 1960 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于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依然很有帮助。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中国目前显然完成了起飞阶段，处于向 “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不论是依据统计资料还是经验观察，1980 年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从 1990 年代初至 2010 年前后则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在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加速度，一般国家如此，对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尤其如此。但是，一旦中国开始进入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长的放慢就是不可避免的。
    主要原因是：“技术成熟”的前提是知识经济。建立知识经济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大规模地、长期地投入，还需要教育、科研和企业制度的配套改革，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刚刚起步。而实现“大众消费”，需要整个社会将注意力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转到消费，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领域。现阶段的中国，告别贫困不久，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别严重，中产阶级成长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众消费能力不足。中国还面临着要对传统农业和工业补课的问题。例如，在农业领域，如何避免粮食大规模减产和发生粮食危机；在工业领域，如何在发展资本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同时，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或过快地衰落，以维持就业水准。
    特别是，不论进入“技术成熟”，还是“大众消费”阶段，都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所有这些问题表明，中国要全面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要建成一个福利社会，是一个更为遥远的目标。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以高档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住宅建设热潮和闲暇消费兴起作为标志，经济正在从过分依赖投资驱动转型到倚重消费拉动，所以中国已经步入“大众消费”阶段。这种看法的根据没有普遍意义，与实际差距甚远，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总之，与“经济起飞”阶段相比较，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减速。
    第二，经济周期。任何经济体，都受制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没有超越经济周期规律。那时的经济周期，一般为期五年左右。影响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经济与五年计划相关的工业投资和政治运动。进入经济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周期规律被打破，经济周期明显的模糊化，呈现紊乱、滞后和延迟等特征。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时期的经济周期现象时陷入了困境。
    有一种解释是以 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末的 GDP 增长率为主要根据，提出这个时期经历了四轮完整的波动期（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1999），经济周期特点分别是：增势平稳，“增长型”占主导，没有发生经济负增长；波峰和波谷的落差缩小在“高位型”向“中位型”变动之间；周期波动系数显著下降；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在此基础上，他们将中国经济周期概括为“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
    这样的周期分析，显然背弃了经济周期终究与繁荣和萧条相联系的根本特征，换句话说，没有了繁荣和萧条，哪还有周期可言？为了自圆其说，有学者创造了一种“反周期”理论，即政府通过实施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策改变了周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反周期”政策和实践加以改变。按照这种“反周期”理论的逻辑，中国经济可以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持续处于高增长和繁荣状态。这无疑是不足为信的理论。中国在过去30余年，因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干扰了其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周期机制，但是，并没有可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规律。
    进入2012 年，由于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周期“水落石出”，原本遭到掩盖和干扰的那些造成经济周期的因素开始全面显现。这些因素包括创新因素、政治性周期因素，以及货币化、投资周期、消费周期和社会预期心理，等等。不仅如此，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长、中、短三种周期的迹象开始同时呈现，形成制衡经济增长的大环境。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长波因素的作用。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每个周期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等创新活动的勃兴和衰落。中国不得不告别以往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渡到以“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创新等影响长波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经济周期步入尾声，过去的产业结构均衡开始被解构，经济制度有待全面调整。繁荣需要创新，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畸形的资本和技术市场，抑制竞争和企业家成长，不利于创新。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制度变革，推动创新；或者继续压制创新的体制。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选择，经济增长成本都会提高，增长速度放慢不可避免。
    第三，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主要是货币金融经济失衡。货币金融经济市场化滞后。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问题，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相对下降，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增长，但是，工业结构总体水准仍处于较低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未发挥主导作用。简言之，就是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部门落后。例如，资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创新结构尚未全面形成。
    再次，产业结构还是一个动态概念。近年来，加工工业的数码化，引发了新的工业革命。3D 印刷机正在实现资讯革命、网络革命和加工工业的融合，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其意义远远超过 18 世纪英国主导的纺织，20 世纪初以福特工业生产线和企业管理代表的工业革命，颠覆了人们的工业生产概念。工业化由此从 2.0 版跳跃到 3.0 版。所以，中国至今所完成的不过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要实现 3.0 版的工业化，必须改造工业结构，为此，需要时间、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
    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在当代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置疑的相关联系。这是因为不同年龄组的人的经济行为，如生产、储蓄、消费、投资行为等，存在着“异质性”，且通过一系列中介变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年轻人口比重大的社会，劳动力抚养负担较小，劳动力供给充足，容易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所谓“人口红利”。
    中国过去30年，大体是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劳动力充裕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时期，是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积极互动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生育率下降，并导致中国在 21 世纪过后不久快速进入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分之一。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 40%。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中将有 1/3 达到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4.38 亿。
    人口结构老化，使家庭和社会的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养老金支出水准和总量进入持续增长期；曾经的储蓄主体转变为消费主体，高储蓄时代随之而去；老龄群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供给，加之新生代自愿失业人口增加和不再爱劳动的人口增长，劳动力成本将不可抑制地上升。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人口红利”减少和消失。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无非是两个方法：调整人口政策，逐渐增加新生人口比重，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不论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短期内没有可能实现的。
    第五，生态环境。过去二、三十年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增长模式，持续地损害和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如今，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四大生态环境问题共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呈现系统性、复合性和难以逆转的趋势。此外，还不断有新的人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例如所谓的“转基因工程”。面对同时并存的经济增长压力和生态环境危机，中国的选择空间其实有限。
    其一，尽可能延长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实施改善生态环境的财富存量。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已经过大，加剧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恶化抵消解决经济增长的效益，如果要扣除环境成本，社会财富存量会大幅降低。更为严重的是，现存的增长方式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导致医疗支出攀升，侵蚀居民有限财富，触发更多的群体事件。公众不得不为此支付健康和金钱成本；政府则要支付更多维稳成本。
    其二，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例如，关闭或者改造所谓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产业和工厂，势必引起失业和增长低落。
    其三，发展“生态现代化取向”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置换。目前，中国上下都在讲“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但是，实践证明，对于这些产业的投入和效果是不成比例的。总之，上述任何一种选择，都表明了生态环境不仅已经开始制约经济的高增长，而且制约的强度会不断加重。
    事实上，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还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长时代结束。但是，从经济决策层、各级政府、主流经济学家，都已经习惯了高增长，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以为只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思路和新办法，还可以刺激经济高增长。在短期内，某些刺激手段可能还有效果，但是，长程的代价将会更大。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是否可以完成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内生增长”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形成内部自创的优势，建立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中国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改变经济、教育和科研制度。

