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民族文化（全文）

财经网　2013年03月08日

     只有那些渗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此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或推动历史进步，或阻碍历史进步；这部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

        确立文化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

　　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而言之，有三派。一是否定派；一是肯定派；一是有所否定有所肯定派。

　　有意思的是，各派都能摆出大量的事实来支撑自己的结论。这些事实来自于大量的典籍，文物与出土文物，口头流传的故事传说，各种各样的乡风民俗……沿着各派的思路去考察，应该说，各有各的根据和道理，并非完全的胡说八道。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流淌，否定与肯定两派，好象轮流做庄，你唱罢了我来唱。十年文革，当然是否定派红极一时，摆出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超级革命的姿态，横扫传统文化。最近几年，面对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状，国学几乎成了拯救末世的救星，担当着“大国崛起”的文化方面军的角色。孔子、老子、庄子纷纷出使国外，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引领21世纪世界文化主潮”的欢歌。我遇到过一位民企的老板，意满志得地告诉我，他的企业管理的妙法就是全体职工熟读《弟子规》，现金奖励背诵烂熟的职工。他如数家珍地述说效果显著的事例；而我的感觉是，这些事例的基本内容就是所有职工成了他一呼百应的“听话”的乖宝宝。

　　多年来我思考一个问题：五千年的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骄傲，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倍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内战，又是一个接着一个；好不容易，出了个除港、澳、台的空前统一的共和国，满以为从此可以全力以赴投身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不料却是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终于引出了破坏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万幸的是有了一个标志转机的粉碎“四人帮”，让我们转入了改革开放的航道，社会，尤其是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还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行的百名之后，而新阶段有新的矛盾新的危机，需得深层的改革开放，启动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距今甚远的目标。为什么骄人的民族文化，却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发达国家的文化基础？难道文化只是一种无关是非、优劣、利害的摆设，而无补于民族、国家、社会的进步？

　　因此，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文化的价值，成了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一个民族的文化渗透在这个民族的肌体之中，是这个民族整体状况的体现。这里首先要推出一个整体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各样的文化定义近200之多）：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很完整，它包含了整体文化的基本元素。一是它确定了文化创造的主体：人。二是它揭示了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三是它指明了文化创造的落脚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四是它包含了文化价值判定的标准：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就是优良的文化，反之则是劣质或病态的文化。

　　于是，我们可以从生存与发展的总体上，从根本上判断，中华民族文化进入17世纪之后逐渐显出衰老、落后和病态；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侵入，完全暴露了它和现代文化遥远的距离。不作如是观，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不敢正视这个文化原因，我们就无法痛下决心，弃旧图新，去创造利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崭新的文化。

　　作出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判断，是否等于否定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没有优秀的文化呢？回答是：不！在我们的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元素，有的堪称现代文化的萌芽和先声。那么，怎样解释我上面的结论（与现代文化距离遥远）呢？

　　把握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

　　我们有一个长久的误解，即以为凡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些今天看来很优秀、很进步的文化现象代表着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以为，审视文化传统的这个视角错了。

　　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并不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现象都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那些渗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此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或推动历史进步，或阻碍历史进步；这部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

　　这里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几个标准：第一、它不是个别精英人物的理念和言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民众心中的文化元素。第二、它集中凝结在文化的核心部位——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所以称之为“文化之魂”。第三、它支配着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第四、它转化为影响民族命运的物质力量，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它或推动历史前进，或阻碍历史进步。

　　这才是我们审视、衡定民族文化的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认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优质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都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它们没有达到上述的标准。

　　譬如，孟子的“民贵君轻”以及他的一系列对于皇权大不敬的言论；都被誉之为“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但试问：几千年来，我们的“民”何时“贵”过，而“君”又何时“轻”过？几千年来只有皇权改姓，没有民权伸张。这一点鲁迅说得最为透彻。他说，我们只有“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稳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感叹，我们还没有“第三个时代”——这就是人民“贵”为主人的时代。时至今日，这还只是个追求的目标。虽然宪法具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条款，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从宪法到宪政，还有一个此长彼消的曲曲折折的过程。

　　再譬如孔子的“和为贵”不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甚至被看成是可以推之全球的“代表东方的文化杰作”。但历史实践的回答，恰恰是相反的：“和为贵”在中国属于“稀缺文化资源”，与“斗争哲学”、“仇杀心理”之深厚广泛几乎不成比例。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中国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3800多次，当我们躺在靠椅上欣赏代表“中国智慧”的《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可知道这“智慧”消耗的人口是多少吗？尽管具体数字有争议，如有的说：从作为三国之战开端的东汉恒帝时（公元156年）到三国之战结束--晋武帝统一中国，总人口从5600多万降至1600多万；但死多活少却是大家的共识。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曹操“眉头一皱”，诸葛亮“羽扇一摇”，而“计上心来”，让大家击节叫好的时候，都是以多少人的死亡为代价的；中国大实话中最真的实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不得不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持续十年之久，在一个没有内外战争的时代，而以花样百出的“斗争”方式造成了上千万非正常死亡，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其文化特征就是空前地张扬了中国的“斗争哲学”，把“仇恨心理”渗入一切人际关系之中，包括了父子、兄弟、夫妻，而扫荡了本非主流的一个“和”字。无可辩驳地印证了一个结论：“和”是中国的稀缺的文化资源。