第六个“关键问题”──“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大跃进。人们对于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乐观态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说过：影响未来世界的是两大经济事件，一是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城市化。

2011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学界和媒体，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寄托于城镇化，并且形成了舆论热潮。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城镇化和城市化已经不可分割，而城市化已经逼近极限。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空间的丧失。中央政府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重申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卫星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基本背离这样的战略和规划。

这是因为，实行“县改市”和“中心组合”模式，急遽压缩了小城镇的空间。同时，已有的城市用地空间不断扩张，不仅中心市区扩大，市区边界和市域边界重合，而且增加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和新区，将城市周边的乡镇直接吸纳到城市体系之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在各地大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中等城市个数与人口规模也在增加和扩大。不仅如此，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所有这些事实，反应在相关的统计上，就是城市数目持续增加，而镇的数目相应减少。在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似乎与世界的城市化历史，特别是大都市化和城市集群化相一致，但是，就其土地成本、资本来源、政府作用、形成方式和机制，以及受益者等方面都与世界城市化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城市化或城镇化和农村空间减少、农业用地恶化。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扩大城市占地面积，表现为房地产业扩张。政府通过征用农民土地，缩减集体土地，扩大国有土地。十数年来，城市化通过“灭村运动”，实现了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和高速度地再剥夺。 2012 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了一组资料：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中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 100 多万个锐减到 64 万多个。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中国从十年前的 360 万个村落，减少到现在的 270 万个，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每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在没有消亡的村落中，还有很高比例的“空心村”，即所谓的产业空、青年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如此下去，不仅是农业用地还在不断被侵蚀，流失和破碎化，而且是农村的空间急遽减少，农村继续凋敝、衰落、消亡。广大农村人口正在失去自我存活的最后保障。
    第三，城市化难以持续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和工业化逐渐分离。以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为例，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第二产业，而且是排挤第二产业，那种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的传统模式不复存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农民缺少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城市的生存成本过高，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所无力承受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当城市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过去，城市不能继续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又难以在城市自主就业，而原本的家园已经消失或者衰败，重新成为农民不再可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会成为流动型“失业人口”，数倍于城镇的失业人口。这种农民工失业群体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四，城市开发强度正在逼近极限。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中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0%，平原面积低于 40%，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万平方公里左右，扣掉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中国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过是 27万平方公里，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3%。这就是极限。从个别城市化地区看，开发强度已经过高。上海的开发强度已经达到 36.5%。北京的开发强度接近 48%。而伦敦城市开发强度不过是 23.7%，东京城市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4%。开发强度过高，说明在一定空间内集聚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过大，同时意味着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相对减少，意味着提供农产品和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
    第五，城市的生态系统日益脆弱。水资源是城市产生和发展最为基本的条件。古今中外，莫过如此。但是，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缺水范围扩大，缺水程度加深。目前，在全国 660个城市中，缺水的城市超过二分之一，严重缺水的超过六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水资源品质因为水污染蔓延而恶化。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所有这些，说明城市化的生态系统也在逼近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没有经历传统城市的自然发育和成长过程，而是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更像“城市化”运动，有着显而易见的“揠苗助长”痕迹。这样的城市化，不是缓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而是拉大区域经济的失衡；不是提高空间经济积聚效应，而是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密度减少。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的利益集团，不断外推城市边界，刺激地域级差，共同分享因为城市化所形成的财富果实。有人说，房地产业绑架了城市化，并不过分。
    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新的一轮“城镇化”，无疑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复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形成一次波及穷乡僻壤的“城镇化”运动。所不同的是，此次“城镇化”需要突破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实现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向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还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将全面遭遇因为资本、空间、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极限”的挑战，不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些“极限”，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潜力之说，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第七个“关键问题”──“关于执政党、国家和社会”。

在1980 年代，中国曾经有过“还权于民”和民主宪政导向的政治改革努力。但是，1989 年之后，这样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滞，继续党国体制，压制民间社会。但是，这绝不是说，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相反，过去20余年，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改变。让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执政党。在中国，执政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执政党。但是，对于其内部的变化，人们往往注意不够。其一，党员人数膨胀。现在，中共党员达 8,260 余万，因为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吐故纳新”，人数还会继续增长。其规模足以使共产党本身自成一个“社会”，或者说与社会的界限模糊化，其所谓“先进性”自然消失。

其二，党员年龄结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

其三，党员的信仰多元化。虽然共产主义是规定的信仰，但是，大部分党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相反，更容易接受的是资本主义和不同宗教。有数量可观的党员皈依某种宗教。
    其四，党不再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相当比例党员是有产者，甚至是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主导中共的核心集团和周边集团，基本都是有产阶级，而且是最富有的一群。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者政党已经成为“有产者”主导的党。江泽民曾经试图通过“三个代表”来调和大量有产者成为党员，或者原来的无产者党员变为有产者这一违背党章的矛盾。
    其五，党内派别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当多的各级党委会正在股东化和董事会化。那种党内派别斗争源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其六，党产及其所支配的财富膨胀。

其七，党的机构、权力扩张，官僚化。特别是党的各级“一把手”，从支部书记到党委书记和党组书记，其权力之大，没有力量可以制衡。

其八，党的意志不再可能凝聚社会的人心。

其九，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运动结合维持统治的方式基本结束。

其十，党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崇拜不复存在。个人对领导权的绝对控制不再可能。
    所以说，今天的共产早已经不是 1957年储安平批评那个“党天下”的共产党。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比较，与改革初期胡耀邦和赵紫阳任总书记的 1980 年代的共产党比较，此共产党非彼共产党。可以肯定地说，若没有政治变革和党内民主化，其已经走到了不可能继续沿着过去模式运行下去的时刻。别的不说，当党员人数超过一亿的时候，势必难以承受自身的管理成本。
    第二，国家。中国仍旧是所谓的“党国体制”。党和国毕竟是不同的政治实体，其内涵是说党可以控制国家，而不是说党可以取代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变，国也在变，国家体系中的“内生性”现代化力量开始形成。
    其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速度快于党对国家控制能力的扩展速度。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背离，彼此的利益覆盖率下降，甚至发生错位。在中共十八大期间及其之后，在党内党外都有腐败会“亡党”和“亡国”之论，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党和国的差别，“亡党”并非“亡国”。其二，地方实力全面扩大，中央集权体制衰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经常化和普遍化；其三，国家的立法机构扩张，专门委员会权力加强，成文的法律体系趋于健全；其四，司法部门实现形式上的独立；其五，国家公务人员的技术官僚化，形成独立利益，在国家体系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倾向于所在的国家系统。其六，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形成垄断国有企业和国家的联盟化趋势。其结果是强化国家所控制的资源基础，推动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分离。
    第三，社会。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公民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再是《1984》中描写的，或者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极权主义社会。其一，对民众思想控制基本失效。资讯革命打破了资讯封锁和宣传垄断。其二，阻止信仰自由和各种宗教的传播，基本没有可能。其三，知识分子和民众拥有日益扩大的话语空间。其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路社会迅速形成。其五，各种非赢利和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其六，各种新形式的社区开始趋于稳定，并开始了自组织过程。其七，维权运动已经规模化。维权范围从经济利益到公民政治权利。其八，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分化，其中不少人投入社会改革运动。过去，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始终没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中很大比例已被现行体制所同化，不能构成推动宪政民主的主力。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虽然政府权力还在持续扩大，政治干预无所不在，政府不断加大控制社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设立管制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压缩社会的自组织空间，但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觉醒、自我发育和自我组织不可阻挡。
    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党开始“罩不住”国家，国家开始“罩不住”社会。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单行线”变为“双行线”：也就是从简单的党控制国家，国家再控制社会，转变为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和党，社会的深层结构变化，社会各界对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各种形式的反抗，不断刺激现代国家意识的复苏，国家行为已经开始与党的系统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距离。“党国体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解构迹象。上述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上国家制度现代化之路和形成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 已经不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实现的时间问题。