　　还有一个出自《礼记》的文化概念，历来也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那就是“天下为公”；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最稀缺的文化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先秦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后，备受赞扬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始”了什么呢？历史事实作了回答：一个又一个的“家天下”；汉、唐、宋、元、明、清，哪个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天下！袁世凯当上总统，其时宪政不实，总统的权力已不亚于皇帝，却仍然心有不甘，一定要把“袁”字作成国家的牌号。而一代代的农民革命的理想目标，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又一个“家天下”，就像阿Q，革命的梦想是未庄的天下就是“我”的，包括秀才家娘子的宁式床，还有吴妈和小尼姑。此后的革命家们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家天下”的观念遭到冲击，却未清洗；“家天下”仍然阴魂不散，“家天下”在另一个派生的观念中复活并且活跃，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显然，“天下为公”还不能“挤”进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那么，这些生长在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如何定名，它们的历史意义何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它们有无实际的作用？

　　我把这一部分的文化称之为历史文本文化。而划出它们和民族文化的区别和界线，不是轻视和忽略，而恰是为了突出它们在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中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启蒙；启蒙就是要把这些先进的文化元素，逐步渗入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心中，改变并丰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从而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转化为崭新的物质力量，达到推动历史进步的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也有个别的精英具备了先进的文化元素，如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没有融入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是，文革不能发生，更不能持续。如今，我们需要通过启蒙，把他们的思想转化成大多数民众的思想，民族文化由此更新，而杜绝文革的重演，从而壮大推动改革开放的物质力量。可见，发现和阐明历史文本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区别和联系，是多么的重要。

        直面民族文化核心的消极因素

　　无论是传统民族文化还是现代民族文化，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无论是批判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还是建设发展现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弄清两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文革十年从始至终，也给我们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发掘文革产生和持续十年的文化支撑点，对于我们把握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民族文化的核心的、根本的区别，认清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的关键，至关重要。

　　文革十年，打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旗号，很多优秀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的确遭到重创，但非常诡异的是：支撑文革起动、持续的，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消极因素。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能适应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头换面地生存下来；每一次改头换面，它会变得更加眩目，更加诱人；它的消极因素会发挥更大的破坏性。有一句泄露天机的话，叫“马克思加秦始皇”。套用洋务派的名言，即“秦始皇为体，马克思为用”。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的拿来统治中华民族的“体”（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这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

　　当然，这个“体”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秦朝之前已经产生和发展，而到了秦始皇手里，这个观念系统化、制度化，达到了大一统的境界和高度。

　　关于这一点，鲁迅有过言简意赅的描述。我最不喜欢引章摘句，但鲁迅的这段话，我已不止一次地全文照录。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杂文集《坟》。《灯下漫笔》）

　　这个重要的发现，在杰出的学者白盾（注：他杰出但不很有名气；杰出未必著名，著名未必杰出，是“中国特色”）的著作《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未删节本在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给予了全面、系统、精辟的阐述。有助于读懂中国，是这本书的重大价值。我在此再次隆重的向广大读者推广。

　　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这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即所谓“秦制”，据此施行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听话”的顺民，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牢固的基础。他们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

　　真理的源头是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以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则把最高统治者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几千年来圣旨照例以“奉天承运”四个字起首。圣旨成了不容批评、不容怀疑甚至不容“腹诽”的最高真理。由此出发，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真理”灌输下去，一直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也有一个“官衔”，称之为“家长”。在英文中没有相应的专有名词，硬要翻译，只能很啰嗦的硬翻成the headofafamily；反过来再翻成中文就是“一个家庭的头儿”。于是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上对于下的管辖权，下对于上的臣服；通俗的说法，上对于下就是“我说了算”，下对于上就是“听话”，即把上一级的话，奉为真理。这既是政治关系，也是道德和伦理关系；并且形成了水银泻地、无所不在的评价人的基本标准：听话；听不听话，是好与坏、优与劣的界线。

　　听话，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由林彪给予了权威的表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并且强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定位为不容怀疑的“最高指示”。执行还是违背，坚信还是怀疑，用刑律予以处置，这就是造成旷世之灾的《公安六条》。为了深入人心，还借鉴了宗教仪式，既有人手一册类似于圣经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与早祈祷晚祈祷一样的仪式--早请示晚汇报。真理按等级来分配的准则达到了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境地。

　　谄上压下的人格模式

　　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长期全面的统治，也熏染出民族特色的人格模式，鲁迅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见了狼像羊，见了羊像狼。

　　这种人格模式不仅在宫廷、官场成了求生存必备的本能，在民间、下层也成了司空见惯处世之本。在《红楼梦》的贾府里，不仅主子层有上下之别，仆人、丫头也有大小之分。晴雯被看成是一个有一点“犯上”性格的丫头，但她是大丫头、陪房丫头，在比她地位更低的小丫头面前，她依然难免“见了羊像狼”的人格元素；骂起小丫头来照样有着居高临下的口气。那个在未庄最底层的阿Q，见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如“羊”般的驯服，可见了小尼姑、小D这些比他更弱的弱者，他马上会露出“狼”的气势；摸摸小尼姑的光头，得意非凡。

　　在文革中，我常见这种很有“民族性格”的人物。譬如在一个“学习班”中，大家都是“地、富、反、坏、右”或和这五种人有瓜葛的“审查对象”。其中有的人被定为“检查深刻”“悔过心切”的“积极分子”，甚至得赏，封为学习班的“小组长”；这种人对那些被定为“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展露凶狠往往超过了“根正苗红”的“革命派”；更具有羊狼两面的人格。

　　“紧跟权势”的认知途径

　　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路线。而中国特色的认知途径则是“紧跟权势”；细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恶（是非），贵贱胜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对是错），是美是丑，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不靠实践，不靠独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谕，大人的表态，上峰的拍板。

　　这就是几千年来，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政治文化长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没有这种渗透于心的民族文化心理，文革不能发生，更不能持续。对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针锋相对，直面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消极的文化因素--经过重新包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这次的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恢复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人际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途径；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

　　这三大成果为中国现代公民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这个文化土壤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现代公民，一定是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无可替代的正能量。鲁迅开创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传统，在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继承了，发展了，打开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沈敏特为著名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