第八个“关键问题”──“关于中国与全球化”。

毛泽东时代也是世界的冷战时代，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在经济上基本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国际关系方面，虽然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之外，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和第三世界的朋友加领袖，奉行反帝、反修的立场。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一度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国。

自 1980 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恰逢冷战时代走向结束，全球化兴起。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实现了经济成长和经济起飞，参与了全球化的财富创造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在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背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即使想回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也是断然不可能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第一，中国和国际分工。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利用成本低廉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或者天然禀赋，在原有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世界工厂，保证外贸出口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是中国吸引外资，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以及中国实现加工工业产业集聚和国际贸易良性互动的基本动因。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制造一度席卷全球。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产品价值链上的主要收益者，中国制造意味着“薄利多销”。
    正当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分工的时候，劳动力价格全面提高了，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增长，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时代迅速完结。问题是，跨国公司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微观基础与主导力量，中国厂商受控于跨国公司。一旦中国制造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就可以轻易转移其制造基地。
    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流失，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建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成为资本金融大国，绝非易事。这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意味着要压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空间，要以发达国家作为新的竞争对手，中国显然还不具备基本的条件。进一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停止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转型，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进步从来没有停止，中国还有一个如何追赶的问题。
    第二，中国和国际市场。中国依赖国际市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能源、原材料的持续进口。只要中国经济无法超越 “相对人口过剩─ GDP 增长─政府投资─生产和产能过剩”的框架，传统国际市场（贸易）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出口对中国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不仅为了实现机械设备加工能力，而且为了变相输出剩余劳动力和生产能力。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依靠世界市场吸纳产品，另一方面更大规模地进口海外能源和其他资源，支援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
    然而，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不论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位置，都少有定价主权。且不讲石油、黄金、高科技产品、铁矿石、其他工业原料，就是农产品、高档耐用消费品，甚至化妆品的定价权，或者被国际期货市场控制，或者在国际零售商手中。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可以影响国内的价格结构，甚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原因。加工工业尚且如此，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几乎都不可能离开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特别是，近年来，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他们正在重复着中国曾经的优势，建立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第三，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国要参加全球化，就不得不接受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从生产、会计、法律、国际收支平衡表，甚至和经济活动相关的话语系统，都要遵循西方商业社会的标准。在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领域，尤其如此。事实是，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外汇储备结构的变动、所持美国巨额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数量调整，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型，都难以超越既定的世界货币金融框架。
    2009 年春天，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不久的伦敦 G20 金融峰会前后，中国多位财经高官，就所谓“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问题发出声音，阐述因为美国政府失职造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中国立场，并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主张。但是，世界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反响有限。即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基本没有接受中国宣导和支持的任何改革建议。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和机构，尚未具备实质性影响力，更现实的选择是继续保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更要重视国际因素。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加息或减息对中国的影响会强化而不是弱化。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同样会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所谓“热钱”的一劳永逸的控制。
    现在，中国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从全球化得到的边际收益下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下，“后发优势”流失，日益受制于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国虽然开始形成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的意向，但是，因为并不具备可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向的势力，而且对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还在深化，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有效地影响世界经济秩序。这不仅因为少数国家可以随意调整世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基本完结，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是商业社会，是公司，是大众消费者，而商业社会、公司和大众消费者需要的是稳定的利益分配和利益预期。
    小结
    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发现，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制度中的不良遗传基因的杂合和变异：公有制没有了，真正的私有制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国家垄断主导的“产权”体系；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平均主义没有了，机会平等无法实现，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地解决“贫穷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力解决“富裕中国”的国民分配问题。所以，这样的制度转型与大多数民众利益背道而驰，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处于非均衡和非稳定状态，面临着解构和失序的危险。
    面对如此失败的和丧失民心的转型，执政者们的选择无非是两种：其一，拒绝改弦更张，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希望通过时间使得很多社会矛盾获得自然解决。当然，也会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诸如整肃贪污腐败，以缓和官民对立。这种选择，不能治本，势必导致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聚变。因此，究竟历史还给多少拖下去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二，改弦更张，尽快开始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再转型，开启民主化进程，再建市场经济和发展公民社会。为此，需要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实现全民共识。只有这样的选择，方可以最低的历史成本换取最大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